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不是壞人…」黃致豪律師首部刑案小說《有罪推定》──〈亡命之徒〉連載(一)

爸爸被控凌虐、姦殺媽媽，十多歲的小兄妹卻落淚求情：「我爸爸不是壞人……」專精司法心理學、不按常理行事的刑事辯護人黃粱穿梭案件之間，面對暗潮洶湧的犀利法庭攻防，進行抽絲剝繭的辯證追索。

黃致豪首部小說創作以刑案經驗為靈感，直探人性本質，揭露罪與罰的背後，並非斷然二分。那是讓所有悲傷的靈魂，都值得被認真地凝視一回的世界。寶瓶文化即於9月25日上市新書《有罪推定》，精彩內容、搶先閱讀。（編按）

文／黃致豪

一條細流，從自己掌中涔涔流下。恍惚間，他想起了幼年住處旁那條細細的小水溝，以及父母與自己三人，沿著小水溝放弄紙船的短暫歡笑時光。生命中也曾有那樣的日子啊。

掌中流下的，卻是一條血之細流。從右手緊握的短鐵鎚末端，淌流過鐵製的葫蘆形鎚體、鋸短的木柄，在不平整的鋸口處匯聚，滑入他的手掌內，再沿著手腕緩緩往下，從肘尖滴落。

滴落在倒臥地上的軀體之旁，與上半身側的一灘深紅、黏稠的液體，匯凝合聚，回到它的來處。

如果流下的血是他的就好了。

倒臥在血泊中的白皙軀體，在上身寬大的黑色搖滾T恤下，僅著一條黑色蕾絲內褲；下腹部與臀下、大腿側的妊娠紋略略明顯。內褲看起來顯新，在恥骨兩側特意做了透膚設計，顯然在外觀上有目的性的訴求。對比之下，黑色T恤也就更顯褪色破舊。

那黑色T恤對他而言已是太過熟悉：上面印著四人一組，做美國西部匪徒裝扮的灰舊色調照片；懸在四人組合上方的則是樂團的名稱EAGLES，以及專輯的名稱，Desperado。

是《亡命之徒》吧？他還記得。是用那張搖滾專輯的封面照片所做成的搖滾紀念T恤。而那首歌，是自中學開始就與學習無緣的他，唯一設法辛苦查字典自行翻譯，並將中英歌詞牢牢印在腦海內的英文歌曲。

Desperado, why don’t you come to your senses?

十數年前聽到開頭第一句，就有種靈魂被狠狠戳穿之感。待到查完字典，理解整首歌曲的意涵時，也隨之在最後一句You’d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的鋼琴聲中，泣不成聲。

當時陪伴在自己身旁的，正是現在倒臥在血泊中的她。唯一一個自己能在他人面前表達憤怒以外情感的女性。他的Queen of Hearts。

四年的婚姻，在孩子滿三週歲的隔日，正式告終。他總是堅持用自己的方式表達愛意：把自己對妻子的限制當作呵護，只想一肩扛起所有的重擔──無論是經濟、家務或情感，渾不知當自己把憤怒當作愛意表達的同時，也漸漸讓伴侶心灰意冷。妻子漸漸無語，他卻只記得自己從未對妻女動過手──就像個真男人一樣，默默忍受一切。

我什麼都不要，都給你；但孩子必須是我的，否則誰也走不了──離婚時的他是這樣說的。雖然雙方都知道：他並不是真的要這孩子，也未必真的適合教養這孩子，就只是必須留下一道羈絆。

因為他放不開她，卻又拉不下臉來求。

或許是出於某種理解，抑或同情，她接受了他的要求，並且開口要了那件老鷹合唱團的亡命之徒黑色T恤。他很大方地給了，渾然不知她是如何體貼著他的心。

他總以為，那件黑色T恤就象徵著未來的某一天，他們一家三口還可以重新築起，一個像樣的家庭，這樣他就不會是一個命定的家庭失敗者，如同他父親離去時燒烙在他視網膜的背影一般淒涼。

往後九年間，如同鐘擺一樣，他忠誠地往復工作，帶孩子，每週通電話，隔週把女兒送去跟她過週末，甚至時不時塞錢給女兒，要她轉交給媽媽，滿心想著那件黑色T恤。畢竟離婚之後，他們斷斷續續又在孩子不知情的狀況下，發生過好多次關係。

雖然她從未真正鬆口答應什麼，但這個家庭重新建立，於他而言，只是時間的問題。

直到這一次，開著計程車載著剛上國中的女兒前來例行性的會面探視時，他在車上目睹了一個男性從她家樓下鐵門走出，而她在三樓窗口向他揮手道別。那個滿臉不捨的她，揮手時穿的正是他的黑色T恤。

胸口的四人組幾乎已經褪色，但他一看便知。

怒火中燒的他等男人走了，匆匆停了車，讓頭戴耳機、雙眼盯著手機不放的女兒留在後座，順手抄了擺在副駕置物箱裡的鋸短葫蘆鎚藏進外套。關上車門，他拿女兒的備用鑰匙開了樓下鐵門，便衝上三樓，砰砰砰用拳頭敲起鐵門來。

「小惠嗎？爸爸走了嗎？」來開門的她，穿的正是他剛剛在樓下看見的黑色T恤。隔著鐵門柵格，他隱約看到她下身只穿了件黑色內褲。「你先開門，我有話跟你說，小惠的事，很急。」右手在外套內握緊了短鐵鎚。

她不疑有他，連忙開了鐵門讓他進去。他進屋之後，接連衝往臥室與浴室看了一眼，腦中彷彿聽到一陣碎裂聲響。一句「怎麼了」她還來不及問出口，隨著他連續幾聲「為什麼？！」，她最後終於倒地。

之後他只記得自己不斷地問「為什麼」，直到聽見門口傳來一聲稚嫩的尖叫聲，他才回過神來。

You’d better let somebody love you,

before it’s too late.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正確地讓別人愛我呢？在太遲之前？

現在，太遲了吧？他怔怔地看著手中的鐵鎚。

門口的小惠怔怔地看著他，隨著止不住的淚水，跪坐在地。

／

「請問……你是黃律師嗎？」

稍嫌稚嫩的女聲伴隨突如其來的問題，從身後左方竄出，迫使他在事務所樓下的鐵門前，停下了腳步。結束了疲憊的一天，原本正準備上樓，把「適量」威士忌加入手中大杯冰咖啡的他，頓時大感尷尬，只能緩緩側轉過身，看向聲音的源頭。

居高臨下，與來者對望兩秒後，他仍不改一派面無表情，始終默不作聲。雖然看盡世情、閱讀人的能力超群，但有時他仍改不了這個自欺欺人的毛病──難免一廂情願地以為靠著一張沉默的撲克臉，就可以避開接下來即將發生的事。

他不想開口，有著太多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豐富經驗所匯集而成的直覺：來者只要有這樣的開場白，絕大多數都是麻煩事。而且，來的人年紀愈小，麻煩往往愈大。

「律師……叔叔，」目測約一百六十公分，估計是中學生的女孩，見他始終不發一語，終究還是鼓起了勇氣，怯生生地上前一步，看著他說道：「律師叔叔，你可以幫幫我爸爸嗎？」

「這位……小姐，」他刻意用禮貌拉開了距離，略微清清喉嚨，「我不認識你，不知道令尊是誰，」頓了一下之後，搖搖右手保冰杯裡面的冰咖啡，讓冰塊發出喀啦碰撞聲。「但我滿確定我應該不是你要找的人，現在也不想被打擾。我很累了，只想好好喝杯咖啡。請回吧。」

舉杯啜飲一口手中的冰咖啡後，他回過身去，準備開門上樓。

「真要找律師的話，網路上很多。有經營自媒體的，有標榜司法官轉任、跟法檢和傳統媒體關係良好的。一個比一個厲害，都是萬法皆通。找他們比較好。」他一邊掏出鑰匙，開啟鐵門，終究還是忍不住，咕噥了兩句。

「可是沒有人要接啊！死刑案件，我問過的律師都不接……更何況……更何況……」

「更何況什麼？」靈光一閃，他頓時想起今天經過捷運外時，大樓外牆LED螢幕播送的重點新聞摘要，「更何況社會觀感不佳？難道你爸被控強制性交殺人，即將面對公民法官審判？」

雖說只是短短一則重點新聞，電視台記者確實沒辜負專業編輯下的「公民法官上路　真能制裁強暴殺人魔？」的聳動標題，再在犯罪現場樓下用誇張語調把所謂的「犯罪過程」加油添醋、栩栩如生地演了一次，彷彿自己親身經歷、僅以身免。似乎這一切只要在標題末放一個問號，就可以全被合理化。

「你……你怎麼知道？」少女的訝異之情，溢於言表。

黃粱暗嘆了一口氣。怎麼會不知道？死刑案件之重，犯罪者公敵形象之劣，輿論煽風點火，再加上法官、檢察官面對公民審判制度所刻意形塑的競賽式審判環境、高壓的工時、極低的報酬……種種對辯護人不友善的因素結合，哪個頭腦正常的律師願意接案？

尤其本案，是在這個國度為了挽救司法低落聲望而實施「公民法官」審判制之後，第一個以強制性交殺人罪名遭提起公訴的案件。事件之初，媒體早已報導得沸沸揚揚，連被告身為單親爸爸，過往少年時期的家暴與物質濫用史等私密資訊，都透過「訪談被害人家屬」的手法予以公開。

「我怎麼知道的，不重要；重點是，我不想接這種麻煩的案件。你放心，法院會指派公設辯護人的。」黃粱不容情地說道。

「我查過了，可是，我聽說公設辯護人都──」少女愈說，聲音愈小。

「理論上雖然是辯護人，但他們實際上就是領死薪水的公務員，」不等少女說完，黃粱接著打斷，「所以他們也有負擔過重，以及長期工作下來累積的漠然心態。說穿了，就跟所有工作一樣，有好人、有壞人；有認真的，有不認真的。跟大多數法官、檢察官沒有兩樣。希望這些人長期燃燒熱情，基本上不太可能。」

雖然對這個國度的司法實務有相當程度的失望，但他仍不願意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或許也為了說服自己保留心底一點幽微的希望之光。

「或許你們有機會遇到像戲劇裡的那種公辯吧，願意為當事人上山下海，窮盡一切手段調查證據跟辯護，說不定。」黃粱把自己的表情隱藏在騎樓的陰影之下。

「可是我爸爸是無辜的！」

「你知道無辜兩個字，在司法之前有多不值錢嗎？」黃粱想這樣告訴少女，但他沒有。

「……上來吧，你說說看。但我不保證接案。」他沒能說出口的是：辯護律師最怕無辜的當事人。

兩人的身影，沉重而無力的步伐，一前一後，一重一輕，融在樓梯間的黑影之內，不復可分。

／

兩個身穿深藍制服的法警帽簷壓低、面無表情，一左一右地夾在他身側，後方距離約一公尺左右，跟了一個看起來更資深的法警戒護，猶如他隨時都有脫逃風險。實則，他根本沒有任何脫逃的念頭──孤獨行走於世，這世間對他而言原本就已經如同一座巨大監獄，現在只是把囚禁的範圍縮小、不自由更加貼身而已。

而不自由，原本就是貼身般的無所不在。

話雖如此，這種在意識層面遭到緊密監控的具體不自由感，再加上身上的手銬、腳鐐帶來的冰冷沉重的現實感，隨時提醒著他自己的身分。就連從法院地下拘留室走通道進法庭這短短一段路，似乎也不斷在提醒著，他的身體與自由，其實不屬於自己。

人或許沒有真正自由的一天吧，難怪宗教老是在販賣「解脫」，他心裡想。

他對這種現況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不滿。只是，身體有它自主的感覺，這跟心緒感受如何運作，有時可以是完全平行的兩條線。

畢竟，他是一個遭公訴求處死刑的無赦之人。在檢方有技巧（說真的其實也沒什麼技巧）地把輿論眼中肥美多汁的偵查內容，如同廟口香腸般切片式地洩漏給各家媒體進行創作大賽後，廣大的民意似乎都是一面贊同求處死刑之聲，而真正去了解案情內容的，卻是寥寥無幾。

也有四處出征，去留言攻擊或撻伐那些不支持死刑或者主張慎重思考的言論，動輒要姦殺別人全家的那些人。當然，也是以正義之名。

不管案情的證據有無，似乎只要是牽扯到性、未成年人或弱勢族群，甚至小動物的事件，在這個正義感過剩的社會與廣大國民的眼中，原本就是無疑會被認定為該死的罪名，必須在一時三刻之內作成結論，然後找出處刑的對象。

他很清楚，是因為他自己也曾經這樣想，因為他一度也覺得自己深具正義感。人民怎麼可能會是不義的？自己又怎麼可能會是不義的？

他還記得在國中時期，某次在友人唆使下吸食安非他命後，看到電視上正好播出一則涉及強制性交的犯罪新聞，一面感到莫名憤怒、攻擊性大發，不斷用拳頭用力捶著木桌，大聲咒罵著三字經，詛咒犯人應該如何將其生殖器用美工刀一片片割下，任其痛苦流血至死；自己一面卻出現勃起的矛盾狀態。

這種矛盾，只有他自己知道。

以性方面的互動而言，他並不想、也從未強迫過任何人。他自認為是一個「男子漢」，是站在正義一方的「正常人」，只是偶爾情緒難以控制而已。義憤填膺，這不正是雄性與正義的象徵嗎？

可是，當年的那個少年就是莫名感到興奮了，在看到了那樣自己都認為下作、該死的新聞之後。

那，在別人的眼中，現在涉案的自己也該死嗎？或許吧？如果真的強暴並故意殺害了一個人的話？

問題是，他真的不記得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了。他甚至不確定其中的一些事有沒有發生過。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有罪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