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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高中開始學會翹課的。當然，遠不能和郭箏筆下的「海山七俠」相較。相對於他們的硬漢風格，我們這類是嬌慣的少年――人家是砸天砸地，拳頭與汗水，我們則是維特的憂鬱，撕扯著考卷和（自己寫的）情書。但我猜，我們都不是從小就立志要翹課的孩子。雖然〈好個翹課天〉發表的一九八四年，距離我第一次偽造假單，窩到附近咖啡店趕校刊要用的稿子已有整整二十年――如果考慮生於一九五五年的作者郭箏，這個高中故事發生的年代甚至能再推前十年――；雖然我們早就不再用「齪蛋」和「馬子」這些詞了，我們的年代網咖比彈子房多十幾倍。但毫無疑問，我覺得我完全能讀懂〈好個翹課天〉。我覺得就算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一個高中生也能讀懂它。

只要這個島，還沒打算改變它那總是在碾碎少年理想、情感的傳統慣性。

我們學會翹課的歷程，也許非常的相像。在七歲或更早的年紀，我們第一次被帶到一個叫做教室的地方，和一群叫做同學的人坐在一起，台上有一個叫做老師的人。這裡面你只認識在窗外的爸爸或媽媽，而就在某一次轉頭，你發現他或她不見了。關於學校，我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遺棄，第二件事情是隔離；你不能做你本能想做的事，因為你現在身在一個特區，在這裡你的天職就是被管束。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久了我們也就忘了問。有的是因為我們也的確很適應被管束，有的是因為光是讓自己平安度過八個小時，不要受罰，就已經占去我們全部的心神。

我們，以及〈好個翹課天〉裡面的小郭、小虎等人，就是這樣過了十年的人。如果在法律上，十年的徒刑是重罪，那在當代台灣學校教育體系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命定的罪犯。於是，總會有人想著要逃獄的――我曾經就讀過一所四面由鐵窗包圍、進出由教官帶隊如押解的學校，因此「逃獄」二字對我來說，並不只是抽象的隱喻。

十六、七歲正是最適合逃的年紀，這篇小說的角色都是高中生，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在這個年紀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體力和知識，有了長期應付學校體制的經驗，深知它的虛榮與弱點。郭箏描寫了一群世俗眼光中的「壞學生」，師長們認為他們虛度青春、鬧事狎玩，沒有辦法跟上功課，一點也看不到未來。但透過這七個人翹課一天的故事，我們發現，發表這篇小說時正好滿三十歲的作者――一個標準的「大人」的年紀――，似乎全然不同意其他大人的看法。他給予敘事者小郭一個超然的位置，他看著一切，既明白所謂道德規則是怎麼回事（只是他選擇不遵守），又察覺到那些規則底下流動的欲望、敗德與虛偽（好友小虎為什麼選不上校隊？美麗的音樂老師和清純的夢中情人馬綿綿為什麼會……？）。在小說裡，他滿口髒話，卻是唯一清醒（也就因而受苦）的智者。

郭箏要說的故事，遠比「好學生vs.壞學生」或者「道德vs.不道德」複雜。它不是一個單純反抗的故事。他的思考是：我知道以「學校」為代表的成人社會是一團糟的，所以我想要逃獄。但問題是，逃出來之後呢？我們在最前面引用的一個段落，非常精采地演繹了這種思考。「我」首先必須是個翹課者，是個不守規則的人，才有機會暫時離開框框，目擊這個框框的可怖、虛無。人在框框裡面的時候，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因為「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某種形式的「翹課」是抵抗成為「大人」的必經之路。但這句話的另外一層深意是，「我」有些悲哀地體認到，自己和排列在隊伍裡面的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我」進入了隊伍，也不可能鶴立雞群，而是會被整個體制給碾碎、融化、取消掉。整篇〈好個翹課天〉因此就是灰心的調子，它不是一篇提倡反抗的故事，而是一篇反抗過的人的唏噓。

因此，不管我們是否翹過課、是否為了一樣的理由翹課，讀到他們總像是讀到自己。

沒有一人會甘心永遠待在教室裡。但也沒有一人敢說，我已經永遠不必回來上課了。

※關於郭箏（一九五五─）：另一個筆名為應天魚。小說家、編劇。一九八四年，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好個翹課天〉，造成一股風潮，四年後發表〈彈子王〉。曾為電視劇《施公》編寫劇本，也曾為導演吳宇森的《赤壁》編劇。

本文摘自《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寶瓶文化

很多小學老師都知道一個迅速控制班級秩序的祕訣：把班上最吵鬧的那個學生，派去當風紀股長，負責管理班級秩序。這一招在絕大多數的狀況之下都很有效，一來此舉「收編」了最大的「亂源」，讓強盜成為官兵；二來，好學生的朋友大多是好學生，頑皮孩子的人脈也多是頑皮孩子，他知道哪些人是要重點看管的，他也更有機會讓那些人賣他面子，稍微合作一點。我的母親就是小學老師，我從小常常看到老師們成功利用這個手法，總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那些最吵的學生最後就真的變「乖」了？在某些老師不在而只有他們主管秩序的時刻，不正是最好的機會可以大玩特玩嗎？為什麼他們這麼輕易就背叛了一同歡樂的玩伴？

一直要到很後來，我對於「權力」這個詞的意義和機制有一些認識之後，才知道這其實利用了某種人性的弱點。鄭清文〈報馬仔〉更是讓我知道，這個祕訣不但是小學老師的高招，也是殖民者、獨裁政府的慣用伎倆。〈報馬仔〉寫一個無足輕重的過氣大叔陳保民，四處參加銀行股東會、與銀行幹部談話、成天監視他人準備向政府打小報告，試圖從這些行為當中威嚇別人，讓別人覺得他是一個重要的人。這一切根源於他在日治時代擔任過「特別高等警察」，協助日本人監視台灣知識分子的經驗，所以到了戰後，他仍沉湎在往日「不但台灣人怕他，就是一般日本人也懼怕他三分」的地位。從鄭清文流暢但隱有譏誚的筆法下，我們看到這個角色一直想要證明自己的重要性，但沒有任何人買他的帳，整篇小說下來，他除了得到一些敷衍的香菸、飯票和偷得一捲衛生紙外，沒有任何成功的舉動。連在小說的最後，他見到自己的女兒偕男友進入旅館，報馬仔的天性使他回去向太太報告這個大消息，都遭到冷漠的對待。

鄭清文寫這個故事，意義並不止於嘲笑陳保民的過氣而已。透過這個角色，作家寫出了日本殖民統治之後，對心靈造成的扭曲與腐化。從他在小說裡面的表現來看，我們知道陳保民是一個沒有任何實力，但永遠不願屈居人下，希望把別人都踩在腳底的人。這樣的人格特質，正是最適於當權者「拔擢」為風紀股長的人——如果不收編他，他可能會因為反抗壓迫而成為「亂源」；如果收編了他，因為他沒有任何深刻的核心思想，所以就算分給他一部分的權力，他也不會想利用這些權力反叛當權者；相反地，由於他的空洞，他會緊緊依附任何賜與他權力的人，為了延續這種地位而盡可能地打壓他人，特別是和他自己比較相像的那種人。就像小學老師的風紀股長是為了壓制吵鬧的學生而指定的，「特高」陳保民的主要任務也是監視台灣人，在小說裡面，他數次提到「那時候的學生，是多麼有思想呀，而有思想的學生，都怕他。他問他們看什麼書，他還暗中調查他們。」如果對當權者來說，他們要解消的是民間力量的抵抗，找一個更貼近民間但願意合作的「報馬仔」，自然可以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務。

最重要，也最可怕的是，這樣的人是不懂懷疑的，他會照單全收當權者所給予的道德標準，據以審判他人。審判他人（並且打小報告）是他唯一的工作和利益來源，加上指令永遠來自他人，所以他從不覺得自己有罪，也不覺得需要反省。如同文前所引的段落，當有人問陳保民為何陷害同胞時，他的反應是：「『我只分好人和壞人。』他這樣回答。他覺得，他回答的很得體。」這樣輕描淡寫的一句，透露了很多問題：他說他只區分好壞，但他從來不曾思考「好」、「壞」的定義是誰給的？是否某些人真的好、真的壞？而他一己的判斷，憑什麼決定他人的生死？我們可以想見，如果有人繼續追問陳保民標準何在，他最終大概只能回答出「當權者說是好的，就是好的」這類毫無思考與良知的答案。而面對他自身這個危險卻又沒有任何反思基礎的想法，他卻認為很「得體」。

於是，當運用一種權力的快感貫穿了他全副心神，而容不下任何懷疑空間的時候，他就成為權力所捏塑出來的詭異泥偶，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不但自己丟失了良善，也不允許別人良善。

※關於鄭清文（一九三二─）：台大商學系畢業，任職銀行四十多年。一九六五年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簸箕谷》，一九九八年出版《鄭清文短篇小說全集》七卷。作品以短篇小說為主，多篇作品被譯成英、日、德、韓、捷克、塞爾維亞文。曾獲國家文藝獎、台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金鼎獎等。

本文摘自《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