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慶弟——一個女射手的懷念（二）上篇
文／蔣勳
2006年，鑫淼先生逝世後，我和慶弟的來往更多了。上海葬禮看到的許多怪異現象，我知道她有煩惱，但是愛莫能助。她和卓先生沒有孩子，龐大的產業，覬覦的人或許不少。慶弟夠聰明，她不會不知道有些人靠近她的原因。但她優雅委婉，很少給人難堪，也不會鄙夷。「財大」而不「氣粗」，是智慧，也是教養，她總是溫婉平和。
但是她確實為先生留下的產業憂慮過吧……
有一次她問我這件事，我跟她表白自己完全外行，不會有一點意見。但是，我覺得卓先生是卓越的創業者，半世紀在台北打造一個成功的產業，「有沒有可能……」我沉思著：「創業不容易，能夠把一個產業在適當的時候用對的方式結束，也不容易。」
台灣的教科書獨占的市場已經改變，數位時代來臨，傳統出版業會迅速轉型，這些，可能都是老書店轉型的棘手問題。
我忽略了她情感上的留戀，這些產業，不完全是產業，而是她與卓先生一生感情生活的維繫。
他們夫婦，幾乎每天有一樣的行程。早上九點左右，司機開著賓士五百的金色轎車到書局，在一樓有陽光的角落喝咖啡，員工會為慶弟烤一片吐司。中午他們相偕到重慶南路武昌街口的馬可波羅用餐。慶弟吃得很少，通常是幾片吉康菜沙拉，聽書局和餐廳員工報告一些營運事項，在幾個請款的單據上用印。
午餐後司機來接，回仁愛路圓環的大廈頂樓休息。慶弟不睡午覺，她喜歡自己用清水洗滌自己的襯衫T恤，然後平鋪在毛巾上晾乾。
家裡有人幫傭，但是她喜歡自己做，尤其是貼身衣物，很少讓人碰。
同時，我發現慶弟有潔癖，一次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幾個小時，她不喝水，因為不肯用公共廁所。
每顆天上的星辰有自己運行的軌跡，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慶弟對自己有潔癖，卻對身邊的人很寬容慈祥。
她也還是維持先生在世時的排場，常常安排書局同仁或撰稿作者或親朋好友聚餐，在大飯店的包廂，一桌、兩桌，點最昂貴的菜肴，消費出手闊綽，餐廳經理都招待得特別好。
我對大飯店的餐廳，有好奇，但是多不持久，如果每天吃，就有點吃不消。
慶弟請客，排場很大，但是她自己不吃什麼，坐在一邊，微笑著看大家熱鬧。如果是二十幾人的聚餐，通常吵鬧一堆，熱鬧之餘特別讓人感覺到寂寞。一種失去伴侶的寂寞，像慶弟仁愛路家裡那一台卡拉OK，卓先生在時，常常一票人在家裡歡唱，人走了之後，機器還在，再也聽不到歌聲。
有時晚宴結束，我會陪慶弟回家，如果是冬天，仁愛圓環靠西南角落騎樓下，總有一個賣糖炒栗子的小攤子。一個老人，獨自一人，用小紙袋裝著炒好的栗子。慶弟已經習慣，只要看到老人，就要司機停車。她要老人把所有的栗子都包了，還催促老人：「早點回家吧……這麼冷。」
有時栗子不多，她也讓司機先回家，我就跟她提著熱呼呼冒著香氣的栗子，過敦化南路，走回她在東南角落的家。那麼多栗子，就囑咐我分贈給大家。
她說的「大家」很不清楚，我們好像也有默契，「大家」是許多人，慶弟不一定認識，我也不一定認識。
1990年，卓先生還在世，她要我為東華寫書，「寫美術史，東方的、西方的，寫給孩子們看……」
東華的教科書多是理工或社會財經類別，人文科別較少。我在大學教美術史，在專業圈子裡，教授和學生講畢卡索1907年創立「立體派」（Cubisme）。「立體派」這個術語，專業圈子裡都知道。但是「立體派」對於慶弟說的「孩子們」或「大家」可能沒有一點意義。
她啟發了我，能不能用另外一個角度，擺脫術語，擺脫專業詞彙，向非專業的人談論「美的歷史」？
1990-1992年，東華書局出版了我兩本書：《寫給大家的中國美術史》和《寫給大家的西洋美術史》，儘量用口語的方式，把美術史說得更簡單。書名上的「大家」是我和慶弟私密的記憶——仁愛路圓環冬日賣糖炒栗子的小攤子。
我們有共同的記憶，也有很不諧和的記憶，像星辰與星辰的軌跡，有時靠近，有時也會離得很遠，彷彿陌生而不相干。
我在台北同安人老社區「大龍峒」長大，對城市的老區一直有情感。台北發展出新穎摩登的東區，我還是喜歡跑到大稻埕，看老的商業巷弄，老的住宅形式，傳統居民和淡水河的依賴關係，廟宇信仰和庶民商業，長久的生命力，有時好像因為交通或行政規畫被遺忘了，但是，街巷間蘊藏的記憶悠久深厚，不會真正沒落。
我帶慶弟去大稻埕，探訪幾棟頹圯荒廢的老宅，她也喜歡。但是當我看到廟口大腸米粉的攤子，忍不住一屁股坐下來，才發現慶弟站在一邊尷尬微笑。
「原來她是不吃路邊攤的……」我心裡責備自己莽撞，沒有細心體貼，即使因為射手，性格豪邁隨性，卻還是有她不能妥協的事。
那是我第一次告誡自己「慶弟是不吃路邊攤的」。
我還是陪慶弟去高級餐廳應酬，有時候覺得是苦差事，因此也應該體諒對她而言，坐下來吃路邊攤也是苦差事吧……
生命這樣不同，各自有各自的苦差事，也各自有各自的樂在其中吧……
有一次我和慶弟同遊巴黎，我住民宿，她住飯店，一起看美術館，逛街，玩得很好。我回巴黎，覺得不是回一個地方，而是回到自己的二十五歲。破牛仔褲，荷蘭木頭鞋，口袋裡一冊詩集，帶一瓶紅酒，兩個三明治，可以坐在塞納河畔一整天，讀詩、發呆，看示威群眾，都好。
慶弟好意，總要帶我和學生們去昂貴餐廳，我覺得好像在背叛二十五歲的自己，也才發現我一樣有潔癖，害怕銀塔餐廳的服務侍者告訴你每隻鴨子的編號，也害怕他若無其事透露：上一個服務的對象是羅美雪妮黛。
這或許與星座無關，只是社會階級的習慣吧。恰恰好我在巴黎的年輕記憶那麼波希米亞，覺得寧可是一隻臭癩蛤蟆，不願意被甩到牆上變成鄙俗的王子。
我學會了保持一種距離欣賞慶弟，她越來越常邀約朋友坐豪華郵輪，遊歷地中海或萊茵河，也去了聖彼得堡。我都沒有參加，她敘述船上種種，意外驚喜的船長舞會，她確實很開心，竟然說起，結婚後，曾經讀大學夜間部，那時，多麼仰慕「藍儂」。
「John Lennon？」
她點點頭，「我也喜歡Yoko。」她靦腆的說。
那是她青年時一點點的私密記憶嗎？她跟我敘述了當年張貼的藍儂與洋子的海報。
「他遇刺，我好傷心喔……」遇刺？那是1980年的事吧？我也不禁心裡哼起〈I want to hold your hand〉〈Hey Jude〉〈let it be〉。
反覆在心底回味年輕時的歌，然而，歲月一直流逝，歌手也死亡了，年輕的歌聲照常在心裡響起。
我們很難改變什麼，就像慶弟每天固定的行程，固定的時間，司機來接，從仁愛路圓環到總統府對面的東華書局。車窗外刷刷閃過去的仁愛路兩旁的大樟樹的影子，轉過凱達格蘭大道，抵達重慶南路一段東華書局。司機開門，員工出來迎接，她和藹一一問好，坐在固定窗邊的位子，有時候有朋友陪伴，有時候一個人，她或許覺得卓先生一直在旁邊，依舊陪她看窗外照顧得很好的垂枝茉莉，一串一串，像許多紛飛的蝴蝶。
有時候會有錯覺，覺得時光可以這樣天長地久下去，像一張黑白照片，只要重新染色，一樣光鮮亮麗起來。
然而並不如此，當我聽到慶弟罹癌的消息時，才驚覺到，啊，她已經超過八十歲了。
她身體維持得很好，動作一向緩慢，所以不會覺得她生病了，肺部的癌細胞到了末期，沒有做化療，也沒有做放療，一天吃一顆標靶藥，一萬三一顆，但是有效，沒有一點病態。
慶弟幸運，有最好的醫療團隊，她的癌指數始終維持穩定。
聽說她罹癌，我在東華二樓講了一場《金剛經》，許多老朋友回來，大家都懷念在那個場所聽《紅樓夢》的時光，像慶弟總記得牆上那張藍儂和洋子的海報。
我以為《金剛經》提醒大家慶弟的告別，沒有想到，我多慮了，慶弟的狀況越來越好，很不像一個癌末病人。
癌末這件事還是影響她做了一些決定，趁著頭腦身體都還好的時候，把財產做了規畫，用先生的名字「鑫淼」成立了基金會，固定發放獎學金給十幾所大學的學生。有一天她很滿意的告訴我：「財產轉做公益，大概已完成百分之八十。」
她也陸續把上海的事業結束，她一向對員工慷慨，把很多房產都分給員工。一塊原來要捐給復旦大學的土地，碰到新冠疫情，沒有照原定計畫。她耿耿於懷，和我提了多次。我覺得疫情期間，她的身體狀況，還是不要冒險。那也許是好幾億人民幣的事，她希望是做有意義的事，然而人事自有因果，強求或許沒有意義吧。
疫情期間，我去仁愛路陪她的時間比較多，只要有空，大概總跟她一起晚餐，帶一些她喜歡的江浙家常菜「芋艿」「臭豆腐」，受過她照顧的學生也貼心，常常跟我一起陪她晚餐，她最後的歲月，竟然也不完全孤獨。
有兩位獅子座的朋友給她晚年很大的幫助，一位安排了菲傭照顧她，另一位常帶她去公園曬太陽。「廟口都有兩座石獅子，是因為他們守護的忠誠嗎？」我心裡這樣想。
最後的歲月，菲傭阿里貼心，慶弟得了新冠，醫院只能一位陪伴照顧，阿里二話不說，整理衣物，在醫院待了一周。人心惶惶的疫情期間，人人自保，我看到的是完全無血緣族群之親的外傭，如此義無反顧，不離不棄，勇敢置身於危險感染的環境。
慶弟兩次感染新冠，關心的朋友都憂心，怕她熬不過去。
然而，她生命意志堅強，兩次都平安無事出院。
疫情期間，很多應該感謝的事，也看到真正人性的善與惡，殘酷與溫暖。
慶弟越來越瘦，幾乎不吃東西。記憶顯然衰退，晚餐時間，她回憶五歲在北京，感冒了，母親給她兩個銅板，囑咐她到巷口同仁堂，買「小青皮胡璉甘草」。她說得好清晰，字正腔圓，站在中藥鋪高高的櫃台前，看不到掌櫃，她大聲說「小青皮胡璉甘草」，最後買到了藥。
那是她童年重要的記憶嗎？她重複說著，一個晚上說了十幾次。剛說完，一轉頭，又重新說一次。
每一次說，都像是第一次說那樣新鮮喜悅。
我們照顧記憶衰退的人，像在學習自己記憶衰退的功課。
我們最後記憶鮮明的故事是什麼？我們最後說給身邊的人聽的故事（如果還有人在身邊），會是什麼？
學生們還年輕，但也了解他們尊敬疼愛的長輩記憶在衰退了。
他們在網路上找蔡琴、費玉清、鄧麗君，甚至白光的歌給她聽，彷彿想藉那些老歌，連結他們不同世代的記憶。然而我沒有告訴這些善良溫暖的學生：「你們愛的卓媽媽是聽披頭四的John Lennon！」（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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