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奕丞／時間會長出更多的枝椏與歧路——專訪作家言叔夏

2013年和2018年，以博士班畢業為界，先後出版散文集《白馬走過天亮》、《沒有的生活》，言叔夏透過迷人的聲腔、詩意的語言，書寫關於成長、家庭、故鄉與生活的軌跡。在閱讀散文集時，不難發現她的學院生活總是伴隨著工作、日常，互相交纏錯落。採訪當天，我不禁好奇問她，是如何在學術和文學之間切換敘述聲腔？

言叔夏停頓了一下後回答，學術的理論、文學的創作都有著相似的內裡，對概念的層層推展，只是最終被放置在不同的分類上：「其實從一開始，我就不覺得這兩個東西是不同的。」用名為文學的框所看出去的風景，可以被框吸納進來，成為它的一部分，言叔夏覺得「這個世界好像沒有不文學的東西。」像是哲學家柄谷行人曾提「風景之發現」，文學的存在也似鏡中風景，而這面鏡子所反射出來的東西，其實就是文學性。

逛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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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之生存需要練習，比如〈辯術之城〉裡對碩班時攻防的記述，言叔夏說：「攻防也是有美感的，對不對？或許再怎麼樣，都不能放棄優雅這件事。」

在關於文學性的思考之外，我們談到在實作上的寫作習慣。她和我們分享她的祕密筆記本：「我其實現在已經很少在用臉書，但是我有一個只有我一個人的私密社團，先前我試過手機的一些備忘錄app，可是後來發現我其實很少去打開它，因為跟我的現實生活沒有什麼連結啊，但我現在還是會打開臉書，去看一下別人在幹嘛。所以我後來就想，開設這樣的一個社團，然後這社團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在上面打些東西。」

追問這個社團大概有些什麼，「現在很混亂，它除了有一些日記或是旅行的過程裡面隨便寫下的東西，還有一些我喜歡的文章……還有一些我想去的餐廳。」言叔夏說著就笑起來。

「這個社團有所有的一切的事物，我還滿依賴它的。感覺就像是有一個朋友住在那裡。」

失散的話語

離開南方的言叔夏隨著學業和工作，在不同學院、城市間遷徙——從熟稔到無以指認——竟都包含一些植物：〈春不老〉、〈白菊花之死〉、〈Ｃ城的紅花〉。

這些植物與植物之間的移動，其實是一種連根拔起：「從《白馬走過天亮》寫完到《沒有的生活》中間那段時間，我覺得可能處在現實生活比較強烈的變動狀態，然後會感覺到過去的語言型態沒有辦法承擔我自己所遭遇的狀況。」透過文字所展開的影像與聲響與其說是風格，言叔夏更覺得是一種回應世界的方式；我們所感受的某些風格或是文字的轉變，有時候是來自於現實生活。如果過去經驗的世界因為時間而坍塌，讓原先說話的方式失效，根植於現實的書寫活動不自覺便「會想要抓住它」。散文作為一種表達自己內心的說話方式，作為一個發聲的聲帶，難道總要老去？

「其實就算改變了也無妨，因為它是一種誠實吧。」言叔夏坦然。

在〈沒有的生活〉裡充滿著「沒有」的那個盆栽，最終還是離開居住多年的城市以及學院，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其實我以前剛搬來台中的時候，跟這個城市沒有什麼連結。」一切關係都待重建。言叔夏說，其實常浮現「我為什麼要在這裡？」的困惑。

不過，既然彼時聲腔不同於此時是為常事。曾經無以指認的C城，最後便如同〈在車上〉裡所寫（「我第一次隱約地想起，這裡是一個叫做『台中』的地方。」），得以緩慢去指認未知。

回望《沒有的生活》。博士班畢業之後，離開台北之前的最後一段時光，言叔夏以地平說比喻：「那時候我住在台北，我真的有這種感覺。覺得可能走到天母那邊這個道路就會不見了，它有一個好像邊界一樣的東西讓你在這個城裡面一直走來走去都走不出去。」在博士班末尾用盆栽身分告別學生時代進入職場，學院生活之外所面臨的巨大經驗使她無法招架：「你根本沒有辦法區分這些經驗哪些和你有關，哪些和你無關。然後我們好像只能夠被這個經驗吞噬。」隨之而來的匱乏與欠缺成為了《沒有的生活》的基調；言叔夏形容這本書其實是進入到一個德布西（Claude Debussy）的狀態——「就是在夜晚，你好像也只能在那邊休息。」

路上的聲響

聊到一眾文青都必讀的《白馬走過天亮》，我提到這本書說話的方式相較於《沒有的生活》，似乎用力不少而且更為劇烈。言叔夏回覆以誠懇的感謝。「其實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覺得很愉快，很像我自己擁有一支樂團的感覺，你可以帶它到處去拉手風琴、吹奏一些樂器。」若低聲念出《白馬走過天亮》裡的字句，會發現在言叔夏的文字裡，詞與物有時就像音符，聲響與節奏的重要性其實更勝經驗或者是材料：「有時候我會為了聲音，而挪動這些詞彙在日常生活中應該出現的意義。」

無論是《白馬走過天亮》或是《沒有的生活》，透過文字描繪出南方小鎮裡故鄉與家庭的魔幻和陰翳。在創作中進行探問，對過往之事不斷地拆解、梳理、重組，但不抱持某種議題去寫作，「我覺得人的生命應該要高於這些題目，否則的話很容易會被這個題目吃掉，但是你要去覆蓋它，就會需要一些別的路徑。」找到這些外圍的路徑並且享受抵達前的路程，至於最終是不是真正會到達目的地或謎底，其實並不這麼重要：「因為得到答案其實你的寫作就結束了。」

分岔的枝椏

言叔夏曾經感到三十歲以後的風景趨於平坦，活到30歲，和活到50歲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同：「因為每個過程裡你突然都可以計算出來：你在什麼時候可能會遇到怎麼樣的狀況然後你可能會如何去應對它。所以其實那段時間我可能會覺得，對於生命沒有可能性這件事情。」

還好時間所形成的困局最終也由時間解鈴。這三年間歷經大疫，言叔夏對於寫作有想法上的轉變：「人所擁有的此時此刻事實上都是被增生出來。」書寫的過程即是將經驗再次提煉的過程，回憶本身所不斷製造的不同延伸物，實際上都來自同一個過去。在《白馬走過天亮》裡所談及的那些國中時期與高中時期，甚至是大學時期的花蓮，被回憶、被書寫的過去時空其實已大於時間等身。

「由40歲的我說出來好像有點嘴軟……但其實我到現在都還相信世界上有另外一個我，在這個時空的另外一個地方。」她曾經搭上往歐洲的長途班機，在漫長飛行中感覺狹小的機艙裡，空間裡失去了時間性，沒有時空也不清楚時間。下了飛機就來到一個異國，「像一個嬰兒又重新生出來。」

這樣的時間體感，彷彿人類編造出來的一種謊言，甚至一場騙局，用以界定我們經驗的發生時刻，對言叔夏而言就像是一個敵人：「也許很多的文學事實上都在做這件事，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對抗時間給我們的各種事物。」透過書寫感知時間的流速，散文的特性在於，只要擁有此時此刻的現在，就能創造出一個新的世界；在寫作途中，撐開的縫隙長出枝椏，岔出新的歧路，路上有反覆打開的房間、巢穴：「你會讓人覺得你的現在——你可能活了不只40年。大概有400年。」

言叔夏召喚回憶的技藝，或許就在時空的層巒疊嶂間，入桃花源，不知有漢，無論今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