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充滿了各種小框框，小得悶死人。有一次我沒上朝會，躲在廁所裡燻草，我忽然從窗口望出去，那副景象可真把我嚇呆了。我是說，你忽然看見一千多個一模一樣的齪蛋排列得整整齊齊的擠在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操場上，而你知道你也是其中之一，那種感覺真可怕，真叫人想吐。我想看看小虎他們，但找來找去就是找不著。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郭箏〈好個翹課天〉（一九八四）
我是從高中開始學會翹課的。當然，遠不能和郭箏筆下的「海山七俠」相較。相對於他們的硬漢風格，我們這類是嬌慣的少年――人家是砸天砸地，拳頭與汗水，我們則是維特的憂鬱，撕扯著考卷和（自己寫的）情書。但我猜，我們都不是從小就立志要翹課的孩子。雖然〈好個翹課天〉發表的一九八四年，距離我第一次偽造假單，窩到附近咖啡店趕校刊要用的稿子已有整整二十年――如果考慮生於一九五五年的作者郭箏，這個高中故事發生的年代甚至能再推前十年――；雖然我們早就不再用「齪蛋」和「馬子」這些詞了，我們的年代網咖比彈子房多十幾倍。但毫無疑問，我覺得我完全能讀懂〈好個翹課天〉。我覺得就算再過五十年、一百年，一個高中生也能讀懂它。
只要這個島，還沒打算改變它那總是在碾碎少年理想、情感的傳統慣性。
我們學會翹課的歷程，也許非常的相像。在七歲或更早的年紀，我們第一次被帶到一個叫做教室的地方，和一群叫做同學的人坐在一起，台上有一個叫做老師的人。這裡面你只認識在窗外的爸爸或媽媽，而就在某一次轉頭，你發現他或她不見了。關於學校，我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遺棄，第二件事情是隔離；你不能做你本能想做的事，因為你現在身在一個特區，在這裡你的天職就是被管束。沒有人告訴我們為什麼，久了我們也就忘了問。有的是因為我們也的確很適應被管束，有的是因為光是讓自己平安度過八個小時，不要受罰，就已經占去我們全部的心神。
我們，以及〈好個翹課天〉裡面的小郭、小虎等人，就是這樣過了十年的人。如果在法律上，十年的徒刑是重罪，那在當代台灣學校教育體系長大的每一個人都是命定的罪犯。於是，總會有人想著要逃獄的――我曾經就讀過一所四面由鐵窗包圍、進出由教官帶隊如押解的學校，因此「逃獄」二字對我來說，並不只是抽象的隱喻。
十六、七歲正是最適合逃的年紀，這篇小說的角色都是高中生，並非偶然。我們都是在這個年紀擁有了前所未有的體力和知識，有了長期應付學校體制的經驗，深知它的虛榮與弱點。郭箏描寫了一群世俗眼光中的「壞學生」，師長們認為他們虛度青春、鬧事狎玩，沒有辦法跟上功課，一點也看不到未來。但透過這七個人翹課一天的故事，我們發現，發表這篇小說時正好滿三十歲的作者――一個標準的「大人」的年紀――，似乎全然不同意其他大人的看法。他給予敘事者小郭一個超然的位置，他看著一切，既明白所謂道德規則是怎麼回事（只是他選擇不遵守），又察覺到那些規則底下流動的欲望、敗德與虛偽（好友小虎為什麼選不上校隊？美麗的音樂老師和清純的夢中情人馬綿綿為什麼會……？）。在小說裡，他滿口髒話，卻是唯一清醒（也就因而受苦）的智者。
郭箏要說的故事，遠比「好學生vs.壞學生」或者「道德vs.不道德」複雜。它不是一個單純反抗的故事。他的思考是：我知道以「學校」為代表的成人社會是一團糟的，所以我想要逃獄。但問題是，逃出來之後呢？我們在最前面引用的一個段落，非常精采地演繹了這種思考。「我」首先必須是個翹課者，是個不守規則的人，才有機會暫時離開框框，目擊這個框框的可怖、虛無。人在框框裡面的時候，是不會有任何感覺的，因為「我想如果我自己也排在那隊伍裡，我恐怕也會找不著我自己。」某種形式的「翹課」是抵抗成為「大人」的必經之路。但這句話的另外一層深意是，「我」有些悲哀地體認到，自己和排列在隊伍裡面的人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如果「我」進入了隊伍，也不可能鶴立雞群，而是會被整個體制給碾碎、融化、取消掉。整篇〈好個翹課天〉因此就是灰心的調子，它不是一篇提倡反抗的故事，而是一篇反抗過的人的唏噓。
因此，不管我們是否翹過課、是否為了一樣的理由翹課，讀到他們總像是讀到自己。
沒有一人會甘心永遠待在教室裡。但也沒有一人敢說，我已經永遠不必回來上課了。
※關於郭箏（一九五五─）：另一個筆名為應天魚。小說家、編劇。一九八四年，在《中國時報》副刊發表〈好個翹課天〉，造成一股風潮，四年後發表〈彈子王〉。曾為電視劇《施公》編寫劇本，也曾為導演吳宇森的《赤壁》編劇。
本文摘自《學校不敢教的小說》/ 寶瓶文化
圖片來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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