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幸秀／在空間中剪裁對話：訪插畫家吳睿哲

穿過人潮逐漸消逝的早市，來到街巷轉角的大樓，沿著樓梯向上走，走向長廊的盡頭，推開門便是吳睿哲的工作室。門一開，便感受到流轉在空間中自由的氣息，層架上有啄木鳥的木雕，懸掛在旁的蝴蝶剪紙插畫，萬物隱沒在空間中，又悄悄點綴各處。每分每秒，都感受到可能性的無所不在。

他以隨處可見的剪刀進行創作。刀刃滑過紙張，碎紙錯落在更大的白紙上，曲折而自然的線勾勒畫面，讓觀者有了重新理解世界的方式。

小時候，學美術的母親從未限制他畫畫的方式。大學時讀了設計，因當時插畫流行，加上商業設計的局限，讓他嘗試進行自己的創作。一開始，受許多喜愛的創作者所影響，諸如台灣亦有引進翻譯的Beatrice Alemagna和Anne Herbauts，他拿起筆開始想要「畫畫」，但隨即意識到，在台灣的語境下，「會畫畫」有著僵固的標準，由於抗拒這份評價系統，他轉而使用起了剪刀。

使用剪刀，讓他脫離框架，可以選擇控制，亦可以選擇不控制，跟隨直覺，任憑手和剪刀游移在紙張之間。整個過程，依然藉由他的手所完成，意識參與其中。透過創作方式的轉變，他得以在過程中暫時忘記目的性，更享受創作本身。

▋橫跨文字與視覺的語言

在中學時期，他進行了許多文字創作。當時有很多想書寫、表達的內容，相比如今的視覺圖像創作，那時候的書寫，帶有很強的目的性。隨著年齡增長，生活開始有其他重心，他發現當時在意的事情，似乎沒有那麼重要了，因而漸漸不再書寫。儘管如此，他仍認為文字會是他創作中的重要元素：「我的創作可能還是會出現文字，但不是為了被看到，而是創作的一部分。」

作為圖像創作者，他認為自己還是更仰賴文字思考。文字是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溝通方法，而閱讀圖像則需要一定的門檻，他得以無礙地閱讀圖像，是經驗累積的結果。在《有蚱蜢跳》這本創作中，文字與圖像便呈現出如詩般的互文效果。但他也提到，製作這本書的時候曾與編輯討論，當畫面中同時出現文字和圖像時，讀者習慣會先去閱讀文字，再來看圖。一旦意識到文字和圖像之間存在距離，很多人就會被困窘在其中，就像看到書的封面，會先讀書名，再來理解圖面，因此，如何調和圖像和文字之間的訊息需要下點功夫。

除了自己的創作，如去年金蝶獎金獎的《跳舞就是做很多動作》之外，對文字與圖像都熟悉的他，也將這份經驗延伸運用到書籍封面設計上。他曾為好幾本書繪製設計封面，亦憑藉書封設計數度入圍金蝶獎。將文字意象轉譯為圖像，屢屢令人印象深刻，包含《科學家》、《微賤》、《我與我的幽靈共處一室》和最近才剛出版的《彈幕》等。「也剛好是作者喜歡，才有這樣的機會。」他笑著說。

▋喜歡書的人

對吳睿哲來說，書的印刷裝幀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展覽是展覽，原稿是原稿，書是書。即使是同樣的圖像，不同載體的差異，亦能帶來迥異的感受。以手翻書和移動自己的步伐去逛展，是完全不同的經驗。以展覽來說，如果可以讓作品和空間有對話，甚至讓創作之間彼此對話，是他覺得更有趣的表現手法。雖然創作起來，他都能感到樂趣，但還是更喜歡書。因為他是喜歡書的人。就如同展覽可以不只是讓畫掛在牆上，書也有很多可能性，開本、裝訂、印刷和比例等，都可以去研究調整，排列組合幻化出細膩而特別的一本書。

種種嘗試確實會拉高成本，但他將作品完整性作為首要考量，在創作《有蚱蜢跳》時，讓自己跳脫既存的規則與框條，更理想化地進行創作，不過度妥協退讓。

然而，創作最終仍須面對完稿的壓力。《有蚱蜢跳》最開始，是從「溫室Greenhouse」系列作品延伸發展。因為自己滿意，當編輯詢問出版時，他很自然地答應。即使如此，在籌備出書的時候，他仍因完稿壓力而焦慮。他練習以碎紙進行創作，每天都要完成一幅拼貼，但要做到什麼程度，由他自己決定，即使只動兩刀，也可以結束。這個練習，讓他得以重新掌握作品，將完稿的定義握回手中。他深知對創作者來說，完成最為困難，完成是需要練習的。

▋副刊裡的插畫

副刊插畫本身仍是一種服務，需要配合文字，且有時間壓力。在創作前，吳睿哲會先閱讀文字，看有什麼可以抓住的關鍵字或符號進行轉化。如果可以很快找到符號，他就會著手進行創作。很多時候，元素不是一開始就在腦海中出現，而是沉澱後浮出。他會去控制應該呈現的效果，明確規畫要出現的元素，比如他會依照表現需求，決定剪出側面，但實際的線條，會根據當下直覺自由而有機地來去。

因為副刊編輯給予很大的創作空間，繪製副刊插畫對吳睿哲來說，其實相對放鬆自由。他把副刊插畫當成實驗的機會，嘗試不同方法進行創作，不設限自己的風格。社會群眾期待藝術家有明確的風格，所以剛從歐洲回台的時候，他曾經很焦慮自己的創作是否有辨識度。在這段時間，他發現自己的性格，沒辦法一直重複同樣類型的創作，需要不斷嘗試新事物。而報紙這樣的媒體，具有時效性，不會長期存在，讓他更能放膽去嘗試不同的創作方法和形式。

有趣的是，在創作副刊插畫的過程中，他發現到自己對抽象的理解，和台灣讀者的感受不太一樣。當他剪出一隻蝴蝶的時候，他會覺得具象，但許多讀者會認為抽象；相較之下，在歐洲的時候，他的創作則被認為很具象。人們可能習慣蝴蝶在畫面中，應該以某種姿態被呈現，但其實我們所認知，圖畫中的蝴蝶，往往也都經過層層轉化，並不擬真。到什麼程度會被認為抽象或具象，似乎跟著群眾的文化理解浮沉。

▋人工智慧模型生成和人的創作

由於時間考量，吳睿哲在副刊的插畫工作，通常會透過電腦進行修正。AI繪圖剛出現時，他注意到不論在英國還是台灣，身邊創作者都難掩焦慮。他理解這份焦慮，但也相信，能夠欣賞創作價值的人無論如何都會存在，「就像大眾偏好成衣，但終究還是有人會選擇手工織品一樣」。他認為，由於他的創作並非以大眾為導向，會喜歡AI創作的人，原本就不太可能成為他的觀眾。基於這樣的想法，他不覺得存在被取代的問題。畢竟，在AI創作的過程中，缺少了人創作所自然產生的細緻變化；而無法感受到人的參與對創作產生影響的人，本來就未必理解創作的價值。

這樣的感受力應該如何養成呢？比起填鴨定義「美」，塑造單一的美感，他認為放大感官嘗試摸索，接觸愈多東西愈好。即使事物有好壞之分，但經驗累積會讓人更加釐清判準和喜好。無論在國內國外，他喜歡接觸各式各樣的作品，討論到受了哪些創作者影響的時候，他列舉出了好多名字，舉凡Květa Pacovská、Bohumil  stěpán、Bob Gill、柚木沙彌郎和田中一光等人，受到這些藝術家與作品的薰陶，他逐步拓展屬於自己的藝術。

他手上還有許多尚在進行的作品，而提到未來期許，吳睿哲以一個詞描述自己所做的事：做圖的人（Image Maker）──「比起成品帶來的價值，我更關心如何『做』：用什麼做、為什麼做、做什麼。」雖然現在習慣使用剪刀，但他開放任何可能性，會繼續嘗試用不同形式和媒材，探索書作為書的物理性和空間性；「如何在一本書、一張紙、一個螢幕，甚至是一個展場，以不同角度切入其中的空間性，並產生不同的對話，是我持續探索的主題。」他這樣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