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甘耀明／卸下馬華包袱，成為一個作家

台北市文化局主辦的「2023台北文學季」邀請「國際華文作家」──黎紫書五月下旬訪台，展開系列講座。台北文學季小組特邀小說家甘耀明，以筆談形式提問黎紫書，為講座活動暖身。講座相關資訊請至台北文學季Facebook、官方網站報名。

黎紫書新作〈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預定六月中旬於聯副連載，敬請期待!（編者）

從文學獎開啟的創作之路

甘耀明：妳年輕時多次得到聯合報文學獎與時報文學小說獎（其實也榮獲多次馬來花蹤文學獎馬華小說首獎），聲名鵲起。這時期妳的語言似「蘇童體」。此階段的「文學獎競賽」，對妳當時或未來的小說書寫，有怎樣影響？

黎紫書：我最初嘗試寫小說，幾乎也就是我開始參加文學獎競賽的時候。如今回想，追逐文學獎認同的那些年，實際上是我在小說書寫這條路上「練筆」的時期。以「蘇童體」開始，也就是以模仿開始，是很初級的入門方式，但也是那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小說語言」這回事。以後我能甩開蘇童式寫法，主要是因為我對小說語言有了進階的思考和追求，這很自然就把我的書寫引向另一個階段。

至於競逐台灣的文學獎，這裡頭有馬華作者太多的苦衷，那是一個比馬華本土更高級別的認證機制。我們想方設法要被「看見」，這種慾望和掙扎使得馬華文學多年來得以保持一定的活力。我很感謝台灣文學獎的開放，讓我很年輕就成為了「衝出本土」的馬華作者。花蹤文學獎同樣也讓我受惠不少，那樣花大力氣布置的氛圍和場景，無論對參賽者、得獎者抑或外國來的評審，都能起到一定的感染和鼓舞作用。我幾乎從不曾被退稿，作品的發表和出版也從來不是問題，這些小確幸在台灣作者眼中可能不值一提，但馬華文學在本土的生存空間實在太狹小了，光這些「優待」已經非常難得，至少會一直讓我覺得自己被肯定、被器重，同時也是被期待的。

我很該慶幸自己趕上了那樣的時代，因為沒過幾年，文學獎的影響力，包括它對新人的激勵和提拔的作用，很明顯衰退下來了。我知道要不是有過那個時期，我不會敢於立志，應該也不會寫出近年來的這些小說，成為一個無論在任何意義上都比較「獨立」也比較「自由」的馬華作家。

甘耀明：妳是「九○年代馬來作者」的異數，與黃錦樹、陳大為、鍾怡雯等人的完整學歷相較，妳沒有進過大學，不是科班出身、當過記者，身為一直住馬來西亞的「本土派」作家，是什麼啟發妳的文學創作之路？

黎紫書：我說不上什麼具體的人和事物啟發了我去寫作。我以為一個從小孤僻寡言而喜愛閱讀的人，最終會選擇文字作為頭號表達工具，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事實上，就小說書寫而言，從來不需要學歷資格，甚至不需要指導也可以「自修」成為作家。而正因為不是科班出身，我感到自己對寫作這事情的想法和追求不受成規束縛，加上十餘年記者的工作，和四處遊歷的經驗，不論是與馬來西亞本土社會，或與世界的接觸面都比較多，我很早就知道了這是我的優勢，也就想把這些優勢都發揮在寫作上，寫出只有我能寫的馬華作品來。

如匕首般鋒利的極短篇

甘耀明：我驚豔於妳的《無巧不成書》、《簡寫》這類微型小說（極短篇），宛如匕首鋒利。於我而言，寫微型小說很費神，是累人工作，妳卻游刃有餘，接連寫幾本，請說說妳怎麼想寫這類高度濃縮語言的小說。

黎紫書：看你說得就好像寫長篇小說不費神、不累人似的。寫長篇小說可是把我向來很好的身體都弄垮了，我甚至為一部《流俗地》賠上了一隻耳朵的聽力，只能說我不具備寫長篇的體質吧……而你卻能不斷寫出優秀的長篇來，這讓我很羨慕啊。

最初會開始寫微型小說，無非是回應「市場需求」──編輯來邀，以專欄方式定期供稿。在馬來西亞和其他華語非主流的東南亞國家，由於發表園地十分有限，微型小說一直是受歡迎的文類，當然這也是碎片化閱讀趨勢造成的現象。它在嚴肅文學的領域裡不受待見，甚至許多人錯覺微型小說「容易寫」，把它當作「小故事」看待，也因此我們讀到的多是這種觀念之下寫出來的平庸之作。那是因為微型小說本就是很難寫好的呀，你若只把它當成小故事，最終便只能寫出個瘦骨嶙峋的小故事來。

可是我想把微型小說寫好，為此我必須給這種文體想像出更高的境界，讓我可以去追求。即使只是千把字的小說，即使它能給我掙來的回報那麼不堪一提，然而只要是以文字在創作，我就必須相信它能達到文學的高度。是這種信念讓我抱著虔敬的態度書寫微型小說，在為它絞盡腦汁去做小說的減法時，我同時在做的也是文學的加法和乘法。這些經驗對我太重要了，它讓我直面小說的本質，進而對寫作者的虛榮和其他弱點有所警覺和思考，其成果對我後來寫的小說（即便是長篇小說）有非常大的影響──我似乎知道了可以用「簡」去承載「繁」；我無時無刻不儆醒自己別去揮霍和炫耀文字；對於文學之美，我有了新的領悟和體會；我明白了小說的力量不一定在於大刀闊斧，它也可以是一根細小的針，直刺人心窩。

「真正小說家」履歷認證

甘耀明：妳的首部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是短篇小說技術的大躍進，妳曾自陳寫長篇是想拿到「真正小說家」履歷認證，寫作過程歷經焦慮與暈眩症，妳如今怎麼看待這段過程？

黎紫書：說起來那真是一個小說作者的焦慮期。眼看著我那一代的小說家同儕們（是呢，我把自己算作與駱以軍及董啟章同代）都轉去書寫長篇了，並且相繼交出受矚目的作品。留台馬華作家如張貴興也以《群象》和《猴杯》兩部長篇開啟了他那標誌性的雨林書寫，於是我一再被人寄予期待，聽了許多鼓勵的話，感覺到自己若不寫出長篇來，便要落後於同代人，小說家這事業便還當不得真似的，十分愧對江東父老。現在我會說，「江東父老」有一部分可能出自想像，那是我自己的心魔；因為自覺才情和學問皆不如人，心底一直有著自卑感。

《告別的年代》寫出來後，儘管並不滿意，可我又必須承認當時的我卯足全力也只能寫成這樣了。它並沒有讓我成為「真正的小說家」，但我卻通過堅持書寫、把它完成而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使得我對長篇小說有了深入的體會和瞭解，也消解了我之前的困惑和焦慮，可以沉下心來構思下一部長篇。而下一部長篇，那可是十年後才寫出來的。期間我沉著了不少，直等到台灣國藝會推出馬華長篇小說補助專案，第一次申請沒成功，兩年後我猶不死心，將原來的提案稍作改動再交上去，還是堅持要寫出心裡想寫的那個作品。

但是書寫長篇仍然讓我的身體飽受折磨。即便我盡可能讓自己「放鬆身心」，但是十年前出現過的症狀一樣都沒落下，而且比以前凶猛。這時候我把寫長篇當成心志與身體之間的戰場，多少還把手上進行的作品當遺作來看待了。那段日子每天都提醒自己「不要丟失節奏」，而且絕對不允許自己把身體遭受的折磨和痛苦，以及腦子裡那「殉道」般的自我感覺透露在小說裡，因為它不符合我對這小說的構思，它與小說本身毫不相干。

這第二戰，我認為我的心志贏了。此後，我敢以「小說家」自居了。

甘耀明：近作《流俗地》給我舒服閱讀感，看得眼裡是春陽，有別於（台灣視窗看到的）馬華經典文學都是英國殖民史、馬共游擊、二戰日軍或濃烈雨林味道，全然回歸「講故事」的暢快。小說詩意濃稠的語言，會使閱讀變慢，但是《流俗地》語言輕快，與故事節奏配得好，請說說這種創作的想法。

黎紫書：寫《流俗地》之前我可是下定決心的：這部長篇一定要寫得「好看」。實在說，我自己覺得已經太久沒讀到好看的長篇小說了──在今天這時代，中文文學世界裡「好看」似乎是個貶義詞，它代表作品不夠嚴肅、不含深奧哲理、不夠「文學」；甚至也意味著媚俗和逢迎，表示作者想要向大眾靠攏。我懷念年少時讀長篇享受過的愉悅，而我已有了年紀，再不想坐等「好看的小說」從天而降，那不如我自己來寫一個吧！

寫《流俗地》時，我將近五十歲，寫作二十餘年，對於馬華作者的處境和現實已經了然，對前途不抱過多的幻想，有了清晰的文學觀和美學追求，毫無負擔地寫自己想要寫、自己也喜歡讀的小說，讓大家看看我能寫出怎樣的馬華文學來。

過去這麼多年，馬華文學幾乎只輸出你說的那些：英國殖民史、馬共游擊、二戰日軍、雨林和橡膠林。如果誠實是被允許的，我會說，連我自己作為馬華作者都已經對這些題材和內容生倦了。我不認為馬華作者就該抱著這種「使命感」或「宿命感」寫作。這一次，我選擇寫一部「群像小說」，我選擇寫「人」，那是我們過去的文學作品所忽略，或者說，我們幾乎沒寫成功過的。

關於小說的語言和敘述的節奏，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小說的「呼吸系統」，也是我過去十年閱讀長篇小說時體會最深、思考最多的一部分。我想像《流俗地》的節奏能與讀者的閱讀相呼應，它要有一種有如時光流轉般的順暢感；無論喜怒哀樂，都擋它不住。

走在想寫啥就寫啥的小說之路

甘耀明：我聽過這樣說法，小說家腦子永遠湧進新題材與靈感，而且有種計畫中的「理想小說」，也許是故事企圖、語言風格或題材禁忌，這是小說家一輩子想寫出來，但未必是現在去進行。不曉得妳有沒這樣的想法或挑戰？

黎紫書：以《流俗地》而言，我知道自己早在許多年前便依稀想到自己會去寫一個地方、一群人，卻沒有其他更具體的想法，或者我心底並不真的相信自己有那樣的能力。直到動筆寫《流俗地》時，我才意識到這分明是我年輕時就尋思要寫，並且一直「信其有」的小說。

正如你說的，小說家的腦子不會停歇下來。即便我兩次寫長篇都飽受折磨，內心對寫長篇十分畏懼，但完成一個作品後，便抑制不住去構思下一部長篇。當然下一部必須與這一部不一樣，我不敢說它必須「更好」或「更難寫」，很可能到頭來我只是走了不一樣的路線，或用不一樣的方法去攀登同一座山峰，沒有超越已完成的高度；但「不一樣」本身就意味著挑戰，因此每次完成一部小說，對我來說都是小說家的一次晉級。

我不是個學者型的小說家，我擁護生活和閱歷，並且一直相信「想像」的力量。只要你能想像出來有那樣的一個小說，它就有了被實現的可能性。我甚至覺得連黎紫書都來自於想像，她被實現了，就有了今天在這裡回答採訪的小說家。

甘耀明：我喜歡妳後來成為「自由的小說家」概念，對國族，民族或性別書寫不執意，全意走在想寫啥就寫啥的小說之路。我認為，妳現階段處在小說創作高原期。寫小說對妳目前而言，帶給妳如何的生命景觀或感受──在妳走上小說家之路的第三十年。

黎紫書：你能這麼說，我實在太高興了。我寫作到後來，越來越清楚知道自己全心全意投入到小說創作這件事情上，這種心志越來越純粹，我也就越來越覺得「馬華」這個冠在「作家」頭上的詞是一個不必要的包袱。它簡直就成了馬來西亞華文作者與生俱來的宿命，是我們必須窮盡一生推上山去的巨石，又像是要用所有作品去回答的一道考題。可是，這是誰給的考題呢？它其實是個桎梏，限制了我們對文學的想像，也就限制了我們的探求。

再來就是性別了。我討厭被稱作「女作家」，中文世界裡的女性作者一點沒有比男性少，我們卻還是像「旁支」一樣被另外劃成一類，並且寫的東西很自然被歸類為「女性書寫」，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女性代言人。坦白說，我寫作的時候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的馬華身分或女性身分，從小到大，我只以「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或「不要成為怎樣的一個人」為目標。在寫作這條路上，我想的不也該是「要成為／能夠成為怎樣的一個作家」嗎？

不管怎麼說，我始終為自己能寫小說而對生命充滿感激。我知道如果不寫小說，我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我了。寫小說這個志業培養了我觀察的眼睛、瞭解的意向以及共情的能力，它是黑暗中被我拿在手上的一炬火；有了它，我有勇氣愈走愈遠，敢於去發現。這種探索不僅僅是外向的，它也向內──這個世界以及世上所有其他的人，你要看得仔細了，便都能照見你自己。

（本文為節錄版，與五月號《文訊雜誌》同步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