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禎翊×吳睿哲/一個人在路上——談生活、旅行與創作

翁禎翊(左)、吳睿哲。(記者潘俊宏/攝影)
翁禎翊(左)、吳睿哲。(記者潘俊宏/攝影)

●禎翊:

不知道你有沒在深夜高架的月台上,看著高鐵直達車疾駛而過。不是每一次都會發生,很偶爾很偶爾的一瞬間,會在軌道上懸空的電線,看見冰藍色的電光石火。那種冰藍色很難形容,是幾乎沒有看過的顏色。硬要比喻的話,它像是戴著耳機播放一首演唱會現場版本的歌,輪廓很熟悉,但有種偌大的抽離感。

這是我開始通勤上班才見過的場景。很多人會問我通勤累不累, 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會不會很孤單……,我會微笑地回應:不會啊、還好。出社會工作有些時候需要客套,需要很多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般若有似無的寒暄,但有關通勤的問答,於我而言,並不屬於這一環。我是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時光。孤獨地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這就是創作帶給我最初的感覺。也因為是17、18歲最好的年紀所得到的東西,所以是最有歸屬感的那一個。

比如用了全部的天黑只修改一小段落。又比如只用天亮按下鬧鐘一瞬的猶豫,就刪了天黑一切努力。

如此反覆。我現在才能精準地描述,原來當時種種便是深夜疾行的高鐵,旁人看起來什麼也沒留下,但其實自己一直不斷在前行。

這個過程裡我學會了自尊自重,但不是自視甚高。畢竟孤獨的本質是大多數人看不到或不理解,創作也因此帶來某些挫折感。可是當有人看見的時候,自然而然就多學會了感激。

通勤時,耳機裡有時會是十幾年前,還不到30歲、也還不是現在這樣的謝和弦。留聲機般的收音,他在如今也已經熄燈的河岸留言唱著〈我們都成了大人〉。每當前奏一下,我就想到自己也要三十歲了,即便沒有想像的那麼好,但還是好想給那些曾經看到我的人再看看,我究竟成為了什麼樣的大人。而其中一個就是吳岱穎老師。

不是天才的我,在創作路上只有極其偶然的剎那,才會忽然擁有如同冰藍色火花一樣,世上原本所不存在的靈感或意念。但發車班次夠多,電光石火終究不會是完全見不到的。謝謝岱穎老師就曾經是帶著我一次又一次出發,不分晴雨、穿過黑夜的直達列車。

●睿哲

你在高鐵月台感受到的抽離感,我在幾年前獨自從西班牙格拉那達前往葡萄牙里斯本的跨國巴士上看過。我一直嚮往在陸地上跨越邊境,旅居英國期間有過幾次經驗,雖然是為了省錢,但更多時候我享受移動被拉得很長的過程。

巴士啟程幾個小時後,司機停在公路旁的休息站,是歐陸電影裡的那一種:光亮巨大的霓虹燈招牌,平房倉庫裝進零售店與酒吧,襯著傍晚藍紅交雜的光。我上了廁所、點了一杯啤酒,跟著司機點了幾支菸。

那是我們共同的語言。

再次啟程,是半個小時後的事。抵達里斯本,則是隔天清晨的事。旅行的尺度被拉寬拉長,是一件好浪漫的事。除此,我對通勤無感。在倫敦那幾年,很多朋友因為房價的關係,選擇住在很遠的郊區,通勤時間以一個小時開始起跳,我無法忍受在密不透風的老舊地鐵裡待上太久時間,搬進距離學校五分鐘步程的國宅裡。國宅裡住的大多是少數族群,非裔、阿拉伯裔居多,我移居進去的時候還看不到什麼東亞臉孔。隔牆鄰居則是販毒為生的高加索情侶,有一女兒。

我的英國朋友們驚訝我的選擇,那是倫敦犯罪率很高的社區。

我跟販毒的鄰居時常在長廊上望著天空吐煙,我們鮮少對話。我習慣這種有人陪伴的孤獨。

返台之後,我繼續過蝸居的生活。可能是錯覺,我感覺我亞洲身體裡流的亞洲血液,讓我太在乎他人,太喜歡比較,後來的我對人的距離高敏感,人的距離太近讓我感到窒息,我懷念起倫敦的冷漠。我常笑說那真是一種文化衝擊。

有人說孤獨是一種疾病,我則認為孤獨是我自己建築起來的一種步調。我適合這種步調。近幾年看朋友們在社群網站分享創作的進度,像被迫推進的排隊人潮,彷彿一不小心便會失去買票的權利。

我不擅長排隊。我喜歡你說的「孤獨地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旅行與創作給我相似的感受,但我想換個說法:孤獨地知道自己會抵達。有時候我不太確信自己要往哪裡去,但明白有一天我會抵達,至於哪裡是目的地、什麼時候到站,似乎不是這麼重要了。

●禎翊

和長途客運的司機、和販毒的鄰居一起抽菸,好有畫面感。你說的那種有人陪伴的孤獨,讓我想起一件自己都快忘記的事情。那是在昭披耶河出海口的某個海濱。搭曼谷空鐵BTS到最南端、連官方中文譯名都沒有的小站,出站後沿著紅樹林低掩的人行步道背對市區前進,大概半小時,就會抵達。

幾無人影的海邊都會有這樣的特性:嗅覺會比視覺還早意識到,海已經來到面前。不過那不代表陸地的盡頭也到了。那片海濱有一座木棧道,筆直往潮水伸展而去,走到最後,發現自己定位在暹羅灣中。

當天是個平日,可是午後木棧道的盡頭,有個穿著制服、看起來大概高中年紀的男生。他是背對大海面向我走來的,只是微微低著頭。更靠近一點看,他好像在流眼淚,但是是很安靜的那一種。見到我走近,他也沒移動,就只是撇過身子,讓我也能靠上棧道盡頭的圍欄。

保持一點距離,過了一點時間。我往回走了一段,到有自動販賣機的地方,投了兩罐可樂,其中一罐帶回去遞給他。他有些詫異、有些害羞,面朝著我,慎重地退了一步,雙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後他接過可樂,同時打開自己的書包,從裡面拿出一包拆封過的吐司。

他示意我,把吐司小片小片撕下,捏牢捏實,最後撒向空中。

後來我們就單單反覆做著這樣的動作,耗掉整個下午與黃昏。

最後還是沒和男高中生說到什麼話,終究也不知道他為何掉淚。可是我見到了這輩子最多、最澎湃、最金光閃閃的海鷗。

或許其實還有更多細節,只是我沒有記得。這件事說穿了只有畫面,而幾乎沒有對白、沒有情節推進,也沒有個始末,要記住真的有難度。可是此刻忽然想起,有種平靜安詳的感覺。

工作太忙了,忙到生活難以平衡、創作不好兼顧的這個年紀,迫切需要的就是這種適當而且適量的與世隔絕感。暹羅灣上的木棧道,好像就是螢幕保護程式之類的機制,暫時看不見陸地那頭其他發生的事,海天因此遼闊。

即便我們每個人,我也好、男高中生也好,天黑以後,都還是要回到原本的生活裡去的。

不過在那之前,幸好已經擁有如此足以喘息的經過。

●睿哲

我第一次獨自旅行,應該是馬來西亞檳城。十多年前,也有你說的那種木棧道的盡頭。我在海邊那個盡頭沒有見到男高中生,但認識了一名來自巴基斯坦的大叔。

詳細談了什麼我記不太清,只記得我們交換了Skype帳號,我沒多想。過了多年,一天突然接到視訊電話,才又跟這名巴基斯坦大叔聯繫上。那是視訊鏡頭解析度還模糊的年代,網路不太穩定,他年幼的兒女向我斷斷續續地揮手。透過那個鏡頭,我看到有雜訊的世界的另一種樣子。

那種木棧道的盡頭,像是通往哪裡的一條路。

我在很多地方見過:印度的瓦拉納西、尼泊爾的波卡拉、北愛爾蘭的德里、德國的萊比錫、瑞典的斯德哥爾摩、捷克的布爾諾、西班牙的格拉納達、葡萄牙的里斯本、冰島的阿斯洽火山……,它們都是從一個已知的地點,連接著一個無法抵達、或尚未抵達的地點。

一旦走到盡頭,就得停下來了。是嗎?

同樣的木棧道的盡頭,我在一場聚會隱隱約約見過。當年離開倫敦前夕,英國友人為我餞行,約了其他朋友到家裡晚餐。傍晚時,大家在公寓找自己最舒適的位置,一手將自製的taco大口塞入嘴裡,一手拿著啤酒酣暢。主辦這場飯局的Alexis是我在倫敦認識的第一個朋友,我們在畢業前夕時常談論未來:一起在北方租一座農場,洗衣曬衣,養幾隻牛羊,種蔬菜水果,並且創作,過自給自足的生活。我們把生活畫得太圓,但現實是充滿坑坑角角的。

大家不約而同說著我們終於可以像個正常人,在正常的時間醒來吃飯。那兩年,我們像被逼著不得不前進的爬行動物,對任何事情批判、對社會不滿足、對大大小小的事情指指點點,但我們從未有機會學會站立。

餐桌上的話題不外乎關於對未來的焦慮與徬徨:譬如A要繼續窩在西邊的套房,T幾個月後要飛往首爾駐村,M已經在故鄉柏林找著工作,Z回斯德哥爾摩定居,C搭上往成都的班機前在Instagram上留下一句:「我們Wechat見。」我則繼續南下里斯本,開始幾個月的生活。

大家在這個木棧道的盡頭往各自的方向去,消失了之後去哪?我喜歡站在木棧道的盡頭打水漂,看石頭在水面上一點一點一點,跳到不能再跳了,遠到不能再遠了。那個清脆的聲音彷彿一直在迴盪,永遠不曾消失。

翁禎翊(右)、吳睿哲。(記者潘俊宏/攝影)

台北小孩,現居桃園,在新竹工作,小時候住過苗栗;嘉義入伍當兵,實習在台南度過,寫過高雄的書。

畢業於台大法律研究所,現事法律業,出版散文集《行星燦爛的時候》。

圖像創作者,畢業於英國皇家藝術學院。用剪刀畫圖,也寫字。認為所有昆蟲與人類都是平等的。

出版作品有《跳舞就是做很多動作》、《有蚱蜢跳》、《A Horse, A Boat and An Apple Tree》與《Le Défil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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