繁瑣的不安，與昨晚的三個噩夢──專訪馬來西亞華人作家馬尼尼為

文字｜黃于真
攝影｜小路

距第一本書《帶著你的雜質發亮》已然過了十一年，《故鄉無用》是馬尼尼為第一本長篇形式的創作，也是睽違六年再度書寫故鄉的作品。形式不重要，讀者的想法也不在考慮範圍中，馬尼尼為的創作總是任性，但任性中又存在著某種或可稱作信任的赤裸。故鄉與母親總是創作的沃土，憤怒與愛又何嘗不是，在不可靠的記憶與情緒裡，以文字為土，捏塑出一片理想（但不被所有人理解）的落腳地。

《故鄉無用》是馬尼尼為的首部長篇創作，以馬來西亞為背景，一貫詩化的文字，在虛實交錯間講述故鄉、家庭與「我」的故事。創作是本能的慾望，文字是尖刀，持續戳刺成功與正常的價值定義。人的有用與無用該如何區分？那些被看不起的人們正持續凝視著。

Q　在《故鄉無用》裡，您提到這是寫作十年、二十年來第一次體會到當作家的感覺；在形式上，《故鄉無用》也是您的第一本小說。想請您談談這本書對您來說的意義，以及這次書寫與過往的經驗是否有哪些不同？

A　其實我從來沒有說《故鄉無用》是小說，我沒有想要定位它，它是什麼東西也不重要，我沒有去想這件事情。書封上，也只是寫這是首部長篇創作。但你說散文有長篇的嗎？好像也沒有，說到底它是小說還是散文不重要吧？我不想去給它一個定義或是一個答案。每一本作品對我來說都像是第一本，都像是我重新開始做一件事，雖然外在有些不同，像是長短篇的差異，可是作為書寫者的我覺得那些都沒有差別，我在寫的時候不會刻意去想、去定義它。當然，隨著經驗的累積，我會有更多想要布局的意識在裡面，在時空或角色的調動上會更有想法，或說是更有意識地去操控。它是長篇的創作，一定還是要有整理跟調動，不像寫一首詩那麼自由。長篇有花更多心思是肯定的。

Q　您是創作者，同時也是讀者。好奇您是怎麼看待不同文類（小說、詩、散文）與載體（繪畫、文字）間的轉換，您覺得不可或缺的特質是什麼？又，您是怎麼理解創作者與讀者間的關係呢？

A　我比較少看小說，閱讀時我較容易忽略情節。我不喜歡看情節，喜歡看句子。我會留意寫作風格，但也有一些書，是純粹欣賞它的故事，像《郊區佛陀》的作者哈尼夫．庫雷西，看他的作品時非常享受，但同時也知道自己不會寫出這樣的東西，只是純粹作為一個讀者享受閱讀的快樂。我翻書的時候並非要把書看完，而是想看到一些可以打動我的句子或寫作方式。

審美這個東西很複雜，看畫或文字都是，這很難一下子說清楚，特別是圖畫，我會期待它會有讓我不舒服或吃驚的感覺，大部分我喜歡的都不是美好的東西。當然我也知道這類風格並不迎合市場大眾，但是那又怎樣呢？我自己不會去想讀者的感受。怎麼去想？每個人的背景都不一樣。

我應該算是一種比較不討喜的人吧（笑），一種比較尖銳的人。是一個不太對讀者負責的作者。我的東西可能並不好讀，或許會讓人有一些閱讀障礙、造成困擾，但我其實沒有這些顧慮。能夠被讀者接受也是一種意外。不過，創作者與讀者應該是一種自然的關係，就像媽媽跟小孩的關係有千百萬種，我跟讀者的關係也可以有很多種。

Q　故鄉與母親在您的書寫中一直都佔有重要的地位，對您來說「創作」是一種記錄、回憶，或是也具有梳理或療傷的效果？反覆書寫母親與故鄉，對您的創作有何種意義和影響？

A　反覆書寫一個主題應該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會發生，那個被書寫的東西一定有一種力量、一種飽滿，讓你可以不停的去寫它，它有它的魅力。母親跟故鄉，這兩個東西就像泥土，會從中不停長出各種各樣的東西，你每一次去看它可能都會感到意外，所以它才可以不停的被重寫。

不過，我非常少重看過往的書寫。回翻的時候，我總覺得像在看神經病寫的東西，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寫出這樣的作品，那是沒辦法再寫出來的感覺。我就喜歡這樣的東西，一種很意識流的文字。我對寫實沒什麼興趣，只有一個「我」也可以敘述很多故事，可是這樣沒有挑戰。我想要用一些比較模糊的手法，但這並非虛構。我沒有特意要虛構。人的記憶是不可靠的，它必然有一些是虛構的，一些是真的，說不定這些記憶本來並不存在，是我自己去捏造、置換出來的也有可能（笑）。

Q　記憶或許是虛構與真實交雜的，但在創作過程中有些被記錄下來的瞬間是絕對真實而有所本的，您在書裡提到您有寫筆記的習慣，想請您聊聊「記錄」這個動作對您來說代表的意義？又，這些筆記與您創作的關係是什麼呢？

A　有時候我遇到很有詩意的句子、一些生活的想法，又或是跟兒子有衝突時會記下來。筆記本非常重要，因為所有的想法、看到的東西都是轉瞬即忘的，要是你沒有記下來，它就會消失。我看書的時候也習慣寫一些東西，比如在這一頁看到「繁瑣」，下一頁看到「不安」，我可能就會在筆記本上寫「繁瑣的不安」。有時候就是莫名其妙的東湊西湊，不見得像「繁瑣的不安」這樣詩意，我也喜歡很直白、很生活的東西，比如「我昨天晚上做了三個噩夢」，我就覺得是很棒的句子。後記裡有寫到「我有三個故鄉」也是故意的，因為沒有人會有三個故鄉，故鄉只有一個，我就會想要寫這些似真似假的東西。

標題寫著「故鄉無用」的筆記本有好幾本，我每寫一個新的東西就會有新的筆記本，我會把所有跟它相關的都放在裡面。我有非常多筆記本不知道如何處理，有很多是沒有目的性的，有些想法就寫下來，之後才會在上面寫標題。這種筆記本不能厚，因為厚會讓人有種沉重感。以「故鄉無用」為標題的筆記本之後不會再增加了，但是談母親跟故鄉的筆記本還是會有。最近在寫「我有兩個媽媽」，我覺得這件事很有趣，因為每個人都只有一個媽媽，但是我有兩個媽媽，一個媽媽是真正的媽媽，一個媽媽是台灣的媽媽。

Q　在這次創作中有許多當地傳說與民俗歌謠的出現，想請您談談「文化元素」在您創作中的位置，以及您的選擇與意圖？

A　《故鄉無用》應該是我第一次把這些咒語和民間詩歌，以只有自己知道的方式揉進裡面。我想讓這個故事架構在有很多不同聲音的時空裡，如果只有我一個敘述者在講的話，那就是我的聲音，可是在這種回憶當中，確實會有許多聲音出現，所以我會借用那些人跟我講故事時的口吻或用字。因為我就不想要寫實嘛，於是用這種方式去模糊寫實。

我慢慢在收集一些想講給別人聽的故事，或是聽了就無法忘記的故事。在《故鄉無用》裡其實有些故事是真實發生的，像是水缸自殺的故事，它幾乎是支撐我寫這本書的核心，因為實在是太匪夷所思了，但是又是真實發生的。我想寫的是，其實人有很多無法掌控的事情，特別是在一個比較原始的生活裡面，好像有什麼看不到的東西在掌控著每個人，包括今生來世，也包括書裡那個「我」的寫作慾望，還有每一個跟「我」同代的人想要翻身的慾望，但是全部都失敗了。裡面沒有一個人是成功的。

Q　延續關於成功的討論，您這次的作品中有許多價值的討論，包括物質、精神、知識層面上的貧富差距，這是否是有意為之的呢？

A　我本來就不喜歡成功，我想寫一些沒有人會去寫，或是被別人看不起的東西。我一向對討喜的記憶沒有興趣。不見得要用悲傷或快樂去區分，「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因為對這些人、這些事有所感受，我才會寫。這次《故鄉無用》的書寫契機，來自於對小阿姨的強烈感受，也很自然地將他寫下來。我的確有想提出價值觀的問題，但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價值觀本來就沒有答案。什麼叫有用？什麼叫沒用？你不能說一個人躺在床上就是沒用，也不能說一個人賺很多錢就是有用。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想法，我也不想去想這個問題，但是現實又會一直提醒你。所以這本書我才用了「無用」這個詞，但故鄉確實不是無用的，並非如書名寫的這樣。這個無用只是表面的。

Q　書寫作為您反叛的一種方式，最後想請您談談，您想對抗、揮拳的對象是什麼呢？在您持續創作的這些年來，這個對象是否有所改變？

A　書寫就是為了反抗。我一定有什麼不滿。但是對象是會改變的。如果有一天我沒有這種對象， 可能就不用寫了。那個對象的範圍很大、很模糊，但是類型應該是不變的：我要反抗的是一種正常的價值觀。從以前到現在其實都是，只是面向可能不一樣。跟《沒有大路》相比，《故鄉無用》的確不再那麼憤怒了。前者比較單純，只是想寫我的媽媽，但後者要處理的人物變多了。它還是有一種憤怒，但是這種憤怒是對無用的一種憤怒，對生活的一種憤怒，它被廣泛化了，就沒那麼聚焦。可是雖然說是「憤怒」，其實裡面也有一種很單純的愛，就像我對我的貓那種單純的喜歡。它也跟我的故鄉一樣是一種泥土，可以不停地長出新的東西。或者，與其說是「憤怒」，它更是一種非常強烈的感受、一種動力。那是我書寫的原因之一。

本文作者簡介：

採訪撰文｜黃于真

千禧年生，百合花田長大的客家後代，多數時候是雜誌編輯。文字散見於《VERSE》、《釀電影》、《聯合文學》與個人製作《渡日》。

更多精彩文章，都在《聯合文學》雜誌2024年6月號（NO.47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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