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菩提》伊朗禁片入圍奧斯卡 伊朗婦女運動終將達成目標
★ 2025 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國際影片提名
★ 2025 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導演
★ 2025 金球獎最佳外語片提名
★ 2025 英國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
★ 2025 坎城影展橫掃評審團特別獎、影評人費比西獎 等5項大獎,勇奪英美法場刊最高分
一場家庭風暴正悄悄醞釀
《一念菩提》(The Seed of the Sacred Fig)故事講述,父親剛晉升革命法庭的調查法官,家人正為此高興,街頭卻掀起頭巾革命,一場家庭風暴正悄悄醞釀。手握起訴大權的父親,在上級施壓下成為死刑判決的橡皮圖章,既因承受尋仇壓力變得疑神疑鬼,更與不滿現狀、暗中支持抗爭的女兒們裂痕加深,母親則夾在中間左右為難。當父親的配槍無端遺失,面對聲譽與職位不保,他竟將調查矛頭指向心愛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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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邪》金熊獎伊朗名導拉素羅夫,雖遭政府多次判刑入獄並禁止拍片,仍冒險偷拍與神權政體直球對決。從幽閉、壓抑的家庭通俗劇出發,再變奏成《鬼店》般偏執的懸疑驚悚,最終昇華至舊勢力與新浪潮對抗的寓言格局。片中穿插大量抗議現場的手機影像,為伊朗電影寫下勇敢新頁,也與《一部未完成的電影》遙相呼應。榮獲坎城影展評審團特別獎,更代表德國強勢入圍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全片高潮迭起、如坐針氈;精彩絕倫、撼世傑作!
伊朗的婦女運動終將成功、達成目標
本片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1972年生於伊朗,現流亡歐洲。關於《一念菩提》的拍攝契機,導演自述如下。
在我上一部電影《無邪》後,我花了四年的時間才開始新的創作。在這段期間,我寫了好幾部劇本,但最終促使我拍攝《一念菩提》的契機,是我於2022年夏天再次被逮捕的經歷。這一次的監禁特別不同,因為它恰好與伊朗頭巾革命「吉娜——女性、生命、自由運動」的爆發重疊。在獄中,我與其他政治犯一同關注著社會的變化。當時的抗議行動發展出乎意料、規模龐大,而我們都對這場運動的能量與女性的勇氣感到震撼。
出獄後,我心中始終縈繞著一個重要的問題:「現在該拍什麼樣的電影?」這個問題成了我腦海中的牽絆。我想,一切起於埃文監獄一名高級職員對我說的一番話。有一天,在頭巾革命期間政府大舉鎮壓的時候,他探訪政治犯牢房時把我拉到一旁,說他想在監獄門口上吊。他飽受良心譴責,卻沒有勇氣掙脫對自己工作的厭惡。像這樣的故事讓我相信,伊朗的婦女運動終將成功、達成目標。壓迫或許能暫時維持政府的控制,但正如歷史上許多例子,政府最終會向群眾的訴求低頭。
一出獄,我就想拍一部新片,作為對這場運動的回應與助力。但要召集一群願意承擔這類高風險創作的人並不容易。我花了好幾個月才找到演員與技術團隊。拍攝過程中,有時恐懼會籠罩整個團隊,害怕隨時會被逮捕,但最終,大家的勇氣成為推動工作前進的動力。
拍攝這樣的電影,最大的挑戰就是確保劇組的安全。被識別與遭到逮捕的恐懼如影隨形,但在這陰影之下,總還是能找到解決辦法。例如,我們盡可能縮小團隊規模,使用非常簡易的技術設備,透過攝影師與助理們的專業能力彌補了設備上的不足。我無法詳細說明我們是如何繞過政府審查的,但我可以說那是可行的。政府無法掌控一切,他們試圖透過恐嚇與製造恐懼感來營造「萬事在握」的假象,但這種方式就像震撼彈——它的聲音會讓你害怕,但並不能真的掌控所有人。
選角過程非常複雜。我們必須判斷哪些人除了具備表演能力,也有意志與勇氣參與這部作品。在伊朗影壇中,要找到這樣的人並不難,但你不能公開大規模徵選,因為一旦知情者太多,消息就會慢慢外洩。你能接觸誰、能信任誰,必須非常謹慎,需要彼此極大的信任。
在兩位成人主角的選角上,相對較為直接。飾演母親納吉梅的索海拉戈萊斯塔尼(Soheila Golestani),除了是出色的演員外,同時也在「女性、生命、自由」運動中表態支持人民,甚至因此被監禁,但她仍未停止發聲。而飾演父親伊曼的米薩赫查雷(Misagh Zare),早在我拍《正直好人》時就合作過,我們一直期待再次合作。我知道他為了抗議社會狀況與嚴厲的審查制度,長年拒絕參與官方的伊朗電影製作。
但在選擇女兒的演員時,情況就複雜得多。我不希望找一位真正的青少女來演莎娜,因為我需要的是一位思想成熟、能預見後果,並對情報單位的壓力有基本認識的演員。飾演莎娜的賽塔蕾瑪萊基(Setareh Maleki)雖與角色年齡差距甚遠,但她能夠完美呈現青少年的樣貌。而飾演姊姊蕾思凡的瑪莎羅斯塔米(Mahsa Rostami)同樣令人驚豔。我不希望任何學生因為演出這部電影,而像現實中的同齡人一樣被學校開除。
當然,這些困難並不只存在於我身上,我的同行也都面臨相同處境。情報單位的極大壓力讓他們身陷困境,僅僅因為參與藝術創作,就遭禁止出境、被威脅入獄。革命法庭以中世紀式的手段對他們立案。如今伊朗的壓迫與審查,已擴張到政府甚至認為對藝術作品施以殘酷懲罰是合理的,不僅限於電影領域。像伊朗饒舌歌手圖馬吉薩萊希(Toomaj Salehi)便因創作而入獄,甚至被判處死刑,這同樣是一種國家暴力,國際上關注伊朗人權情況的組織不應對此沉默。
今日的伊朗政權,只有透過對本國人民施加暴力,才能維繫統治。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片中的那把槍,是對更大層面權力的象徵。但它同時也為角色創造了揭示秘密的契機,而這些秘密的揭露,最終導向悲劇的結局。歷史上曾有許多掌權者為保命而殺害至親,在伊朗1979 年革命後,還出現了更多扭曲狂熱的意識形態現象,例如:殺子、弒親、尋求殉道等等,竟被當作近乎宗教的價值來崇拜。過去四十年來,對統治階層的絕對服從撕裂了無數家庭。但當我看到今日年輕世代發起的抗爭時,我相信他們選擇了面對壓迫者的另一條道路,一條更開放、更光明的道路。
過去有一段時間,我住在伊朗南部的一座小島上。島上有幾棵古老的菩提樹,這種樹的生命週期引起了我的注意:它的種子經由鳥類排泄落在其他樹枝上,之後發芽,氣根向地面延伸,當氣根抵達土地時,菩提樹便能自行立足,最終以其枝幹絞殺寄生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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