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口譯員最糟糕的講者特質 很多人都會提到……

文／安娜．艾斯蘭揚（Anna Aslanyan）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口譯員亞瑟．柏西（Arthur Birse）對雇主的評價也很高，稱許首相的發言「總是很清楚且切中要點」。然而也有些時候，邱吉爾等不及柏西寫完筆記就急著問：「他在說什麼？」但自己發言時又「偏好一口氣講完，不希望被口譯打斷」。邱吉爾這一點就不如蘇聯領袖史達林；根據波倫的印象，史達林「很為他的口譯員著想……對於發言時間長短掌控得很精準」。而在柏西的回憶中，史達林「表述想法時講得很慢、很簡單。」史達林的口譯員弗拉基米爾．帕弗洛夫（VladimirPavlov）並未撰寫回憶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為蘇聯獨裁者工作的感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從容以對，」柏西如此描述帕弗洛夫，「就連史達林偶爾對他疾言厲色，在我看來並不合理……他看起來還是冷靜自若。」這幾位口譯員共事數年之久，逐漸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一人想不出某個詞語的譯法時，其他人會提供建議，偶爾也會對彼此的譯法提出疑問。「帕弗洛夫在場讓我更有信心，」柏西回憶道，「我希望自己也能讓他有同樣的感受。」在德黑蘭曾有一回令柏西印象深刻，當時史達林正在宴會中發言，一名侍者要送上名為「波斯燈台」的冰淇淋甜點，不慎失手打翻，弄髒了帕弗洛夫的制服。「他面不改色，毫不猶豫繼續翻譯完很長又很難的段落。」

在外交實務上，口譯員通常負責從自己的母語譯成其他第二語言，這樣相較更容易，因為他們會比較習慣常配合客戶的講話方式和風格。柏西和波倫都很欣賞史達林「談吐流暢，用字遣詞簡潔明快」，稱許他的俄文「簡約精準毫不冗贅」，但對他的喬治亞（Georgian）口音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波倫聽不太出來史達林的口音，但柏西一開始覺得很困擾：「就像聽到偏遠蘇格蘭高地本地人講英文。」英國人柏西出身雙語家庭（其父是移居俄國的蘇格蘭人，講英文一直帶有丹地口音），對地方口音十分敏感。

柏西曾有一次替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口譯，他形容赫爾「聲音低沉，帶著我不熟悉的美國南方口音」。他很難聽懂赫爾在講什麼，只能不斷用猜的或請赫爾重講一次。「我只能聽到什麼就盡量照字面直譯。」他寫道。他覺得自己表現很差，但似乎沒有人在意，所以他「振作起來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波倫和柏西也參與了歷史上另一場重大會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邀集英美兩國召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兩人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評判要翻譯的談話內容，主要看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清楚。例如邱吉爾有時候會太過激動：波倫描述「他會先講一句話起頭，重複一遍，有時重複兩、三遍，然後腦海中才浮現他要的畫面。」接著就會是一段精采非凡的演說。至於柏西，即使他很習慣雇主那些「從靈魂深處迸發的鮮活字詞」，也記述了某次史達林在作東的晚宴上「和邱吉爾兩人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我和帕弗洛夫為了在各自的語言中找到適合的譯法簡直絞盡腦汁。」柏西認為口譯講究「流暢、快速和最重要的正確度」，他發現特別不好處理的語句包括修辭性問句如「辛苦勞動的人會看到他的家嗎？」，以及空洞瞎扯如「我提議舉杯敬和平勝利的燦爛陽光」。

三巨頭享用珍饈佳肴的同時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們的翻譯助理卻忙得連點心都沒空嚐一口。我訪問過的外交口譯人員幾乎全都提到餓肚子這個職業災害，但是沒有人像多爾曼在回憶錄裡說得言簡意賅：「睿智的口譯要嘛事前先吃一點，要嘛事後大吃一頓。」不過偶爾也會有能大快朵頤的人，注意到那些嘴巴得忙著翻譯、顧不得進食的人的難處。在同一場晚宴上，史達林舉起酒杯：「今天晚上，還有其他的場合，我們三國領袖齊聚一堂。我們談話，我們吃喝，我們度過愉快的時光。但同時，我們的口譯必須工作，他們做的事並不輕鬆。他們沒空吃，也沒空喝。我們依賴他們將想法傳達給彼此。我提議敬我們的口譯一杯。」史達林分別和羅斯福和邱吉爾碰杯之後，邱吉爾也開口酬答：「全世界的口譯，聯合起來！除了聽眾，你們沒什麼可失去的！」至少這是柏西印象中的版本；波倫則聲稱那是他「在好幾杯伏特加下肚之後斗膽」想了這句詼諧妙答。無論這句話是誰說的，這兩段話最棒的地方在於很好翻譯，就算喝了幾杯酒也沒問題。至於其他的談話內容，口譯員想必是靠著這句俄文諺語過關：「苦練的本領技藝，喝再多酒也不會忘記。」

參加高峰會的另一種職業災害──或額外福利，視情況而定──是會碰到很多攝影記者。活動留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口譯員自豪地擺姿勢與會議講者合照，但本章中幾位主人公似乎抱持不同的態度。多爾曼的回憶錄收錄了不少幀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制服筆挺、儀表堂堂，施密特的著作二○一六年版收錄的照片裡則幾乎找不到他本人，有他出現的極少張照片所附圖說則特別描述他「如常進行口譯」。柏西和波倫都沒有什麼理由逃避拍照留影。至於低調的帕弗洛夫則常在相機鏡頭出現時退到一邊，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但很可能與極權主義無關。他從政府高位退休之後在出版界工作，根據一些紀錄，他終生都是史達林的忠誠擁護者。在史達林統治下喪生的蘇聯百姓人數超過戰爭時送命的人數，或許他對口譯員來說是個好講者，但是沒有人（或許包括帕弗洛夫）會被他的言行舉止蒙騙。「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個念頭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柏西在著作中如此總結，「我很慶幸自己不是為他工作。」

替獨裁者翻譯和替其他人翻譯沒有太大的不同，口譯員個人對講者的看法不應影響工作。比起語言學上的歧見，政治上的歧見可能比較容易消除，而就如所有口譯員都能證實的，個性不討人喜歡的人未必會是惡魔「奧客」。客氣博學的控制狂，尤其是略懂目標語言的人，可能跟滿口粗話、不學無術的人一樣危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樣的人如何將多重詞義變成真正的地雷區。我曾有一次不得不找字典來翻給口譯案的案主看，向他證明確實有「feckless」這個字，而且和「irresponsible」一樣都表示「不負責任」。而且現在碰到有人話講到一半停住，我已經不會皺眉頭了──通常他們這時打算要說「她真的就叫我死出去」之類的話，所以想向我示警：「聽著，我不知道這句你要怎麼翻譯」，好像以為髒話是翻譯工作裡多難對付的部分。

如果問口譯員什麼是最糟糕的講者特質，很多人都會提到愛插嘴。性急的客戶會一聽到熟悉的語句就打斷口譯，過了一會兒又要口譯員幫忙解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關於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的記述中，就描述了一名不耐煩的講者，而這個案例也讓她進而省思「邪惡的平庸性」。讓通譯工作變困難的並不是被告。「蘭道法官（Judg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鄂蘭描述道，「而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嚴肅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活動。」

從第一手敘述可窺知，為獨裁者翻譯的情況類似，而且更加不妙。我們探討的幾位口譯員或許隨侍在老闆身側，或許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有時口譯員說話卻直接遭到忽略，而結果有好有壞。就連施密特博士雖然擅長維護口譯的發言權，有時候還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曾回憶一場英國高官霍瑞斯．威爾森（Horace Wilson）與希特勒的會面，威爾森帶來一封張伯倫為蘇台德危機寫給希特勒的書信，信中用詞嚴厲。施密特努力想要翻譯，但是所有人同時開口發言，所以即使曾有微渺希望可以讓蘇台德免遭併吞，也白白失去機會。「類似情況很少發生，但這一次，」他寫道，「我試圖在希特勒面前堅持我的口譯員本分卻失敗了。」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鋼索上的譯者：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