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炳／戰爭的記憶‧歷史的陰影

推薦書：蘇碩斌、江昺崙、吳嘉浤、馬翊航、楊美紅、蔡旻軒、張琬琳、周聖凱、蕭智帆、盛浩偉《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衛城出版）

1942年，台灣總督府頒布「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為珍珠港事件後吃緊的南洋戰場填補兵力。七堵庄役場（鄉公所）畜產課員簡傳枝，在狂熱的愛國主義驅使下報名從軍。那還是徵兵的初期，入伍甄選十分嚴格，四十二萬台灣人申請自願服役，只錄取五百零二人；整個羅東郡只有五個人上榜，這是地方大事，也是家族榮耀。在盛大的送行隊伍中，在招展的「祈武運昌隆」旗幟下，二十一歲的羅東人簡傳枝迎向他不可知的人生。

榮耀感很快消退了，他先在新兵中心接受屈辱式的嚴酷訓練，隨後派往婆羅洲作戰。之後，他與數萬日本兵一起被圍困在酷熱的叢林中，忍受飢餓、疾病與死亡的威脅。終戰，簡傳枝倖存下來了，但回到台灣，那已是一個他不再熟悉的世界，日語成了禁忌，他只得輾轉到太平山下的鄉公所服務，充當原住民的口譯。無從傾吐的人生感慨、戰爭苦難，就此沉寂在山林之中。

如今，藉由《終戰那一天：台灣戰爭世代的故事》這類書籍，我們再度觸及了那段深埋的戰爭記憶。作為戰敗國的殖民地，台灣的二戰經驗被中華民國的抗戰經驗所覆蓋，繼而又被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所震懾，世代的記憶在靜默中流失。直到近幾年，少數的戰爭記憶才被以口述歷史的形式挖掘並留存下來。

相對於主流日本的加害者敘事，中國的被害者敘事，身分認同的曖昧讓台灣人在戰爭中呈現出多樣的命運──有人為日本效命，有人棲身滿州及南京政權，有人投靠重慶政府，有人成了潛伏的共產黨員。《終戰那一天》以「前線」、「後方」、「外圍」的結構鋪排，分別概述了志願兵、少年工、醫療者；記者、師範生、音樂家；政治夢想家、在台日本人、海外台灣人九個群體的人物故事，讓我們一窺在共同的歷史洪流席捲而過時，是什麼讓個人的命運如此不同。

以文獻資料為基礎，《終戰那一天》藉由文學性的筆法，企圖在宏大的歷史敘述下，給予人物更多的同情與理解。但作為「歷史非虛構寫作」的一次嘗試，部分篇章為了兼顧人物故事的完整與議題的全面，裁剪之間略為枝蔓；此外，敘述者（作者）個人的情感似乎不夠節制，動輒感嘆，也削減了非虛構寫作的冷靜度。不過，也許正由於這樣的蔓雜與跳躍，意外地呈現了更真實的歷史本質，因為歷史的真相只可能存在於模糊與曖昩的灰色地帶之中。我們必須警惕，凡是把事情說成非黑即白的論述，都必然對我們的心智是有害的。

台灣與中華民國歷經了不同的二戰經驗，因此有著不同的戰爭記憶與史觀；「是終戰還是抗戰勝利」、「是光復還是接收」，八十年後，我們依然活在歷史長長的陰影之中，苦苦在身分認同上掙扎。《終戰那一天》讓我們得以理解，人們因為不同的成長經驗，而形成各自不同的信念，因此我們必須對彼此的歷史經驗有更多共情的理解；儘管這種理解並不可能改變各自抱持的信念，但至少會讓我們彼此更加包容。

歷史之下，是個人的性格、信念和勇氣決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當簡傳枝隱於山林之際（晚年以中日文完成《日籍台灣兵手記》），另一名倖存返台的海軍志願兵許昭榮，則長年為台籍日本兵與台籍國軍老兵的權益奔波。2008年，高雄市議會決議將位於旗津紀念二戰犧牲者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更名為「和平紀念公園」，七十九歲的許昭榮為抗議，於園內的台灣無名戰士紀念碑前自焚身亡。

是的，抹去戰爭，就不可能凸顯和平的價值與意義；如果人們不想正視戰爭，那他們所祈願的和平，必然也是天真的。《終戰那一天》出版於2017年，2025年八月發行「終戰八十周年紀念版」；在地緣政治再度裂變的此刻，這也正是我們需要再讀《終戰那一天》的理由。1945年前後的台灣，是一個高度複雜的圖景，很多被壓抑的故事值得重新出版、書寫與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