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樂／好險阿公走了

在我是個孩童時，為了區別兩個阿媽，我分別喚她們為台北阿媽跟高雄阿媽。讀書以後，我懂得約定俗成的稱謂，台北阿媽是阿媽，高雄阿媽是「外婆」。但我僅僅在和他人交談時，才不怎麼情願地差遣這個詞，只因我情感上實際親暱的對象，是高雄阿媽，哪怕她無所謂，我也不忍讓她以為，她跟我父親的母親有著裡外之分。

以阿媽為開場，不過，其實我想談的是高雄阿公。阿公出生於澎湖漁家，與來自屏東的阿媽成婚之際，身家僅有一艘潦破的小船，無法走遠洋的營生，只能在近海湍急洋流裡浮沉。「討海」二字，就點出了捕魚這項幾乎跟人類一樣古老的技藝，背後有一雙卑微坦開、期望掌握著什麼的手。母親說，「爸爸捕魚去」的敘事，不是國語課本教會她的，而是島上不絕的風聲，而風聲沒有顧慮學童心情的義務，有些人的父親、祖父再也沒有回來。

阿公以漁網困住水中生靈，但他的一生何嘗不是受到魚網的裹挾？沒有避孕概念的四、五○年代，他跟妻子生了七個孩子。日日，他睜開眼，那麼多脆弱的生命仰賴著自己存活。存在於每個人的精神內核，支撐持他不至於崩潰的線，大概在高築的待繳款項與賒帳之中，一根一根悉數斷去。阿公開始抗拒出海，彷彿妻小不值得他冒險打拚，他並且將意志典當給黃湯，一喝上頭，就不問青紅皂白地揍人。

阿媽首當其衝，其次是身為長女的母親，底下弟妹的對錯，也算在她頭上。母親十三歲時，為了弟妹的生計，形單影隻地搭乘輪船來到高雄，成為加工出口區一枚寂靜的小螺絲釘，母親按月寄回賣命的血汗錢，其中部分又被阿公兌成麻痺精神的酒精。

在我稀薄的記憶裡，阿公是客廳角落一隻瘦削的暗影，我幾乎不記得他有開口說過話。我六、七歲那年，阿公過世了，據說他人在客廳闔眼假寐，等待妻子張羅晚餐，後來怎麼喊嚷都不聞動靜，才發現他維持著休憩的姿勢，不聲不響地告別了人世。這位男人的逝世並未在我心中刻鑿下記憶，大概是母親始終有意識地疏淡與他的距離。

就讀高中時，一日，某文學月刊編輯來信，告知他們決定刊載我的投稿。我以母親的姓，搭配斟酌良久的名，合成為筆名，兀自憐愛。母親臉上卻不見任何喜悅，相反地，她嚴肅地告訴我，希望我以既有的姓氏度過人生。終究，給予我姓氏的男人是疼愛我的，而她不若我幸運。我恍惚地明白，縱然母親已經成長為指點我人情事理的大人，但她內心深處為人子女的傷疤仍在歲月的縫隙裡隱約滲痛。

阿公遠行後，我們家族形成一習慣，年初二，外嫁的女兒歸抵，母系家族一同前往安納阿公骨灰壇的佛寺祭拜。阿媽說，「阿公如今跟著菩薩修行」，語氣裡波瀾不興，好像在談某位漸行漸遠的故人。倒是一日黃昏，我見阿媽凝神端詳翌日要拿去祭拜的鮮果，確認外皮無損，汁水飽滿。我竟然解讀為某種舊時含蓄的深情，啟齒問，「妳想念阿公嗎」。阿媽一邊檢驗，頭也不抬地說，「不，好險他死了，不然我們永遠沒有好日子過」。即使我已在無數文學作品裡見識過妻子對丈夫篤定的恨意，都遠不及那一剎那震盪我的視野。原來，李翊雲小說《鵝之書》，「有些時候一個人的死等於另一個人的假釋文件」，這句話無比真實。阿媽將滿六十歲之際，丈夫死了，自由來了。二十幾年後，小林美希的《老公怎麼還不去死》一書在台灣熱賣，但對阿媽來說，早就過去了。

不對情感、婚姻抱以期望，是我個性上常被歸類於悲觀憂傷的一個因素，可是，我從來不認為那是錯的。

●新專欄登場：家庭權力結構的複雜，在許多人心中掛上了鎖，作家吳曉樂為你寫下難言的傷，每月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