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咸浩vs.郝譽翔／語言與文化

●廖咸浩

新加坡見證

「雙語政策原是夢」

上面的討論，印證了語言並不只是工具。相反的，語言能讓人握有上述三種能力，已經意味著語言是我們意識的主要構成，並不是外加的、可有可無，或隨便學學即可的「工具」。甚至於可以說語言幾乎等於存在。因為語言不但是思考的本身，更是文化的載體。語言塑造人，也塑造社會。人感到存在有意義，便是因為語言讓他能活在一個歷史的長河中，有過去為鑑，有未來可期。反之則只能活在永恆的當下，為價值的虛無所淹沒。文明也因為語言的生生不息而能承先啟後，反之若語言死亡，則整個文明也將消失無蹤。

不幸的是，在我們的時代有兩種對本國語言大為不利的因素，一是數位科技，另一是英語霸權。但為害最嚴重的可能是英語霸權。此霸權的擴張是緣於種種新殖民主義的神話及新自由主義生活風格（life styles）的誘惑所致。過度重視英語教育的社會往往會造成英語獨霸而本國語言地位低落，甚至威脅到其存續。特別是前殖民地國家如印度或菲律賓，知識分子（多半是英語階級）常視國語為次等語言。新加坡、香港棄母語就英語的趨勢也不遑多讓。因此，台灣所謂「雙語」教育以新、港為師，不過就是獨尊英語的障眼法，結局也會如新加坡一樣。

其實，新加坡原先也很天真的以為雙語精熟是可能的，但經由十四年的實踐卻證明了「雙語政策原是夢」，而在1979年改為獨尊英語。雖然新加坡仍以角色分配的方式（英語負責「經濟實利」，本國語言負責「文化傳承」），試圖為本國語言續命，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後者發生「領域流失」（domain loss），並淪為次等語言；不但使用者日漸減少，程度也愈來愈差。以新加坡目前母語使用人口減少的速度來看，估計在二十到三十年後，各族母語也將消失無蹤。而且因此而造成的階級固化、菁英壟斷、學習困難，乃至於李光耀擔心的「偽西方人」等現象，都愈加明顯。愛爾蘭則是更知名的例子。在英語霸權的碾壓之下，原有本地語言已近乎死亡。

「領域流失」最明顯的徵狀就是所謂的「語言切換」（code-switching）。到了關鍵詞彙便不得不切換，就是因為該語言在某些領域（如科學、工程、醫學），甚至於所有課程，長時間未曾使用，而致某些觀念已找不到適恰的本國語彙表達。其結果就是語言粗鄙化，思考能力及創造能力也必然隨之弱化。再接下去的發展就是在正式場合不再使用本國語言（如新加坡，香港也不遑多讓），而新加坡華人甚至有超過70%在家只說英語，不再說任何母語。

從「領域流失」到

「語言死亡」

語言是非常脆弱的。台灣在獨尊英語的心態下，不必等到實施誇張的全英語授課，本國語言就早已開始受到各種傷害。比如小學原有九節國語課，如今撥了兩節教英語，可知中文程度必然已經普遍下降。加上中學國文的淺白化，大學學測的平易化，如今又有大學的若干學系開始不計國文，未來國文程度不加速崩壞也難。

然而，相對於我們大學學測國文愈考愈簡單，幾個我們熟悉的先進國家的大學入學測驗都高度重視國家語言。比如美國的SAT只考數學和英文，但前者不難，後者則具高度挑戰性。ACT則英語的比重等於數學與科學的總和。在申請學校的時候通常都還要附上具有關鍵鑑別意義的小論文。法德日三國雖然都加考外語，但比重絕對不超過本國語文，而且都可以選考多種外語。法國和日本對本國語文更是特別重視。法國語文考試比重高達9點，不但考申論題，且內含一科哲學，還需有小論文。日本國語文的考試占200分的高比重，而且考試內容包括100分的現代文學，50分古典文學，和50分的漢文。後兩部分竟然合占一半的分數，這對台灣質疑文言文的人可能甚不可解。

北歐及西北歐的國家對學習外語態度向來積極，因為國家小語言也小眾，所以學外語不得不然。然而，另一方面語言與英語接近，二方面英語漸成國際霸權，故近二十年來選擇學英語者愈來愈常見，全英語授課的比例也偏高。然而，最近幾年這些國家對英語及國家語言的態度丕變。若從「領域流失」到「語言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來看，就不令人意外。哥本哈根大學在2021要求外籍教師必須在六年內學會以丹麥語授課。挪威奧斯陸大學則要求挪威語為上課主要語言，英語只能在「恰當和必要的時候」使用、所有的學生和教師都要學挪威語、學校也必須積極發展挪威文的科技術語等等。今年六月荷蘭教育部更規定大學部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課程以荷語授課。因為他們都很清楚，由於全英語教學太氾濫了，英語的霸權在本國語言中所造成的領域流失，已經威脅到了其生存。

AI翻譯科技精進，

挽救歐盟的多語體制

事實上素來以其多語體制為傲的歐盟也曾面臨英語霸權的逆襲。為了維持多語體制，歐盟每年為了翻譯需運用大批人力，並耗費大筆經費及資源。然而近年來，歐盟正式場合使用英語的情況卻日漸增加，因為既可以不偏向任何一個國家語言（特別是英國脫歐之後），又可以讓某些英語菁英有炫耀的機會。眼看歐盟的多語體制就要開始出現裂縫，幸而AI的翻譯科技橫空出世，適時的改變了這樣的趨勢。一方面，AI科技使得翻譯突然變得簡便太多，甚至已到了彈指完工的地步；另一方面其科技之先進已足以勝任同步口譯，甚至多人聊天。因此，不但歐盟的翻譯中心大幅裁員，同時更開始以AI進行會議時各歐盟語言之間的同步口譯。一時間英語又變得不是那麼重要了。

由於AI翻譯科技的精進，使得需要使用英語的場合急速減少。因此，不但挽救了歐盟的多語體制，接下來也將拯救無數的語言與文化，特別是處於弱勢的語言及文化。比如前述的北歐國家只需要用翻譯科技取代全英語授課，本國語言日趨下流的狀況便可逆轉。

由以上可知，不論從競爭力來看，或是從AI所造成的語言新現實來看，本國語言才是一切的關鍵。捨本逐末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幾乎都是前殖民地國家。原因除了統治菁英對殖民者文化依賴成性之外，其「國家」常常是由殖民者亂加拼湊而成，似也不得不以殖民者語言來維持統一。但是台灣卻是唯一沒有被英語國家殖民，卻主動全面向英語屈膝輸誠的國家。政府給出的理由是「提升競爭力」，而競爭力又等於「國際化能力」。但前文已經細談過，競爭力與學英文（或任何外語）幾乎無關。更殘酷的事實是，全球這些英語系前殖民地國家，也沒有一個有凸出的競爭力表現。更關鍵的問題是，在AI翻譯科技所形塑的新現實裡，閱讀與會話都已可透過AI，其快速與精準都遠超過直接使用英文，那麼到底在什麼場合才需要英語以便「國際化」？所以台灣的「雙語政策」是完全沒有未來性、而且十年後就會後悔的自殺式政策。因此，台灣政府的當務之急應是：將「雙語政策」的相關資源轉投入翻譯科技的發展，掌握中文與外語對譯的發言權，並確保國內弱勢語言的存續。

AI時代，

想像力更是真正的競爭力

在AI成為生活中最重要的工具時，真正的競爭力──想像創造的能力──之重要性就更形突出。在AI的新時代，人只有兩種：會用AI的人和會被AI用的人。蘋果的執行長Tim Cook曾說過這句名言：「我擔心的不是機器會像人一樣思考──而是人像機器一樣思考。」所以「會用」指的不是會操作AI的人，而是有想像力的人；他能以具創意的指令，讓AI完成具創意的生產。這才是在AI時代能夠勝出的人。若無法有這種能力，則與機器有何差別？甚至在功能上還遠不如AI操控的機器。這樣的人便只能為機器所役了。

那麼，想像創造的能力要如何培養？這時候我們就必須回到文學；文學藝術是培養想像創造力的主要沃土，特別是唾手可得的文字藝術。本國語文的文學作品固然是想像創造力的重要泉源，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文學更形成了一個取用不盡的想像創造力之寶庫。因此在AI時代雖然有許多學科都可能消失，外語的學科反而會成為新寵，因為想像創造力才是未來人類最重要的能力。但不要忘記，屆時多數人都不再需要學外語來接觸外國文學，而是透過翻譯；因為在AI協助下的翻譯成品會遠比今天更精準的呈現、更快速取得。這又再一次印證了在未來本國語言具有關鍵的重要性，外語則是少數專家的領域了。

●郝譽翔

遙想楊牧談《詩經》

說到語言，我不禁就會立刻想起了馬奎斯《百年孤寂》中那一段被人不斷輾轉傳誦的名言：「這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假如沒有語言，我們要如何述說自己所目睹到的一切？又要如何和身邊最親愛的人分享自己的感覺？

我也不禁想起過去在東華大學教書時，曾經旁聽過一年楊牧老師教授的《詩經》。他每每一邊論詩，就一邊讚嘆著《詩經》是多麼美好的年代啊，詩中的每一個方塊字都才剛被發明出來，就彷彿是新生的嬰兒般，睜大了晶亮的雙眼灼灼望向這個世界，充滿了述說的渴望，卻又尚未被時間和文明所汙染，而每一個字眼的背後，都還有待我們用感性和理性去填滿。

我也想起當年就讀台大中文系時，曾經選修過和《詩經》同樣是源於兩千年前的詩歌《楚辭》，授課的彭毅老師也每每讚嘆屈原〈離騷〉之中關於情感的詞彙，怎麼能夠如此豐富而且精緻？譬如「侘傺」和「鬱邑」，都是指人的失意和落寞，但是「侘傺」就多了點恍惚的意思，而「鬱邑」則是更為深沉。「歔欷」和「流涕」這兩個詞彙都在表達難過，但是「流涕」就更加悲傷幾分。「抑志」和「屈心」都是壓抑的意思，但一個是「志」，一個是「心」，兩者又豈能等同視之？

更不要說〈離騷〉中所描寫的各種植物名，如「椒蘭」、「揭車」、「江離」……乃至於食物名如「爢」、「粻」……如果沒有這些語言，我們又要如何「伸手去指」出這些事物的細膩不同？乃至於眼前世界的繁花盛景、多采多姿？

但語言能力絕對無法速成，只能夠靠日積月累，耐心地涓滴而成。我已經在大學執教二十多年了，長期和大學生相處下來，更是深深體會到小學到國中階段，才是培養一個人語文和思考能力的關鍵時刻，而在這段學習的黃金歲月之中，尤其要依靠大量的閱讀來深化本國語言的基礎，否則等到大學時才想要補救，就為時已晚、悔之莫及了。

可惜的是，台灣教育雖然一再提倡閱讀的重要，實施起來卻大多流於口號，試想一個孩子能有多少的時間？要上學，要玩耍，還要到補習班學美語，學才藝，學運動，簡直像一個陀螺似的整天不停打轉，又如何能夠沉下心來安靜閱讀，在文字之中徜徉和深思？

台灣社會似乎走向一條

越來越輕視語言的道路

尤其未來我們必須面對AI的挑戰，而目前的ChatGPT來勢洶洶，已經可以迅速寫出一篇流暢而且完整的文章，更能夠在全世界的各種語言之間穿梭翻譯，來去自如，故現在我們要讀懂一篇用陌生的外語（如俄語）寫成的文章，已是輕而易舉，只要點一下翻譯成為中文的按鍵，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取得。因此我們將來所要解決的最大難題，已經不是如何學習外語了，而是要如何超越AI？如何才能夠發揮電腦所無法生成的、源自於個人的獨特創意？而這些非得要透過語言的深化學習不可。

但很遺憾的，台灣社會卻似乎走向一條越來越輕視語言的道路，不僅國、高中的國文修課時數銳減，閱讀的文章也大幅縮水，就連具有重要指標性意義的考試，也多傾向於廢考中文，把語言只視為一項日常的實用工具，而輕忽了在它背後所負載的深層文化意涵，以及開啟思考的潛能。如此一來，因為語言淺薄化而一併被簡化了的大腦，不就更容易被AI給輕易地取代了嗎？

我因此不禁懷念起自己的童年，七○年代的台灣小孩大多不學美語，也沒有課後才藝，我因此有大把的時間可以盡情栽入一本書中，自己通過文字去探索生命的浩瀚和奧祕。我曾經在一篇散文中描述當時的心情：「我伏在紙面上，攀住了一個字，緊接著是下一個字，就像是在渡河。渡一條生命的急流，以絕望而岌岌可危的心情，在還沒有踏足之前，就已經預知了它必然暗潮洶湧。」

是的，這個世界必然是暗潮洶湧的，現在是，未來更是，而且請容我套句張愛玲的名言：「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所以如果沒有語言所結成一條扎扎實實的、求生的繩索的話，我們必定會被這個科技時代的浪潮沖刷成為碎片，無情帶走，而無法成為那一個足以勇敢站上浪尖，甚至乘風駕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