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鳥集鱗萃的物種受列除四害名單 麻雀幼鳥首當其衝...

文／史蒂芬．摩斯（Stephen Moss）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週六，中國上海

新的一天剛破曉，群眾就開始齊聚街頭。眾人湧入城市，揮舞著成千上萬象徵中國共產黨的紅旗，空氣中充斥著可怕的戰吼。噪音高亢震耳欲聾，孩童、學生、農民、工人以及人民解放軍一律動員來抵抗共同敵人。

日出後，屠殺很快就開始。最年長和最年幼的負責警戒，其他人則大肆殺個痛快，一份報紙稱這叫「全面戰爭」。

這支鬆散的軍隊帶著竿子、網子、捕捉器還有槍，一個勁兒無情追趕著他們的目標。其他人則大力敲鍋打盆，干擾並迷惑獵物，不斷吶喊、尖叫、歡呼和大吼。起初他們的敵人試著群聚在一起，以數量求取安全。不過顯然已無處可逃。漸漸地，牠們一個接著一個掉落地面，或被射殺、或被勒斃，或單純筋疲力盡而死。

這些無助的受害者，死在全中國的街頭、田野、公共公園、私人花園、屋頂及溝渠中。有些甚至在集體被殺前就直接從天上掉下來。到了夜幕低垂時，單是上海就死了近兩萬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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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都很熟悉那些駭人的殘暴屠殺故事了，但在上面的故事中，被屠殺的受害者不是人類，而是麻雀。或者說，在擁有絕對權力的政黨主席毛澤東所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們給這些受害者冠上了一項罪名──「四害」中的一害。

這場運動是「大躍進」這個廣大政治社會運動的第一場，始於一九五八年一月，目的是根除四種被斥為「害蟲」的動物。當時張貼的各種色彩繽紛的海報中有一張特別毛骨悚然，那是一張畫著四種目標被刀子串起來的海報，用來敦促忠誠的中國人民「除四害！」裡頭有傳播鼠疫的老鼠；散播瘧疾等各種疾病的蚊子；無所不在的惱人蒼蠅；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會吃掉珍貴種子與穀物、威脅收成的麻雀。

四害當中，麻雀被單獨挑出來成為主要目標，而中國領導階層向來喜歡口號，所以這場運動很快有了名字：「打麻雀運動」。根據政府科學家計算，一隻麻雀每年會吃掉四點五公斤的穀種；因此他們推算，每殺一百萬隻麻雀，就夠額外餵飽六萬人。這道數學題理論上正確，但結果卻徹底事與願違。

自毛澤東一九四九年首次掌權以來，中國人民已經先經歷了十年的可怕匱乏，因此他們急需任何可以吃的食物。想當然，這場活動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肯定受歡迎，而且也有助於將整個國家團結在至高無上的領導人之下。成千上萬的麻雀，以及大量的蚊子、蒼蠅和老鼠等三「害」紛紛被射殺。 麻雀巢被搗毀、麻雀蛋和幼鳥被砸碎、打死在地上。

一位目擊者如此寫道：那些麻雀即使在最初的大規模殺戮中倖存下來，在村民和鎮民從早到晚的追逐和敲鍋打盆下，也根本無法繁殖與棲息，最終力盡而亡。殺死麻雀的方法有許多種，在這場生死搏鬥中全都用上了。

每個人無論男女老少都被期待參與這場活動。某張海報上就畫了一位拿著彈弓的孩童，笑著瞄準毫無防備的麻雀。毛澤東也表示：「所有人民，包括五歲小孩都該被動員來消除這四害。」這場殺戮不限於城市，鄉村的麻雀也同樣被毒餌誘殺、設陷阱捕殺，或被塗在樹枝上的膠粘住。

為了鼓勵這場屠殺，甚至還舉辦了競賽，擁有最多鳥屍的人可以獲得獎賞與褒揚。一位來自中國雲南省的十六歲年輕男子楊舍盟（Yang She-mun，音譯）獨自殺了兩萬隻麻雀，消息上報後成了全國英雄。他趁這些麻雀白天築巢時先找出這些樹，到了晚上再爬上去徒手勒死牠們。

倫敦北部馬斯韋爾山（Muswell Hill）一條繁忙的主要幹道後藏著一座舒適小屋，人們不會預期在這裡能找到什麼僅剩的「打麻雀運動」見證人。不過，住在這兒的周瑛（Esther Cheo Ying）卻一直過著不尋常的生活。

周瑛是位身材矮小、整潔、衣服講究，年近九十的女士。她在那本痛苦、誠實又值得一讀的回憶錄《紅色中國的黑暗鄉村女孩》（Black Country Girl in Red China）中講述了她人生的前半段。她生於一九三二年，父親是中國人，母親是英國人，六歲前都在上海度過。一九三八年父母離異後，她與母親和兩位弟妹回到了英國。然而回到英國並不意味著她年幼時期的動盪就此結束。我們一面喝著咖啡，一面聽著她就事論事的敘述：「我母親愛著她的孩子，卻無法照顧他們。」三位小孩因此被送去寄養家庭，在英格蘭中部（Midlands）的斯塔福郡（Staffordshire）由她摯愛的養父母「姨父姨母」帶大。

一九四九年，十七歲的周瑛決定回中國加入紅軍，當時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剛剛奪取政權。她燃燒慾望以建設更美好世界的作為，我們今日看來似乎有點天真（尤其她又只認識她自己中文名的那兩個中文字）。她告訴我：「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年輕世代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情，開始質疑各種事物；當時我們意識到，這個社會並不公平……。」一如吉爾．特威迪（Jill Tweedie）於周瑛回憶錄一九八七年版本的前言所說，她這是在追尋真正的自己。「周瑛懷著滿腔熱忱，期望找回她的中國認同，於是她努力隱藏自身那個英國的『艾斯特』（Esther）。」

儘管她在反抗毛澤東僵化的獨裁政權時，有時還是會顯露出英國的那一面，但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她還是做到了。當整座城市都在撲殺犬隻預防狂犬病時，就算她將因此失去寵物而心碎，一度不願服從，但最後她還是殺死了自己心愛的狗。

然而漸漸地，周瑛被迫違背意願行事，而她也不再緘默。「我一直很叛逆。起初我也像大家一樣著迷。之後我開始質疑一些我不該質疑的事。」在下達殺麻雀的命令時，她的叛逆之心已然沸騰。當時周瑛任職北京英語廣播電台，她回憶道：「這一切都該停止」。隔天清晨，成千上萬的民眾蜂擁上街，開始殺戮。

她是電台員工中唯一沒參加的。就連她聰明受過教育的同事好友林薇（Wei Ling，音譯）也加入了。周瑛回憶，「她像個野蠻人一樣跑來跑去，眼神呆滯地敲著鈸」：我坐在窗前，一臉厭惡地看著我的同事。每當筋疲力盡的麻雀摔落地面、被歇斯底里尖叫的暴民踩死時，一些人就激動得嘴角泛白。林薇得意洋洋地撿起一隻扁掉的麻雀，笑著扔向我。

周瑛給我看了張褪色黑白照片，上面的她抱著一隻翅膀受傷的幼燕，牠是這場屠殺中數百萬的無辜受害者之一。「我發現這隻可憐的小鳥時，我才真正想開始破壞這場運動。......」

我相當驚訝......她是怎麼反叛宛如神般有著絕對權力的皇帝，還能逃出來的？

她告訴我，也許是因為她當過紅軍，所以在中產階級的同事中因此有了特殊地位。此外，周瑛的母親婚前是一名女清潔工，這也幫她增加了一個勞工階級的認證。「還有因為當時我還不能流暢地說寫中文，所以我想他們大概是把我當成半文盲農民吧！所以我也不用加入這場謀殺。」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鳥類創世紀：神話、餐桌到政治，改變世界的關鍵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