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暴蜂尼亞》謊言與真相，誰還在乎？

希臘導演尤格藍西莫（Yorgos Lanthimos）擅長以希臘神話作為隱喻，藉此描繪現代社會中權力、信仰與秩序的荒謬。他長期關注制度如何被神話化，並觀察當這樣的神話被推向極端而崩塌後，人如何在失序中尋找生存的意義。

《暴蜂尼亞》(Bugonia)延續他一貫的創作脈絡，從個體困境推進至全球議題，凝視人類如何在資本主義極大化、講求理性的時代，以自以為的理性對抗專業理性，最終滋生荒誕的故事。電影以深信陰謀論的養蜂人，綁架一名國際製藥公司 CEO 為起點，只因臆測她是意圖摧毀地球自然的外星人。然而，這場看似荒唐的暴力行動，實則是被體制逼出的反抗產物。

Bugonia 片名背後的神話意義

片名《Bugonia》一詞，源於希臘語（Βουγονία／Bougonia），為蜜蜂自牛的屍體中自然生成的儀式。在古希臘神話中，阿里斯泰俄斯（Aristaeus） 的故事為此儀式的原型，指導養蜂人如何在蜂群死絕後，透過此方式重新繁殖蜜蜂。

根據拜占庭時期的農業論著《Geoponica》，將牛的筋骨粉碎，避免流血，用浸有瀝青的細麻布封住牛的口、眼、鼻等一切孔洞，並在牛身下鋪滿百里香放置房間。於門窗塗抹厚泥封住，隔絕空氣與風。靜置約一個月，屋內將充滿聚集成團的蜜蜂，牛將僅剩角、骨與毛髮。這個儀式被視為由死亡孕育新生的象徵，也代表自然循環中的腐敗與再生。

《暴蜂尼亞》以的科技文明對照這一古老神話，將蜂群化為當代人類的隱喻。蜜蜂象徵完美的群體：嚴密的階層、精確的分工、為共同目標而運轉，正如資本主義所構築的服從機制，造就的當代經濟神話。然而，當人類以「發展」之名過度干預自然，蜂群隨之產生失調，如同現代社會在科技主導下，也出現有些人被迫適應的現象。

並非所有人都能，或需要追隨這樣的發展速度，因此被排除於所謂「進步」之外，在效率的壓力中逐漸失語。科技原本作為輔佐人類的方式，卻反過來成為衡量「有用之人」的標準。這樣的困境，正如角色在審問外星人時，順口提到的經典劇作《推銷員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其背後蘊含著仍信奉舊有成功神話的信念，卻早已無法與新的體系對話的問題。

於是，當代社會中「被遺落者」成為了「暴蜂」，不滿的情緒堆疊，彼此聚集集結成群體，找出體制的缺陷來革命，又或如片中，偏頗相信陰謀論，形成「兔子洞效應」（Rabbit Hole）不斷探索特定內容陷入其中，最終選擇以瘋狂對抗秩序，試圖建構自己的神話。

當社會已不再友善於人類與地球時，是否唯有「砍掉重練」——如古老的 Bugonia 儀式般，舊的人類文明成為死牛，讓新生命再次從腐壞之中誕生？

在電影裡，Bugonia 的神話轉化成兩組隱喻：其一是製藥公司象徵的科技理性，試圖以控制與再造來模擬「再生」，創造更好的人類；其二則是陰謀論者的信仰體系，從毀壞中創造新秩序。無論是科學還是陰謀論信仰，都在追求「人類主動介入再生」的權力，讓 Bugonia 的神話不再靠自然的演化。

不過，兩者其實都蘊含著殖民邏輯。綁架者自以為在對抗外星入侵，實際上卻展現出掌控與征服的慾望——他們試圖審問、去除「他者」以維持自身的安全與秩序。反觀生技公司，亦以「非我理性一族，皆當誅之」的姿態排除異質存在。「Bugonia」的神話符號在此形成鏡像：無論是人類對外星生命的暴力，還是理性體系對異端的消滅，皆會造成文明自我反噬的後果。

民粹主義的崛起

《暴蜂尼亞》以蜂群的封閉社會，對照人類因社群網路而組成的認知迴圈。蜜蜂在嚴密的階層與秩序中運作，彼此以氣味與訊號溝通，形成排除異質的封閉群體。將這種群體邏輯延伸至當代資訊社會，人類在數位空間裡構築出同樣的迴圈，以為在交流，實則只是同樣的頻率在回響，形成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每一次交流就是加深誤解。

這也反應了資訊時代網友對單一信念宗教化的傾向。陰謀論者的行為並非出於非理性，而是出於對自身信念的執著確信，在追尋真相的背後藏有欲望與恐懼。一而再地在網路世界「查證」與「推理」，成為一場為了驗證信仰而進行的儀式。正如宗教依靠儀式維繫信念，當一個論述被推翻，信徒立刻建構新的證據，讓信仰繼續自我運作，形成永無止境的自我辯解。而片中認為 CEO 為外星人的想法，完全對應了現在在網路上盛行的「蜥蜴人為地球真正主宰者」的謠言。

他們引用網路論壇與社群內容，以未經證實的研究與臆測拼湊論點。這種思維模式，如同片中角色所展現的，使「專業」與「權威」逐漸瓦解，理性被情緒化的群眾共識所取代。《暴蜂尼亞》以荒誕的喜劇結構映照當代民粹現象——當真理成為情緒的產物，個人意見取代知識理性，世界遂在看似開放的資訊洪流中，重返群眾信仰的時代。

音樂作為雙重諷刺

片中有兩首具標誌性的選曲。其一是拷問 CEO 時使用的 Green Day 〈Basket Case〉。這首九〇年代的龐克搖滾，為青年抑鬱下思緒混亂的寫照——“Do you have the time to listen to me whine?” 聽來像青少年的求助，但在電影語境裡，卻能呼應主角青少年時期的創傷，以致後續成了陰謀者的進程。在孤立的世界裡加深偏執，當歌詞反覆出現「Am I just paranoid, or am I just stoned?」時，觀眾聽見的不再是年輕的焦慮，而是陰謀論者思緒的迴圈與旋律的重複交疊成一種神經質的節奏，懷疑與自我檢測交纏，理性與瘋狂的界線開始模糊，讓這首歌成為陰謀論精神結構的縮影。

片尾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帶出截然不同的情緒層次。這首由民謠詩人 Pete Seeger 於 1955 年創作的反戰民歌，不斷追問：「花都去哪了？」「少女去了哪裡？」「年輕人又去了哪裡？」——最終回到戰爭與死亡的輪迴。

在《暴蜂尼亞》中，這首有著溫暖歌聲的歌曲搭配著冷峻的影像，形成強烈對比。這首關於失落與記憶的民歌，在此成為人類自我省思的警鐘，不再是對戰爭的控訴，而是對人類自省能力的懷疑。若蜂群象徵人類的秩序，那麼當蜜蜂離去，花也將隨之凋謝，文明看似仍在運轉，卻早已失去了能開花的可能。

真相已無意義

片尾的反轉將《暴蜂尼亞》推向最諷刺的時刻。當銀幕上那「平的地球」清晰浮現，畫面彷彿回應了陰謀論者的幻想，卻也同時撼動觀眾對真實的信任，這個景象既像驗證，又像反諷，著實嘲笑了對立的兩方陣營。

本片進一步解構了「知識即權力」的現代神話。電影中的世界沒有唯一的真相，也不存在中心的權威，人人都在製造自己的真相。陰謀者相信自己在揭露謊言，生技公司則篤定自己在拯救人類，以自身價值觀套在弱者身上；他們看似對立，實則都深信自己握有唯一的權威理性。

這樣的信念，來自於人性中那股競爭的衝動。藍西莫在片中暗示，不論人們站在哪個意識形態——科學或陰謀、自由或控制——其底層驅動的來源其實相同，是人類基因裡的好勝本能。這股好勝慾望被合理化為理性、進步、自由、救贖等名義，於是每個體系都相信自己在拯救世界，同時壓制他者。這種被包裝的競爭慾望，使人類不斷重複同一場鬥爭，以真理之名繼續施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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