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赴美求學經歷 揭改變一生的關鍵抉擇！

●本文摘選自天下文化出版之《張忠謀自傳：上冊 一九三一 ── 一九六四》。👉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

文／張忠謀

哈佛學生才華洋溢

哈佛同學的優秀和多元化，是我在短短一年中消除和美國人做朋友的障礙的主要原因。如果當年我是去一個普通美國大學，我相信大一學生的興趣大部分侷限於運動和社交上。哈佛學生却有許多不同興趣，我的室友之中有對音樂有修養而且預備學音樂的同學，可以和我一起去聽交響樂、觀歌劇；有學建築或藝術的同學，和我一起逛波士頓的博物館；有學政治的同學，常常找我討論今後中共的趨勢；有學物理的高材生，可以指點我物理、數學上的疑難；我的室友辛克萊帶我去看籃球和冰上曲棍球賽，還告訴我交女友的習俗；更有我的好友柏曼，和我的興趣一樣廣泛，可以和我談天說地，並且是我的文學嚮導。我到美國的第一年就有這樣的風雲際會，實在是很幸運的。第二年到麻省理工學院後，就發現學生特質與哈佛很不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更用功，但較拘謹，很少予人才華橫溢的感覺，而且興趣較狹窄。較諸哈佛，麻省理工實在是一個相當乏味的學校。

在哈佛過了興奮、刺激但又有紀律的一年。除了有一個週末乘火車去紐約州訪友外，我都住在宿舍裡，也在學校包飯。包飯每週供應六天，星期日就自己料理。記得那時的膳食費攤下來每天兩美元，吃得很好。在那個時代，大家還沒有膽固醇、脂肪等顧慮，所以雞蛋、牛奶、黃油、牛排都被認為是健康的食物。我們就在哈佛園裡面的飯廳用餐，自己領了食物後圍在一條條長桌旁邊，輕鬆地談笑用餐。飯廳的秩序井井有條，晚餐還必須穿上裝、打領帶。

每天白天的時間幾乎完全花在上課、讀書。白天宿舍很安靜，可以在房間讀書，晚餐後宿舍開始熱鬧，要讀書最好去圖書館；如果回宿舍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聊天和討論，課外活動也大多在晚餐後進行。我買了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季票，每週有一個晚上可以聆聽這舉世聞名的樂隊。波士頓是美國的文化城，很多著名的音樂家常到此表演。在那一年中，我去聽了不少演出：鋼琴家魯賓斯坦和霍洛維茲、小提琴家海飛茲、男高音納爾遜．愛迪，這些都是我在上海就聽過唱片的音樂家，現在可以在現場聽他們表演。除了音樂，我也去欣賞芭蕾舞與戲劇。戲劇中最令我感到扣人心弦的是「推銷員之死」，看了後好幾天不能忘懷主角悲慘的命運，以及造成這悲慘命運的社會環境。我也非常欣賞蕭伯納的「人與超人」，我去看的那一場演出沒有布景，只有四個名演員穿了大禮服在台上讀台詞，但是極賣座，演出時，可容納幾千人的戲院都擠滿了。我事先讀劇本，以便可以充分欣賞演員的演技與戲劇氣氛。蕭翁的不朽劇本被這幾位演員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唸詞清晰無比，有時慷慨激昂，有時相互竊竊私語；無論個人技巧，或互相配合，都是極精彩的上乘之作，留給我的印象至今猶在。

開啟智慧與心靈生活

演講會、辯論會也常有機會參加。那時中共剛占領大陸，「中國問題」是很熱門的話題，也常是演講會和辯論會的主題。演講會主講者包括學校教授、外來學者或政治人物。美國國會議員每以被哈佛學生團體邀請為榮，常應邀來演說。辯論會大體由政治系教授主持，而以學生為辯論者。學生辯論雖偶有稚氣，但一般水準很高。

有了這麼豐盛的智慧和心靈生活，實在沒有時間講求體育。但是哈佛規定：大一學生必須有一項運動專長，而且必須在學年結束前通過游泳考試，所以不會游泳的人都選擇游泳為他們的運動，我也是其中之一。每星期六，我去游泳池報到，學習游泳一小時。許多同學都很快地學會，通過了游泳考試，接著選擇另一項他們更喜歡的運動。但是拙於運動的我，游泳竟是那麼難！我每星期去練習一小時，游泳班的人愈來愈少，教練也愈來愈不耐煩。到我終於通過一百公尺游泳考試時，教練如釋重負，誠摯地恭喜我。我及格後，游泳班只剩下一位同學，當我對哈佛游泳池做最後一瞥時，只見他手舞足蹈地在水中掙扎。

一年在興奮又忙碌地探索新奇中很快地過去。學年終，我的物理、數學和英文得Ａ，化學和人文學得Ｂ。那時學校給分完全採競爭制，每班一○％的學生得Ａ，二五％得Ｂ，五○％得Ｃ，其餘得Ｄ或Ｅ；所以我的三Ａ二Ｂ把我放在全年級的前一○％內。

正如文豪海明威形容巴黎為「可帶走的盛宴」，我也如此形容哈佛一年。自此以後，我歷經麻省理工、就業、入史丹佛攻博士、在德州儀器公司工作各個階段，但是無論我到何處、做何事，我隨身帶著這個「盛宴」，也隨時享受了這「盛宴」給予我的知識、興趣和體會。甚至幾十年後來台灣，即使時地的變遷令人有恍如他世之感，但是這個「盛宴」仍不失其新鮮，我彷彿仍置身於豐富多變、精緻迷人的氣氛中。

為將來謀生打算

正當我享受「盛宴」的這一年，大陸易色。一九四九年十月廣州、廈門失守，十一月重慶失陷，十二月成都易手，國府於十二月遷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十月一日成立。那時許多人覺得香港也岌岌可危，大局的發展，使得我離開香港時還緊緊抓著不肯放棄的一線回國希望也愈來愈渺茫，父親「學工程才有前途」的讖語也愈來愈有力。三叔知道我的興趣廣泛，以哈佛作為我摸索的緩衝期，現在一年已過，我仍未增加對工程的興趣，但應該為自己將來的謀生方式打算了。在美國有志工程的青年眼裡，麻省理工是多數人的第一志願。所以我在哈佛的第二學期就申請轉學到麻省理工二年級。讀什麼工程呢？老實說，我對工程各系的內涵都不大清楚。常識中覺得工程是關於機器的，那麼機械工程的涵蓋一定最廣，所以就想讀機械系。三叔當然懂得比我多得多，但是在教育方面，他是一個「自由派」，贊成青年人自主選擇學習領域，所以當我問他是否應讀機械系時，他只說：「很好。」於是我就申請機械系，不久就被麻省理工學院錄取了。

在離開哈佛前，還有一個可懷念的暑期。我在哈佛暑期學校裡選讀了一門俄文，還旁聽了「一八一五年後歐洲史」。暑期學校的氣氛較正常學期輕鬆，同學多來自別的學校，大家的課程負擔也比平時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進行課外活動。那年暑期，哈佛來了好幾個中國學生，我已一整年沒有中國朋友，甚至看到的中國面孔都很少，現在遇到中國同學，當然覺得格外親切。中國同學中有一位是鄒至莊，他在康乃爾大學經濟系已讀完三年級，我們認識幾星期後，就成為好朋友。三個月的暑期中，幾乎每天見面，談古今、論中外，有時還與女同學「雙約會」。波士頓的夏天並不太熱，黃昏氣候尤其宜人，「哈佛園」棕樹下，或查理士河畔更是散步聊天的好地方；如有女同學參加，當然更為增色。三個月的時間，就在愉快的心情中很快過去。

父母親也在一九五○年夏天因擔心香港也會被中共占領而赴美，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出國。雖然國憂家難使得他們心情非常沉重，但是我們一家又得團聚，而且新鮮的美國環境也為他們在美國的第一年帶來不少歡愉。他們在紐約、波士頓、華府等地訪友，也遊玩了不少美國東部的名勝。

轉入ＭＩＴ

一九五○年九月，我向麻省理工學院報到，成為機械系二年級學生。

麻省理工自一八六一年成立以後，即被公認為美國的理工第一學府。隨著二十世紀以來國家科技實力愈來愈成為整體國力的表徵，麻省理工的聲望也愈來愈高。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麻省理工的教授及研究人員對美國的軍事科技有很大的貢獻；歷任校長又常是美國總統正式或非正式的科技顧問。大戰後的十幾年，可說是麻省理工登峰造極的時代，她在科技學術上的廣度及深度，沒有一個別的學府可以與其比擬。今日的麻省理工雖然仍是一個非常傑出的學府，但幾十年時光已產生了好幾個競爭者，今日的麻省理工已無當年唯我獨尊的氣勢。

我做二年級新生時，麻省理工全校學生七、八千人，研究生及大學生約各占一半，外國學生約為全校的一○％。名義上男女同校，但實際上女生僅幾十位，占學生比例一％左右。現在的學生總數以及研究生比例都仍與四十幾年前相似，但外國學生已是總數的三○％強，女生也占總數的三一％。

進入麻省理工後，我立志在工程上用功。哈佛一年，我如海綿似地吸取了一切我有能力吸收的西洋文化，養成了對西洋著作、藝術、文化的喜愛，結交了許多美國朋友，而且覺得自己是美國社會的一部分，這些都是很大的收穫。但在工程專業方面却沒有相等的進步。現在我已是工程科系的大二學生，將來預備以工程謀生，對工程下工夫的時間已經到了。

孜孜不倦於專修領域

麻省理工學生的課程負擔較哈佛學生為重。哈佛的平均負擔是四門功課，麻省理工却是五至六門。根據學校的建議，學生每門功課每週應上課三小時、自修六小時，所以每週花在功課上的時間應該是五十小時左右，而不少同學的讀書時間都超出五十小時。

一般說來，麻省理工的學生比哈佛用功，而他們的興趣也比較專注於專攻領域。剛入麻省理工時，我覺得和同學談話相當乏味，但很快地發現許多同學不但聰明，而且飲食睡覺都忘不了工程問題。這種氣氛對我決心用功工程的新志願有莫大的幫助。我逐漸結識了幾位用功的好友，我們彼此激勵、互相討論質疑。我認真學習工程，實自十九歲進入麻省理工才開始。

大二我選了六門課，其中有兩門課是學校規定的「通識教育」：歷史和經濟學。但不像在哈佛時我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理工以外，此時我已把大部分精力移注在機械工程上。大三、大四所有功課都是機械系的專課。

當時麻省理工的機械系教授群中不乏大師級人物。應用力學有鄧哈圖，流體力學有莎比羅，熱學有基能及凱，材料學有歐羅文及蕭。幾個月前柏克萊加州大學的一位副校長來拜訪我，他比我年輕幾歲，也是機械系出身，但不是麻省理工。當他發現我一九五○至一九五五期間在麻省理工讀機械系時，我們不禁懷起舊來。他說那時他非常羨慕麻省理工的師資及學術水準，他也同意一九五○年代不愧為麻省理工機械系的黃金時代。

當時我「身在山中不知山」，並不知道自己處身於一個黃金時代，但對大師級教授却有深刻的印象。在大師們眼裡，大學部、甚至碩士班的教材內容與程度都相當基本，但是他們都有「深入淺出」的能力，使學生很容易了解。這種「深入淺出」的能力似乎只有對題目徹底了解的人才能具備，此後我在不同領域中不斷地找到此一現象的佐證。大師級教授處理發問的態度也令我深刻印象。美國學生很喜歡發問，問題的程度則參差不齊，有的問題很幼稚，但有的也相當深奧。大師級教授從不輕視任何問題。簡單的問題他們固然很快地回答，對比較難的問題，他們也好整以暇，一面想、一面說，一面又在黑板上寫出所想的階段結論。這樣幾分鐘後，我們認為很難的問題他也解出來了。如果當時沒有完全想出來，他會說：「讓我回去再想想，下堂再告訴你們。」而他下堂課時也從來不爽約。大師究竟是大師，似乎從來難不倒的；愈是難的問題，愈是他表現思考方法的機會，聰明的學生也會自其中學到解決問題的方式，並在「言教」與「身教」的雙重教育下學習成長。

感受經濟壓力

大二以後，我感受了較大的經濟壓力。我去美國前，母親就告訴我只有第一年所需可以全部由父親負擔，以後就希望我有獎學金，或半工半讀。我在麻省理工是有獎學金，但麻省理工和哈佛一樣，也是私立大學，學費和生活費很高，我必須找工作補貼。打字是我小學時就學會的，那時日軍剛占領香港，有半年我不能上學住在家中，父親就叫我學打字：「至少學會一些謀生技能。」想不到現在用到了。雖不能以此謀生，但可以此補貼些生活費用。在「文字處理機」尚未發明以前，很容易找打字工作，只要在學校布告板上貼一個廣告，就有人來找你。但那時的打字工作也遠比現在辛苦。做副本要用碳質複寫紙，如有錯誤要改，真是大費周章。記得那時每頁（連兩份副本）收費兩毛五分，大約需二十分鐘到半小時才能打完。也就是說，兩小時打字所得可以吃一頓飯。

除了獎學金和打字外，自大三起，我開始替教授做計算工作。那時基能教授和凱教授正預備出新版的「熱力表」，那是一百多頁密密麻麻的數字，每個數字都要算出來。我就是每天敲機械計算機，算這些數字的學生之一。計算工作的薪水每小時九毛，較打字略優。起初，我以為替教授做計算是技術工作，應該對功課有幫助，後來發現這是非常單調重複的工作。失望之餘，我不敢找我的「老闆」凱教授，但去找在三叔家見過幾面的一位中國教授。找他的動機，老實說也不過是一個年輕缺乏經驗的人，需要些鼓勵慰藉罷了。想不到他聽了我的事後，冷笑了一聲，說：「學術界有兩類工作。一類是需要思想的，另一類是枯燥、單調、重複性的。你既沒有資格做第一類，就只能做第二類。」我並沒有得到所期望的慰藉，但却得到了「社會是冷酷的，自己要爭氣」的教訓。也許這教訓比原來所期望的安慰更有用。

計算工作做了半年，「熱力表」完成了，凱教授大為高興，就讓我幫他的一位博士生做實驗，我的待遇也自每小時九毛調整至每小時九毛五。這樣又做了半年，我已是大四生，並請到一個「研究助理」的空缺。「研究助理」是學校的正式職位，我的名字也被列在學校的教職員目錄表裡，薪水自每小時一元一毛起。當我離開麻省理工時，我的薪水已被加到一元兩毛五，一小時的工作幾乎夠點中國城中等餐館的一道「蝦仁炒蛋」。

經濟壓力使我省吃儉用。我在哈佛時吃住都在學校，到了麻省理工，為了省錢，就在麻省大道離學校不遠的樓房裡租了一間便宜的房間。甚至有幾個月時期，和同樓裡的幾個中國學生一起輪流燒飯。這樣不到半年，我就懊悔沒有住宿舍。我懷念在哈佛時與舍友討論切磋的機會，也懷念因同舍建立的友情。而此時，我的生活因住在校外而失去了紀律，我也厭惡廉價樓房的骯髒和自理膳食的不定性。所以，不到一年，就決定搬回學校宿舍。以後一直到我結婚，都住在學校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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