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vs.楊渡／撐起大學的脊梁，撐起整個社會的脊梁
遠離戰火、踉蹌奔跑的身影
●管中閔
阿渡：
從你信中描述父母親在時代變遷中的掙扎，以及你當時身為一個孩子的徬徨無助，我彷彿看到，在一幅巨大的場景中許多踉蹌奔跑的身影，然後鏡頭拉近，浮現出驚惶與茫然的面孔。這樣的身影和面孔也出現在陳映真，黃春明，楊青矗的小說中；那是台灣經濟轉型中的側寫，於你（和其他許多人）卻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我父母親的經歷並不相同，但也帶著大時代中身不由己的無奈。
抗戰初起，年僅十七歲的父親告別安慶老家，步向大後方；熬過辛苦的八年後，他一心以為（個人與國家的）苦難已經結束，人生即將展開新頁。不料迅速席捲中國的內戰，再度將他推向不可知的流亡路程。1949年4月，中共發起渡江戰役的前四天，父親倉皇離開住了三年的南京，輾轉各地，最終來到台灣。那時他無法預料，他將在這個島嶼待上七十年，而且埋骨於此。
同樣是為了遠離戰火的陰影，原本足跡從未離開過廈門一帶的母親，竟勇敢地帶著弟弟和妹妹跨海來到台灣（母親生性非常膽小，這應該是她人生中最大膽的決定了）。在同鄉的幫助下，母親在台大謀得一份基層職員工作；台大是她與父親相遇之處，也是她後來工作了四十五年，直到退休的地方。
因為戰爭引發的大遷移，讓兩個離鄉背井的年輕人在台灣結緣，赤手空拳建立起一個家庭。這樣的故事，在那個年代俯拾即是。
父母親一生都是平凡的教員和公務員，他們沒有值得誇耀的事功，但如同那個年代的許多人一樣，他們都在基層不同崗位上努力，盡到了自己的責任。我小時候的印象是，父母親除了本身的工作外，都會爭取各種兼職機會，以貼補家用。也許是因為工作太多，負擔太重，父親極少露出笑臉，對我們兄弟總是非常嚴厲；但即使再累，母親從不生氣。我後來在美國念書時，必須同時兼顧學業、工作與自己的孩子，常感到心力交瘁，那時方才體會到當年父母親操持家庭的不易。
已經晚了，趕快回家……
我本來到國中時都不太需要父母親操心。念書對我從來不困難，而我也一直乖乖念書，維持很好的成績。但在進入高中後，青春期的叛逆心理讓我整個人變了樣。我對所有的制度或規定都極端不耐，不喜歡念學校的課本，不喜歡待在教室裡，更討厭學校對髮型和制服的嚴格限制。我其實並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些什麼，於是我有時和同學在校外鬼混整天，有時自己一人在書店或舊書攤看一下午的書。日子就這麼渾渾噩噩的過著。
記得高三的一天晚上，我在家中為了一些小事爭吵後，負氣出門。我其實無處可去，於是騎著自行車在台北市內到處亂轉；到了十一點半，我終於累極了，只好回家。那時深夜的忠孝東路四段幾乎沒有車子，我在接近家中巷口前，就遠遠看到父親站在馬路中間的分隔島上。我不知道他已經在那兒站了多久，但想到他一向嚴厲，我心裡害怕極了。結果出乎我的意料，他看到我時沒有任何斥責，只對我說：已經晚了，趕快回家。
回家後我坐在那兒反覆想著，我覺得他不是那一刻正好走出來，而是一直站在那兒等我回家；然而從不流露感情的父親，怎麼會深夜在街頭等我（我那時又是那麼頑劣的孩子）？我想了一會兒，覺得自己知道答案，於是起身走進他們臥房。我在床頭蹲下，抱著父親親吻他的額頭，然後在他耳邊說：爸爸，我也愛你（我已經多少年沒這麼抱過他，這麼親密的對他說話）。
多年後我仍常常想起那個夜晚，空曠的街道，整齊的路燈，以及路燈下父親的身影。我後來相信，就在那一個夜晚，父親在我心頭繫上了一條隱形的繩索。因為那繩索的牽絆，我才沒有成為脫韁的野馬，再也無法回頭。我後來逐漸收回野掉的心，重新開始，正是希望曾經等我的父親不再失望，也不必再在街頭等我回去。
現在回看過去，發現在許多關鍵時點上，總有一些特別的事情觸碰到心裡的某個地方，促使我重新思考未來，也因此改變了人生的方向。在選擇那些改變的當下，我當然不會知道改變的結果會是什麼，但我很慶幸那些改變為我開啟了不同的門，讓我有機會走出不一樣的人生。
阿渡，你人生的經歷比我豐富，也一定有過許多不同的轉折，才讓你成為現在的你。這些轉折的故事，應該也是你人生最值得回味的經歷吧！
中閔2023.06.18.
他們在尋找的是一本書？
還是價值觀的認同？
●楊渡
中閔兄：
看著你的信，我忍不住想起台中簽書會的時候，我先回台中老家拜拜。祠堂拜完再去媽祖廟。那是我父親晚年花了最多心力奉獻的地方。他過世後，我總感覺他的靈魂還在這裡侍奉媽祖。有心事的時候，總是來這裡和他說說。有什麼難解的事，就坐在這裡想想，彷彿從土地出發，許多事就變得單純而清楚。我這種漂泊的人啊，終究還是回到最初的地方。
那一天拜完媽祖，和廟裡的女志工打過招呼。她忽然說：「啊哈，我們剛看過你的書。」
我嚇了一跳。心想最近的書無非是《大學的脊梁》，但那是寫台大的事啊，與烏日家鄉這小地方有何關係？會不會是那一本《水田裡的媽媽》？我只好訕訕問：「妳說哪一本？」
「跟台大管校長合寫的那一本啊！」她開朗的笑起來，然後指著前面的男人，他粗壯黝黑，濃眉大臉，敦厚老實，像個農民般的憨笑著。她說：「這是我老公啦，我們為了買那本書，跑去台中，找了好幾個書局，都找不到，賣光了。後來過了一個禮拜，他又載我去找，找了三四家，終於找到了。」她得意的笑了。
我很不好意思說：「啊，謝謝妳，謝謝你們。」
家鄉媽祖廟一直有一些志工，他們是附近的農民、小販、退休的公務員、小學老師等，平時談的都是地方上的事，怎麼會如此關心遙遠的台大呢？我想像著那個面目黧黑的男人載著白淨的老婆在台中市區悠轉找書，那是多好玩的事呢？他們在尋找的是一本書？還是一種價值觀上的認同？他們在想什麼？
我也想到了去高雄簽書的時候，美濃來的老師，帶著她的老媽媽，一個八十幾歲的老太太，瘦瘦小小，那麼可愛，說一定要來支持，因為台灣不能讓他們這樣胡來，我們老師要有尊嚴……
我於是想起最初在傅鐘下抗議，綁著黃絲帶的那一年，看一群知識分子白淨淨的臉，對群眾示威那麼陌生，連喊口號都怯生生的，有點怕羞。然而，也就那麼一下下的害羞，抗爭的吶喊一旦喊出了第一聲，往下就很流暢了。而如果不是有那一聲，台大的師生堅持了下來；如果不是你終究熬住了病苦與折磨，耐住了國家機器鋪天蓋地的圍剿獵殺，撐住最後一口氣；如果不是最後終究守住了正義的最後防線；這些在台中鄉下、在美濃鄉村、在台南舊街、在台北街頭，仍堅守著古老的道義與學術尊嚴的純樸的人啊，心中會有多難過！
寫書的過程，讓我看到了國家機器的粗暴、蠻橫、羅織，更讓我看到某些知識分子在權力面前的媚骨、邪行、雙標、賊惡；然而出書之後的簽書會，卻讓我看到更多善良的人，無懼的心，正直的風骨，那堅定的價值，仍在民間，在人心深處。讓人覺得，這善良的大地和人民啊，仍是值得去奮鬥的。這人生，是值得活的！
我知道，這過程之於你，有如歷經煉獄之火的劫難，那內心的悲壯與憂憤，痛心與寂寞，必定遠超出外界所能想像的。
現在，當風塵慢慢落定，回首這一段歷程，你一定有更深的感慨吧。握手！
阿渡
一場黨國操縱的全面霸凌
●管中閔
阿渡：
《大學的脊梁》出版前，我相信不少人會因為當年的台大校長遴選事件，而對這本書產生興趣，但我沒預料到此書竟如此暢銷，而且引起巨大的反響。所以我必須再次謝謝你當初慨然答應執筆，為這場台灣高教史無前例的風暴留下一份完整紀錄。因為你的春秋之筆，《大學的脊梁》必將成為歷史文獻，那些參與迫害大學自治的人也將無法逃過歷史的裁判。
我當年雖身處風暴中心，但對事件中許多細節和背後的操作卻無從得知；所以直到讀了你的手稿，我才得以一窺事件的全貌。其他許多關心此事的朋友和讀者也說，讀了《大學的脊梁》，才知道政治力量干涉大學自治時竟然如此粗暴，加害者們竟如此肆無忌憚的濫用權力，而整個過程又是如此凶險，環環相扣，招招致命。正如一位好友所說：此書不適合睡前閱讀，因為會「越看越氣，氣到睡不著覺」。
我在書中「心情記事」也提到，不論我多麼努力，始終無法準確描述當時的心境，如何從憤怒和委屈，轉成挫折、消沉、痛苦、恐慌，乃至於墜落絕望的深淵。很長一段時間，我拒絕接觸人群，對所有事都充滿猜疑。有時甚至只要看到某些人名或任何不實指控，我全身就會立刻繃緊，出現難以言喻，極不舒服（類似寒毛直豎）的感覺。這種感覺，竟和最近網路上一些人描述他們遭受霸凌後身心受創的反應非常類似。
其實這整起事件不就是一場黨國操縱的全面霸凌嗎？當時執政黨透過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和司法院轄下的政府機器，肆意刁難台大、攻擊遴選委員會和我個人。那些急於向執政黨表態效忠的下流媒體和無品文人，更使出渾身解數，對我進行全面造謠與抹黑。這些攻擊常以「社會公審」的形式出現，日以繼夜，長達一年。這樣鋪天蓋地的霸凌，我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慄。
即使後來事實證明那些指控都屬子虛，這群加害者卻從未為他們造成的傷害表示過歉意。我們最近看到，其他霸凌事件的加害者在被揭發後，幾乎都會認錯、道歉，甚至以退出本業作為自懲。但是這些政治霸凌的加害者呢？他們從未認錯，也從不道歉；他們多數目前仍在政治圈呼風喚雨，也繼續霸凌其他人，有的甚至還在圖謀擁有更大權力的位置。
義無再辱
然而對我的傷害，並沒有停止在我上任校長的那一天。我擔任校長期間，許多公務活動上還不得不和那些加害者同台。加害者往往以長官或貴賓身分出席，而我不能規避校長的職責，也不能顯露自己的情緒，只好裝成若無其事的與他們寒暄，坐在那兒聽他們「訓勉」。這種場合，對被害者（我）無疑是另一種傷害與羞辱，I hate every minute of it。
說來難以置信，就在一年多前的一場活動中，「長官」致詞時竟然說：「我以前在不同崗位時，管校長那時擔任經建會和國發會主委，曾經幫過我許多忙。」我聽到這段話時瞠目結舌，心想：那你迫害我的時候，怎麼就忘了我對你的幫助？另一次活動中，主賓（也曾是加害者之一）竟牽著我的手舉起來喊口號；就在當下，我感到被嚴重冒犯，身體立刻出現那種極度不舒服的感覺。你應可猜想出，我離開活動後最先會做什麼；是的，我去洗手，而且洗了好幾遍。
2021年10月時，按規定我必須在那時決定是否要續任校長，然後報教育部審查（我們的「大學自治」就是如此被規範的）。我那時想到，一旦續任，我就無法避免這群加害者，未來仍必須和他們同台；而且在評鑑過程中，誰也不知道當年的黨國霸凌會不會重演，還是會更變本加厲？
我於是問自己：還願不願意再忍受這樣的羞辱和傷害？那時我腦中突然浮現王靜安先生的一句話：「義無再辱」；他遭遇的情境當然和我截然不同，但這句話讓我清楚知道自己的選擇：我不會為了任何職位再忍耐任何形式的羞辱。如你所知，我後來以「年齡問題」與「世代交替」作為不再續任校長的理由，但真正的深層原因其實在此。
卸下校長職務至今已近半年，重回單純生活，日子變得如此自在和快樂。我不再有任何行政職位，但仍能在基礎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上貢獻心力，而這原來就是我的本分。除此之外，《大學的脊梁》得以出版，實現了我長久的心願；即使過去的傷痕猶在，我終於可以放下心頭的包袱了。
我很高興我們共同記錄了這段歷史，而這段歷史提醒大家：唯有堅持原則，才能撐起人的重量；也唯有堅持共同的理想和價值，才能無畏於國家暴力，撐起大學的脊梁，撐起整個社會的脊梁。
握手
中閔202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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