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作為一種溝通方式」——專訪韓國年輕世代作家千先蘭

文字｜翁智琦
攝影｜小路
現場口譯｜胡椒筒

천선란／千先蘭
一九九三年生於韓國仁川，熱愛科幻電影，從小就喜歡想像各種故事，描繪地球末日或宇宙某個角落發生的故事，自此立定了寫作志向，甚至瞞著父母報考安養藝術高中文藝創作系，後取得檀國大學創作系碩士。期盼生活在動、植物成為主流，人類成為非主流的地球上，大多數時間都在想像和創作。二〇一九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坍塌的大橋》，隔年以《一千種藍》獲得韓國科學文學獎長篇小說首獎。連續兩年被韓國指標書店YES 24票選為年度「年輕作家」、讀者票選「二〇二二代表韓國文學未來的年輕作家」第一名，更成為二〇二三年首爾國際書展「女性小說家」代表之一，成為韓國SF文學的年輕世代代表。另著有《某種物質的愛》、《Noland》、《娜仁》（繁體中文版均由時報出版）。

教材介紹

#必讀 어떤 물질의 사랑천선란 소설집 《某種物質的愛》 時報出版將於2024.6發行中文版
#延伸 천개의파랑 《一千種藍》 時報出版2023.7

某種物質的愛

Q　《某種物質的愛》是您在台灣翻譯出版的第二本書，這本書延續《一千種藍》的核心關懷。目前這兩本作品在韓國讀者的反應如何？有印象深刻的讀者回饋嗎？

A　我聽說很多人說我關注在性少數者上。另外，目前在韓國正在進行身障者移動權的示威。從去年開始，韓國身障者們集中進行示威，希望可以更方便地搭乘巴士、地鐵，並且架設更多無障礙設施，讓身障者的移動權更有保障。這些內容其實也出現在《一千種藍》裡，這也是讓人印象深刻的部分。

Q　在作品中以身障族群為主角推進故事，其實展現您對身障族群的關懷。這是否有什麼契機呢？

A　我會關心身障者權益主要來自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患有失智症十年，移動時得坐輪椅。在母親生病之前，我其實也不太清楚身障者的移動問題，直到身邊最親近的人面臨這樣的問題，我才意識到坐輪椅移動是多麼的困難。當我幫她推輪椅時，發現這其實是種助人為樂和無禮之間的界線，是危險的中間值，因為這件切身體驗的事才讓我對移動權有新的領悟。

Q　在《某種物質的愛》中，我發現有一些特殊的時間設定，比如〈前往沙漠〉裡的父親去到沙烏地阿拉伯是二〇二八年，在〈影子遊戲〉裡，道兒的日記也是從二〇二八年，而且是三月一日開始寫起，尤其三一對韓國而言是重大節日，這個時間和二〇二八年的設計有什麼意義嗎？

A　沒有什麼意義（大笑）。二〇二八年時我會再來台灣（再笑）。聽你一問我才第一次發現這個設定，非常感謝，我很喜歡這個觀察情報，我以後到其他講座會用你發現的這個哏。

存在的理由

Q　這幾年韓國的科幻小說在台灣有軟科幻或暖科幻之稱，特別用來區分女性作家所寫的科幻文學，主要是相對於由男性作家經營的硬科幻、冷科幻。您如何看待這樣的標籤？

A　其實我没有什麼想法。在韓國也有軟科幻或暖科幻的說法，有些人認為這些標籤可能會有貶低的意味，但我認為假如小說能因此被更多人閱讀，這些標籤對我而言無所謂。

Q　您之前的訪談提到你希望動、植物可以成為世界的主流，人類是非主流。這個觀點是怎麼形成的呢？有受到什麼事件或閱讀的影響嗎？

A　主要有兩個事件讓我慢慢形成這樣的世界觀。一是二〇一七年時，韓國養豬業發生瘟疫，從新聞上看到很多豬，無論是成豬或小豬，都被人類所挖好的大坑活活埋死。當時我想著為什麼我們要為了食用肉品去虐殺這些動物呢？這對我造成很大的衝擊。第二次影響我的事件其實沒過多久。韓國有狗農場，專門販售寵物，尤其漂亮的小狗。在狗農場裡，人類讓只有三、四歲的小狗，生育六、七次，這是一種強制性的生育。為什麼人類要為了得到漂亮的狗而強制生命去生育呢？這兩起事件造成我很大的衝擊。

Q　當代社會對科技產品的淘汰率很高，一旦科技物故障或部分失能就容易被更新的物件取代。《一千種藍》裡的賽馬Today是這樣，《某種物質的愛》的〈最後一次兜風〉也有這樣的情節。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生活樣態？

A　現在的社會無論是台灣或韓國，我們對待機器的方式其實和我們對待生命的方式是一樣的。很多人若無所謂一技之長或被歸為邊緣人的話，其實就會被社會淘汰。因此，我在寫科幻小說時其實相當強調「存在的理由」，每一個生命或物件都有被製造的理由，我希望能讓存在這件事維持到用盡存在的理由為止，這是我企圖傳達的世界觀。

溝通的方式

Q　我發現在您的作品中時常看到情感變成一種解決或者相處的方式，這是您理想的未來世界嗎？

A　人類交流的方式太過近代，我們太依賴嘴巴發出的語音，覺得語言只要發出聲音來就能互相理解，這個交流方式太過簡單到其實很可能是在誤會彼此。因為我們能發出聲音又能聽取聲音，因此在判斷事情時常會陷入好或不好的簡化想像，這不太能算是交流。用情感來解決問題，其實是一種溝通的方式。就像《一千種藍》裡的花椰菜可以感覺到Today的心跳或Today的膝蓋痛，花椰菜作為機器人其實是沒有感覺的，但是他可以整合許多訊息來分析，這件事有難度，但是花椰菜為了理解Today願意付出努力，我認為這才是溝通——除了語言之外，心的努力也很重要。

Q　您的小說是以文字呈現，您是否會擔心讀者在閱讀時因為文字的限制而產生理解或交流誤會？

A　完全不會（笑）。因為我們在看美術作品或電影時，其實通常會根據當下經驗與感受，綜合我們吸收的資訊來理解它。如果是我誤會了這幅畫或這部電影，那也是我的問題，與作者無關。除了作者之外，我也是讀者，因此稍微調換立場去想像，其實就不太擔心讀者的閱讀誤會這件事。

Q　小說描寫了許多情感，這些是無法被物質化的感受，可是這些感受都必須依賴物質去傳達。您將小說命名為《某種物質的愛》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呢？

A　其實真的很簡單。這是從外星生物體角度出發的發想，當我們在探索某些未知的生命體存在時，我們會稱那是「某種物質」。情感其實也是無法被物質化，那也像是某種物質的感覺，其中「愛」是在這些情感中最為突出的，所以就有了現在的命名。

Q　這世界上有一些人，比如亞斯伯格者，可能因為腦神經發展與大多數人不同，無法自然地產生同情、共感。您如何理解這樣的讀者呢？

A　我覺得感情是種社會約定，其實大家都是透過環境去學習如何表達情感，只是部分人的確需要更深入地去學習。所謂「正常人」，也就只是從小被「訓練有素」的人罷了。

身為小說家

Q　小說裡許多主角都是女性，而其中的母親角色幾乎都帶著某些缺乏或缺憾而存在。男性角色除了〈前往沙漠〉的爸爸之外，基本上都是配角，甚至是因特定性別感染病毒需要被犧牲掉的一群。很好奇您在創作時，如何思考不同性別的功能或意義？

A　從我創作以來，現在開始慢慢覺得稍微自由一些。以前會刻意地突破傳統文學作品中男性特權的框架，但現在創作小說或劇本時，會加入更多類型、性格、職業的女性角色，讓她們擁有許多缺失或富足的層面。

Q　這個轉變是否有什麼契機呢？

A　這是很個人的原因。有段時間韓國的女權運動與討論相當高漲，許多人會對我們這世代較年輕的女性小說家投注沉重的問題，期待我們能為女權發聲。但如果我不是女性主義運動者並兼有小說家身分時，我會懷疑自己是否真能代表這個群體。這樣的發聲有穩當立足點嗎？這會讓我對自己的立場產生擔憂，也讓我思考身為小說家，應該要能更自由地創作，這大概是創作轉變的契機。

Q　小說中出現一些非傳統異性戀的關係，包含女同性戀、無性戀等，尤其無性戀是較少見的設計。能否說說這樣的性別觀是如何形成的呢？

A　我最近正在寫一本散文，提到許多私人故事。小時我是憂鬱的孩子，甚至會想放棄生活，生死議題對當時的我而言是重要的問題，但身邊的人都在討論男女問題，我當時只覺得：「這也太幼稚了。」（笑）我在讀書時，首爾每年都會有同志大遊行，我和支持同志的朋友們都會跟著參與遊行，教會團體會在道路兩邊唱歌詛咒參加遊行的人，我就想著我們的愛難道屏障了他們的生活、影響了他們的人生嗎？這其實應該與他們無關才對，性別觀念應該就是這樣自然地從社會觀感與個人經驗慢慢形成。另外我在十八、十九歲成年之後發現韓國婚姻其實就是簽字合法後，才能有法律保障男女的財產及生病監護關係，但不結婚的話缺乏法律保障，什麼都幫不了對方，對方也什麼都幫不了你。這讓我開始去想，這些都影響了我對愛及性傾向的看法，支持同志的想法也就更強烈。

Q　您多小的時候開始感到憂鬱呢？對一個孩子來說，憂鬱地思考生死議題，的確比較特別？

A　從十歲開始我就被憂鬱感附身了，可能是情境的問題（笑）。我十歲那年，父親第一次去了墨西哥工作，當時我開始會看地球儀，那讓我覺得地球好大，我想著這麼大的地球，每個人活下來都是有意義的嗎？我對種種的存在開始產生疑問，比如我懷疑宇宙真的存在嗎？真的有地球嗎？真的有我嗎？等到我二十一歲時遇上母親生病，這才讓我想以創作去面對小時候就一直在思考的使我憂鬱的問題。

本文作者簡介：

採訪撰文｜翁智琦
國立政治大學台文所博士。曾任巴黎社科院訪問學人、釜山國立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現任教於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文所。

更多精彩文章，都在《聯合文學》雜誌2024年5月號（NO.4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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