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禎翊／恆星一樣的大人

成為法官以後，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首先，大多數做這一份工作的人，是沒辦法如自己所願選擇上班地點的，所以我開始了每天來回總共九十公里的通勤之路。接下來就是無止境的身心交戰，要羈押還是交保、要不要減刑緩刑，被告固然有值得同情理解的地方，但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去想，肯定會有同等的憤怒或遺憾……每天每天過度投入、用情至深，坐困在某些案子某些人身上，經常就會從午寐之中，或者在假日清晨距離鬧鐘響起還很久的時候，惶惶起身，清醒至極，再難入睡。可是如果不是這樣度日，又會覺得不夠負責任，難以真正心安理得。

與此同時，伴隨而來的是生活不甚規律。書記官忽然抱著綁紅繩的卷宗走來，意謂著收到在押的人犯起訴移審，當日要立刻處理面對，午餐午休的時間全部泡湯，全數拿來閱卷都還不一定夠。然後下午庭一開，一旦遇到陣容豪華的律師團，一次又不只一個被告，坐在法庭上的時間可能堪比半趟越洋航線，日夜因此不明，而且自然是沒有供餐。

不過以上這些，我很快就習慣了，而且至此沒有太多怨言。有領錢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天經地義；我也樂於在還年輕、體力還堪負荷的時候，把自己帶往更遠的地方去。像是身處大家都在倒頭沉睡，或者都在埋首用餐的航班，靠窗一個人，不動聲色掀開機艙的遮光板，從一點點縫隙中，看見從未有過的風景。

真正讓我不習慣的是，上班時，因為有法官這個職稱，身邊的人給了我似乎超乎我應得的尊重或禮遇。比如接連手殘弄壞了兩台光碟機，同時又失手把辦公室裡的時鐘摔爛，但總務科或資訊科的人過來卻頻頻對我說沒關係，很抱歉耽誤法官您，我們會立刻幫您換一個新的。又比如退伍後遲遲沒有繳交退伍令的影本，人事室幾次打電話來，「忘記帶」雖然是事實，但作為理由講了兩三次不免自己都感到尷尬，人事室卻還是耐心無限地回應道，法官真的很不好意思打擾您，我們知道您很忙，有記得的時候再撥分機過來，我們這裡請人過去和您拿就好了。

我的家教從小帶給我的是：你不會因為有付了幾個錢，就變得可以對人予取予求。所以小時候，媽媽會在乎我上下公車的時候，有沒有對司機說謝謝；去學游泳、學桌球的時候，每個月要付錢給教練哥哥或教練姊姊，會在乎我把裝著錢的信封袋遞過去時，是不是用雙手拿著、眼睛是不是看著對方。這些微不足道的小細節或小習慣，我持續到了將近三十歲的現在。而連付錢得到的服務都如此慎重以對，更何況是一些別人無償付出心力、勞力的東西。

可是我也有感受到，工作和生活是兩回事。在法院裡，即便很多事情我嘗試親力親為，與任何人說話都盡量輕鬆以對，不帶壓力又不失禮貌，但備受呵護的狀況、對話中被「您」來「您」去敬稱的狀況，完全沒有減少。要與這些事情共存，或者說，要過著這樣的職場生活，讓我變得焦慮。

焦慮的原因在於，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就妥協了、麻痺了，然後從此就把別人額外帶給我的善意視為理所當然。法律的圈子很小，身在其中的我們每個人，多少都聽過一些「鬼故事」，我很害怕不知不覺之中，自己會變成自己不喜歡，卻又沒辦法打倒的大人。

於是吃飯的時候、午睡的時候、放空的時候……我都在想著自己過去的生命經驗裡，有沒有得到什麼防腐劑一般的指引，足以讓我時時刻刻惦記並保持現在的模樣。我知道這很困難。畢竟，不太可能有哪個人的家庭教育、校園教育，能夠預想到未來職場的狀況，然後給予充分的情境模擬練習；負責養成法官、檢察官的司法官學院就更別指望了，在那棟建築裡，我大概只學會了寫判決，真正分發後，一開始很多時候連公文要批示什麼、章要蓋在哪裡都不確定。

直到退伍後超過半年，我收到了一個河濱公園籃球場打架的案子，一群男大生報隊打球，一言不合直接變成打人。這一聽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案件，早早發了傳票、合法送達，書記官也如常地打電話提醒記得來調解和開庭。結果開庭當天早上，其中一個被告在電話裡對書記官又是問候爹娘、又是人身攻擊，最後嗆明了現在暑假人在機場、準備出國、行程早就安排好了，下午沒辦法來法院。

我的書記官是個年紀比我大一些的姊姊，平日溫溫和和、工作可靠明快，她趕緊跑來告訴我這件事，問我決定怎麼辦，要請他提出請假證明嗎。她一進辦公室，就先翻開了剛製作的公務電話紀錄，什麼都還沒開口，我瞄了一眼紀錄內容，就知道她心裡有多委屈。做事俐落的她，第一次把公務電話紀錄打成像是逐字稿一樣，這是非常耗時耗力的；而看到被告發話的內容，我立刻登入系統查了出入境紀錄，已經出境了。我也是第一次感覺到敲著鍵盤的手因為生氣而發抖。

長長吐了一口氣，我和書記官說，趁他還沒登機回撥給他，給他五天的時間想辦法提出書面證明，傳真或email都可以，解釋不能來開庭卻沒提早講的原因，不然就是依法拘提。書記官語帶哽咽地說了好。

結果被告當然也沒有把我的指示當一回事。拘票按照流程簽發，一個月後，暑假結束前，他被警察拘獲到案。坐在地下室的法庭裡，實在很難想像被法警解開手銬的那個人，和先前出言踐踏書記官自尊的是同一個。因為一眼看上去，他就是大學教室人群裡，安靜上課或滑手機、不會特別引人注意的那種樣子。

在法庭裡見到的一切都可能是假象，進來前與出去後可能各是平行世界。不過就是因為知道自己不會完全看到平行世界的模樣，所以開庭的時候，我雖然會質疑、會追問，但從來沒有動怒或大聲。即便是面對這個惹到書記官的男大生，我也是如此。

但最後諭知交保限制住居前，我還是收起和緩的語氣，嚴正地問他，為什麼之前電話裡要對我的書記官講那些難以入耳的話。

「不是不可以對書記官這樣講話。而是對任何人都不應該這樣。人家也是父母生、父母養的，心也是肉做的，和你一樣都會難受、會心痛。她安安分分地做自己的工作，只是想要安安穩穩過生活、有一口飯吃，你走出法庭那扇門後也會是這樣，那憑什麼對人家這種態度？不用和我說對不起，不是我被你人身攻擊，你要說的話，請你對書記官說。」

男大生真的站起身來向書記官道了歉。是不是真心的我們沒有人會知道，但開完庭後，書記官轉頭過來慎重地對我說：法官，真的謝謝。坐在一旁的庭務員也說道，法官，您最後說的內容好感人。

邊收著東西，我悠悠地回應道：沒有啦，那些都不是我說的。

明明就是從我嘴巴脫口出來的，什麼叫作不是我說的？

我的意思是，那些話都是別人為我說過的。帶上法庭通道的安全門，我意識到，我找到屬於自己的職場指引了。幾年前我還是研究生時，同時擔任指導教授吳從周老師許多門課的助教，其中一堂是台大法律學分班的課程。法律學分班的學費不便宜，來上課的都是工作上、經濟上多少有所成就的社會人士，那時正值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所有課程都變成線上教學，只有我和老師會來到教室現場，老師就著白板上課，我負責幕後連線直播。

某次上課直播訊號屢屢出現問題，有修課學生忍不住在對話區抱怨我，內容大概是連這種小事都弄不好，能力是不是有問題，學分班怎麼會請這種人當助教。

我看到當然很受傷，而留言的人也馬上被其他同學指責不該這樣，她沒多久就和我道歉了。可是老師看到留言後，突然就收起了上課笑鬧輕鬆的態度，嚴肅地對著鏡頭講了好長一段話。那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他那麼嚴厲。

老師講的，就是我在法庭上對男大學生所說的內容。我說的你不應該對「書記官」這樣，當時在老師口中，是你不應該對「禎翊」這樣。

從周老師是當過法官的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沒看過他做法官的樣子，但我看過他對待我的樣子。他是恆星一樣的大人，平時看他和學校的行政人員相處，所有人在他身邊都能笑得開懷、安心，而且自在，彷彿他就只是繁星如織之中的某一個光點，沒有特別的鋒芒或架子；可是真正需要他的能量的時候，靠近他，他會憑自己所能，帶給你一切溫暖和明亮。

我很慶幸成為老師的學生，也很驕傲自己在潛移默化之中，多少學到了他身上最珍貴的東西。好的法官，不只是懂法律的人。如果在工作上大家終究會對我保持敬慎尊重、禮遇不只三分，那我要做的便是和老師一樣，在需要的時候，勇於用自己所擁有的，去承擔責任，去保護別人。

河濱公園籃球場的案子後來很快就結束了，賠錢的賠錢、養傷的養傷、撤告的撤告，還能算得上圓滿。男大學生們沒有一個人留下前科，傷口復原後、暑假結束後，每一個都會繼續回到學校課堂。坐在教室位置上，不特別去講，也不會有外人知道開庭的時候到底發生過什麼狀況。

和他們年紀一樣大的時候，我是行星一樣的少年，靠著反射別人帶給我的光芒，看似閃閃發亮。而此刻我已經不是那樣年紀，能夠再享有那種權利的人了。我想到被學分班學員指責的那天，晚上下課後我一個人走去等公車，經過停車場，發現老師的車發動後卻遲遲留在原地。他一個人在駕駛座，低著頭一直滑著手機。

因為公車快來了，所以我也沒有再上前和老師說掰掰。然後，就在回程的公車上，我收到他傳來了好長好長一封Line訊息，內容說了滿滿的感謝，謝謝我成為他的助教，同時給了最多的安慰。訊息我一直小心翼翼留著。成為法官讓我看見了大人世界邪惡的一面、道貌岸然的一面，可是也因為真真實實遇見過一些由裡到外很棒的大人，光是想到他們，就少了很多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