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不倒翁」顧維鈞和清末官僚想像──學而優則仕的變形

以克制與保護色穿越亂世、也因此被歷史誤讀的外交巨擘──顧維鈞，他從大清候補官員、北洋要職與巴黎和會的耀眼時刻，到國民政府駐節列強、參與關鍵國際會議，無時無刻不在辦外交，也是最難被看透的人。

歷史學系江勇振教授梳顧維鈞留下的大量資料，釐清其中的錯誤與刻意的誤導，重構顧維鈞的真實傳奇人生。（編按）

文／江勇振

帝制、威權之子

從小到出國留學，顧維鈞為學的目的，始終就是為了要出仕。從他開始上私塾，他的志向就是要學而優則仕。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宣布廢止，但學而優則仕的理念是不會因為制度的廢止就跟著消失的。價值觀在與制度形成相生相成的關係以後，就好像是慣性的原理一樣，即使制度被廢止，那原先與之相生相成的價值觀還會繼續存在。而且，即使在新的制度興起乃至於取代它以後，它仍然還會有藕斷絲連的續命力的。

更何況是清朝在廢止科舉以後，卻又施行了「洋科舉」。清廷在廢止了傳統科舉的同一年，開始舉辦考選歸國留學生、頒予傳統科舉功名，並授予實缺的考試。在這些特考裡被授予進士和舉人功名的人數急速增加，從1905年的14名，增加到1908年的107名，到1911年的493名。1911年是清廷為歸國留學生舉辦特考的最後一屆。一方面是清朝就在次年滅亡；另一方面是清廷根本已經沒有實缺來分派這些洋進士和洋舉人了。

廢傳統科舉而卻舉辦洋科舉。沒有一個嚮往學而優則仕的家庭不會不意識到其劃時代的意義的。洋學位已經取代了舊科舉的功名，而且除了1906年那一屆的特考以外，入選者立刻授予實缺為官。清廷求留洋歸來人才若渴的程度，居然到了1906年的特考允許考生用留學國語言回答考題的地步。由於那一屆的特考並沒有規定考生一定要懂中文，參加該年特考而得到了洋進士功名的顏惠慶說，有一個考生連自己的中文名字都寫得四不像。

不但如此，清朝從1909年開始用美國所退還的超額賠款*派送留學生赴美留學，甚至設立了清華學堂作為留美的先修班。清廷用洋科舉獎勵留學，中央各部會、各省自然競相景從。陸軍、海軍、交通部、海關、漢陽槍砲廠，以及江蘇、浙江、廣東、湖北、四川各省都派送了官費生到美國留學。除了中央部會、各省以外，北洋大學、南洋公學也有自己的經費資送畢業生赴美留學。

於是，雖然以八股取士的傳統科舉一去不復返，但以留學取士的洋科舉卻方興未艾。最具有指標意義的，是1907、1908 年，在南京和杭州所舉行的官費留美考試。1907 年，兩江總督端方在南京舉行公費留美的考試，報考的學生多達六百名。最後，只有十名男學生、三名女學生脫穎而出。1908年8 月在浙江杭州所舉行的官費留美考試更是讓人肅然起敬，號稱是根據美國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的入學測驗，馬拉松式的淘汰賽長達六天，有兩百名學生應考。考試的題目之多、難度之高固不待言，英文作文題為：「西洋教育的價值及其與開發中國富源的關係」(The Value of Western Education and Its Relation as a Factor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sources)。考試結果，只有20名學生贏得了令人艷羨的官費到美國去留學。

跟許多有錢人家的子弟一樣，顧維鈞無需參加錦上添花的官費留美考試。他官商兩棲的父親有錢讓他到美國去留學。用他在口述自傳裡的話來說，端方是他父親多年的老友，主動提起要用江蘇省的官費送顧維鈞到美國留學：「我父親告訴我說他打電報給總督婉拒了這個好意。他說他有能力負擔我的費用，希望把空出來的官費名額分給家庭財力比較不足的子弟。」

顧維鈞的父親不但婉拒了端方提供他官費留美的好意，他而且幫他捐了官，以便他將來在學成歸國考過了洋科舉，在鯉躍龍門的一刻，就比別人高了幾個級等。

因此，顧維鈞留美的時候，不但已經具有大清候補官員的身分，他而且預期他在學成歸國以後會參加清廷為歸國留學生所舉行的洋科舉入朝為官。

無怪乎顧維鈞在1908年《紐約太陽報》為他作專訪的時候要特別強調：說到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力，顧先生指出在一年多前〔1907〕在北京為歸國留學生所舉行的考試裡，有五個留美學生取得了翰林院進士（Doctor of Philosophy）的功名。

顧維鈞一心想要當官，其熾烈的程度，已經是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就舉一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例子。傳統中國把社會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這是家喻戶曉的。而士為四民之首，也是士所引以為傲的。然而，顧維鈞的認知卻全然不同。在他的認知裡，四民之首不是「士」，而是「官」。《紐

約太陽報》記者在1908年那篇專訪裡說：顧先生的父親是一位官員（mandarins）。他說他在跟美國人閒談的時候，發現他們對「官員」這個字確切的意思理解有誤。有一個年輕的美國女士在知道了他父親的官階以後，稱呼他為「爵士」（Sir）。

根據孔子的學說，舊時社會分成四個階層：官；士（teachers and scholars）； 工農（artisans and farmers）； 商……雖然現代社會階層的劃分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官—包括分成十三級等的公職（public offices）—仍然是居於最尊貴的地位。

如果四民之首是「官」，而不是「士」，則當時的留美學生並不都是四民之首了。按照顧維鈞這位大清候補官員的社會階層論，則不但跟他去庫克書院讀中學、力勸他要學工程的孫嘉祿不是四民之首，連胡適、趙元任也不是。根據這個定義，國之棟梁這個概念也跟著窄化了。如果留學鍍金的「士」也能勉強算是國之棟梁的話，他們頂多只是第二等的棟梁，而且還必須聽「官」來領導指揮的。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顧維鈞：歷仕四朝長樂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