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禎翊／我們能有多少同情

把不能原諒的人丟到監獄裡，他會因此消失嗎？

民國83年五月某日午夜，蔡先生前往某理容院，並與服務生A女士一同離場唱歌。離場時間屆至，她表示要回去了，蔡先生卻出手搶走她的皮包，拿走裡面全部的現金。同時，蔡先生把她壓在包廂內的沙發上。經過一番掙扎，蔡先生強制性交才未得逞。

民國83年八月某日凌晨，蔡先生前往某舞廳，並與服務生B女士一同離場。蔡先生騎機車把她載到鄉間小路，便將機車熄火。蔡先生拿出刀子抵住她的背部。她心生畏懼，蔡先生因而強制性交得逞。結束後，蔡先生又強行取走她皮包內所有現金。

隔一日深夜十一點，蔡先生前往另一舞廳，並與舞廳服務生C女士一同離場。蔡先生同樣騎車把她載到偏僻小路，熄火停車，然後抱住她。她害怕而無法抵抗，蔡先生因而強制性交得逞。結束後，蔡先生一樣搶走人家的皮包。但這次幾經翻找，在她的包包內並沒有找到錢。（註）

民國84年10月26日，我出生後的一個月。判決確定。蔡先生連續犯懲治盜匪條例第二條第八款之強劫而強制性交罪，法條規定唯一死刑。但法官考量沒有被害人死亡，依刑法第五十九條，減為無期徒刑。

以上還不是蔡先生犯行的全部。還有兩個被害人被強制性交而沒有被強盜，蔡先生和檢察官都沒有上訴最高法院，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處有期徒刑七年確定。不過時間太久了，網路上沒有付費的話，看不到這個部分。

至此，判決書看得到、網路上查得到的內容才算完全結束。

但其實還有後續。或者說，我要講的事情，從現在這邊才開始。我們把不想看到的人、不能原諒的人丟到監獄裡，他並不會因此消失。

「時間」本身就像是這個世界的按下右鍵一鍵還原。過得夠久，我們點選了那個人，他有一天，終究、還是，會回到原本的資料夾或桌面。

不知道蔡先生對判決裡面那一句「減刑」是怎麼想的。至少客觀上，因為有著那句話，我才有辦法在多年後的偵訊室看到他。

我長大，他變老。

民國112年4月7日，我在台南實習的最後一日。蔡先生申請假釋終於核准。這是一個平凡晴朗的白天，他在戒護車輛上，從高雄監獄出發，準備來台南地檢署報到，接受科技設備監控。同時間，法務部協力廠商的工程師也在高鐵上，行李箱放著科技監控設備，一路南下，準備會合。

所謂「科技監控設備」說白話點，就是電子腳鐐。

接近中午，法警敲門和檢察官說，假釋的受刑人還有工程師都快到了。檢察官和實習的我們說，等一下自己注意安全。

根據卷宗內的資料顯示，蔡先生在監獄裡和人發生衝突、毆打傷人總共十一次。這期間，蔡先生的父母過世，兄弟姊妹不願再與他有任何關係。依照他犯案時的刑法規定，無期徒刑最快只要十年就可以申請假釋，但因為無親無故無住所，也沒有任何安置機構願意接受他，所以申請假釋未通過數十次。為此，蔡先生還曾向監察院陳情。

這樣的人，如果在心裡給他一個形容詞或一句話，那會是什麼？

「自己小心」或「注意安全」，恐怕真的就是最得體的說法了。至少在偵訊室的門被推開前，我是這樣想的。

判決確定後，這些事就不再是法官或檢察官所能努力的

最先走進偵訊室的是帶頭的法警，接著是觀護人、社工，再來是工程師，最後就是蔡先生和壓陣的另外一位法警。

隊伍拖得有點長，一眼就能知道哪個是蔡先生，而蔡先生此時看起來已經像是走錯路、借廁所、誤闖地檢署的老人。法警跨過門檻的時候和他說，「較注意咧」。

檢察官開始確認身分，諭知配戴電子腳鐐。蔡先生回答問題的時候都把話含在嘴裡，駝背的身體因為雙手用力併攏、聳肩，顯得更矮小。

我不喜歡這些國高中國文課本的艱難用詞，但此生第一次感覺到它們是如此精準：蜷曲。佝僂。唯唯諾諾。

訊問完畢，檢察官問蔡先生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他想了一下開口：「檢察官，我被關了二十八年六個月又五天，那個腳鐐什麼的，我不會用。」

偵訊室裡的所有人一時間全停下動作看向蔡先生。原來受刑人真的會對關押的每一天、每一天牢牢記下，像失眠的時候數綿羊，像點餐的時候畫正字記號。

檢察官和他說，等等工程師會教你。

然後工程師便攤開了行李箱，首先拿出一個VR頭戴裝置幫蔡先生套上。工程師接著把我們叫到身邊，展示電子腳鐐給我們看。電子腳鐐長得很像兒童電子錶，但顯示器有半個手機螢幕大，錶帶和我的上手臂一樣粗。行李箱裡面還有長度大小各不相同的螺絲起子和金屬釘。

蔡先生戴著VR，嘴巴半開，頭仰得非常高，像是小朋友在海生館臉貼住玻璃，看著幾層樓高的大魚缸。最上面有陽光照下來的那種魚缸。與此同時，工程師拉起他的褲管，測量周長、調整角度，拴上電子腳鐐。

VR裡面播放的是電子腳鐐使用說明。影片時間可能有十分鐘那麼長吧，大家圍繞著蔡先生，蔡先生望著有點光線但其實有點虛幻、有點遙遠，他已經不熟悉的這個世界。忽然之間有種時光穿越的感受。民國112年的陽光折射穿透時間的海。判決書記載，蔡先生在第一次犯案後的一個月從海軍退伍，所以算起來，他不僅關在裡面的時間比我現在年紀還長，我現在的年紀也比他進去關的時候還大。

在檢察官面前蔡先生講自己的關押、講自己沒有親人、講自己不會再犯。過去的日子裡，他一定也是一直和矯正署、和監察院講差不多的話。他曾經有一個時刻講到那些被害人嗎？或者想到就好。她們每一個，也都經過了二十八年六個月又五天。

一切不得而知。判決確定後，這些事就不再是法官或檢察官所能努力的。

蔡先生還戴著VR裝置，但開始東張西望起來。工程師意識到影片播放結束了，靠上去幫他摘下頭套。沒有讓蔡先生再有說話的機會，工程師催促他趕快離開，接下來還要移動去他安置的處所，安裝電子腳鐐的居家接收器。

「你動作快，有什麼問題回去會再解釋給你聽。」工程師說。

偵訊室門打開，實習的我們也要準備回到辦公室收東西，離開台南地檢署。

一年的實習要結束了。這一年法官和檢察官們帶給了我三句話，是大學時代沒有任何教授說過的。第一，來到法庭的被告，視覺年齡看起來幾乎都比實際年齡來得老。第二，被告在法庭內和法庭外會有完全不同的模樣。這些我都已經確定是真的。

最後一句則是：你還會覺得所有被告都很可憐嗎？

我很想單純回答會或者不會，但發現沒有辦法。只是內心確實往答案的其中一邊又更傾斜了一點。

蔡先生從我身邊離開時滴咕了一句：「看起來攏霧霧。」這是我唯一猜到也肯定的事情，他戴的VR從頭到尾都沒對到焦。他可能根本也不知道那東西需要對焦這件事情。

註：上述犯罪事實均出自最高法院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五三二○號刑事判決，本判決為公開判決，且已判決確定。

●摘自遠流出版《你在暗中守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