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了，但歷史的創傷才正要開始－李雙澤〈終戰の賠償〉

【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
　　當殖民者離開，過去處於「文明」弱勢地位的殖民地，是否就能開始擁有自身的歷史記憶、開始擁抱屬於自我的生活？遍覽全世界那些脫離殖民者掌握的國族所經歷的歷史後，恐怕你會發現答案不只是否定的，甚至是荒謬的。
　　1978年1月，一篇刊於《台灣文藝》革新號第四期的中篇小說〈終戰の賠償〉，以兩萬字的篇幅，構築了一場牽連日本人、菲律賓人、華僑、臺籍日本兵等眾多異國角色，如何利用歷史的錯亂串演出的騙局。這篇小說生動揭露出：在二戰結束後的殖民地獨立風潮中，弱小國族在帝國強權霸凌下的悲哀，並沒有就此如同主流思考想像的好轉，反而是更加扭曲變形。強烈的文學性與不畏戒嚴氛圍下的被殖民歷史反思，使得這篇小說榮獲了當年的吳濁流文學獎。

　　而這篇小說就如同作者鮮明的才華與主張一樣──勇於反思「自我是什麼」、並親自嘗試如何「實踐現實」。他的作品、他的主張、他的嬉笑怒罵與努力，放諸今日，仍可與這塊他深深關懷的島嶼反思與同行，他是臺灣民歌運動的催生者──李雙澤。

文｜盞彧

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是豐收的大合唱

　　提起「李雙澤」這個名字，或許很多人的記憶，會從一個可口可樂瓶開始喚醒。臺灣歷史上曾經有過那樣一個人，他編輯、他寫作、他攝影也繪畫、他填詞並演唱，他曾經窮盡自己的努力，來回答他對島嶼上的人們所發出的叩問──「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

　　1976年12月3日，淡江文理學院（後改制為淡江大學）舉辦了西洋民謠演唱會，其中一位原訂的表演者──三十年後以專輯《匆匆》入圍金曲獎最佳作曲、最佳作詞、最佳年度歌曲等六個獎項的歌手──胡德夫，因為前一夜與人打架負傷，臨時委由其友人代打上場。該友人上場首先演唱了〈Blowing in the Wind〉。這首自1962年由Bob Dylan創作的歌曲，挾帶著反戰與包容的自由精神，迅速感染了整個美國社會，進而伴隨著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學潮而廣為傳頌，在當時亦是臺灣學子習以為常的美國流行歌。當他演唱完畢，他突然舉起了──那也是當時臺灣大學生所熟悉的──一個可口可樂瓶，接著大聲詢問全場：「我從菲律賓到臺灣到美國到西班牙，我看見人們都在喝可口可樂，聽見人們都在唱Bob Dylan，請問我們自己的歌在哪裡？」

　　誰也沒想到，這個當時在噓聲四起的現場中演唱著〈補破網〉、〈望春風〉、〈國父紀念歌〉等國臺語歌曲後下台的年輕人──李雙澤，不僅在這個提問後開啟了自身與周遭親友「要寫出自己的歌來唱」的決心，也意外促成不久後在淡江校刊上，一系列關於「歌從哪裡來」的文章陸續發表，論戰不歇，史稱「淡江事件」。

　　這股意外發酵的能量被視為是催生出「臺灣校園民歌運動」的關鍵，「回歸現實」、「凝視鄉土」的文化認同意識，就此伴隨著人民的歌聲、結合著同時代在全世界熾烈發展的左翼關懷，化作黎明前夕的其中一股重要浪潮，將臺灣推向歷史的轉捩點。此後不到一年，李雙澤努力創作了一系列歌曲，其中，以臺灣前輩詩人陳秀喜及其摯友蔣勳的詩作，所改編完成的〈美麗島〉與〈少年中國〉，竟同時在日後因為內容涉及「臺獨」與「親共」而遭當局查禁。明明是基於對同一塊土地(臺灣)的關懷，卻同時涉入兩個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如果李雙澤來得及知道，恐怕會利用他的創作才華，作出更高銳度的詰問吧。可惜的是，就在「淡江事件」的隔年(1977)九月，熱愛游泳的李雙澤在淡水海邊為救溺水者而不幸溺斃，得年二十八歲。

從他的小說、繪畫、歌曲中，都能看見他對於不同文化、階級、種族下生活的人民，有著細膩生動又深刻反省的觀察。（藏品／「李双澤紀念會」捐贈，圖／國立臺灣文學館）

　　四個月後，《台灣文藝》刊出了其遺作〈終戰の賠償〉。身為菲律賓華僑的李雙澤，在中學起來到臺灣，大學肄業後周遊了美國、西班牙等地，從他的小說、繪畫、歌曲中，都能看見他對於不同文化、階級、種族下生活的人民，有著細膩生動又深刻反省的觀察。〈終戰の賠償〉中，身為華僑導遊的「我」設計出了一個「終戰賠償の松田義一專案」，企圖找人假冒二戰時戰死菲律賓的日本軍官松田義一與菲國女子瑪麗亞的兒子，以誆騙終戰二十年後來到菲律賓悼念並尋孫的松田義一的母親，藉此讓二戰時被迫上戰場的「臺灣軍伕」得到來自日本人的「賠償」，以個人之力實現「轉型正義」。但隨著歷史記憶透過愈來愈多的角色描述下被層層揭開，我們很快就發現，比「詭計」更險惡的，是在「霸權」蹂躪下而扭曲的人性。主角「我」為弄假而求真，在找尋松田親生兒子與替代者的過程中，意外摸索出了松田義一其人其死遠非其義弟施清泉所描述的慷慨壯烈，大義凜然的言語背後是充滿謊言與偽裝。到最後，這場操弄著記憶的騙局，亦在倚靠強權維生的施清泉橫加插手後灰飛煙滅。再多的真相與真實，都在權力與其既得利益下沉沒。

　　小說中用中文音譯了許多閩南話、英文、日語、馬尼拉方言等的詞彙，突出了這群橫跨中美菲日臺等國籍身分甚至相互重疊的角色，然而他們雖各自有其面目聲音，但是對於自己的身分卻個個身不由己，幾乎每個人的身上都擁有一定程度的偽裝，並漸漸伴隨著生活習以為常，於是就在殖民與炮火的灰燼中，人們失去了對「自己」與「自己人」的面貌記憶，並在社會的各個階層裡「流浪」。這成為了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延續了終戰後未曾解除的暴力，鞏固著新的霸權及其既得利益者所鋪設的階級。

　　戰後看似脫離了「殖民」統治，但在大歷史的帷幕下，小人物的真實與聲音顯得破碎而渺茫，不斷隨政軍情勢無情轉換的身，竟比有意編織出的騙局更加交錯迷亂。他們是何人、如今身屬何處、將來又要通往何方？李雙澤透過菲律賓在戰爭期間受美日殖民的歷史，刻劃出在國與國的暴力下，個體人物無法探知自身過去與未來的悲哀。而在〈終戰の賠償〉發表的當下，同樣受過殖民統治，同時又身陷戒嚴禁錮的臺灣人，又該如何面對與反省自身認同建構的問題呢？也許我們可以在臺灣民歌運動後至今的那些歌聲裡看出一些軌跡。

　　距離李雙澤鼓吹「唱我們的歌」至今已逾半世紀，眾聲喧嘩的臺灣社會裡，是否每個人心中都已經擁有「我們的歌」，已經可以自由地呼吸我們的歷史記憶、發出我們想要追尋自我的聲音？也許這樣的迷惑，永遠都不該有唯一答案，但無可否認的，因為有了李雙澤的存在，我們知道了歷經這樣的叩問後，都將使「我們」這個想像的共同體更加勇敢。不論歷史轉動朝向何處，只要我們還能言說、還能歌唱，我們就能擁有自我的靈魂與文化，有些東西，有些力量，就能由此不斷傳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