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學運9週年！王柏偉：《少年待在立法院的那幾天》如何召喚政治的日常性與個體性

文／王柏偉

導演張吉米在2021年發表了《少年待在立法院的那幾天》（以下簡稱《少年》）這件觀眾參與式的作品。這是個有關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作品，講述318佔領運動中一名內部工作人員在諸多不同現場與事件之間的參與經驗。觀眾必須使用自己的手機，下載由張吉米規劃開發的App趣淘（Chito），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前往318學運的現場，戴上耳機，按照Chito平台的指示，隨著地圖上的路線行動。

《少年》的範圍涵蓋青島東路、中山南路、濟南路、北平東路、忠孝東路所圍起的棋盤式區塊。在觀眾抵達事件現場附近時，聽到的訪談主要是內部工作人員對於當時現場狀況的描述以及相應的心境與事件處理方式，交錯結合著歷史現場的錄音，把我們拉回318當下。

在耳機裡，多數現場是慌亂且情況不明的，指令與消息來自四面八方，無法及時確認多數資訊的正確性。要面對的事情太多，局勢瞬息萬變，在沒有清楚權責區分又得迅速決策的狀況下，由於厭惡服貿案政治操作臨時起意的行動被一層又一層人際的怨懟與衝突所疊加。不同於現在對於太陽花運動越來越扁平化與同質化的理解，張吉米期望透過這個作品重返現在已經成為「歷史」的社會運動，重新鬆動越來越僵固化的政治性解讀。

揭開代議政治的思考僵局

讓我們不要直接進入作品的討論，先回頭思考太陽花學運之於我們個人的意義。如果要舉出跟這個社會運動相關的人事物，我們現在會想到甚麼？林飛帆？馬英九？江宜樺？佔領國會？服貿（《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若是論及這個運動的政治影響，多數人應該都會同意，由2014年到2016年，從地方到中央的選舉，國民黨之所以大幅失去執政的版圖，主要是這個社會運動所帶來的後續效應。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什麼呢？對於多數人來說，這個社會運動主要的意義，就在於它扭轉了當時的政治生態，讓已經固化的政治結構產生板塊式的斷裂，甚至成為「世代」等級的政治事件，深刻地影響了台灣政治發展的方向。

在這場社會運動之後，不同世代在政治立場上的差異，成為衝突的主要的來源之一，甚至轉化成世代對立的氛圍，影響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與人際關係。但是這些生活中因為政治觀點的差異而造成的溝通中斷與異己排除的狀況，對你我這些沒有投身政治場域的人來說，往往被我們歸因於政客們政治操作的效應，是無知蒙昧的另一群人被某些政治人物的花言巧語給蒙蔽了。如果有感於此，並希望有些改變時，我們可能就會在下一次的選舉中強力動員，期待下一次的選舉能夠選出足以代表自己族群的政治人物為我們代言。

與代議政治式的動員相應的，在這個移動式載具已經是一般人接觸世界的主要界面的時代，「網軍」現象明顯地成為數位網絡時代政治的基本範疇。如果放在318之後，我們或許可以以上述代議政治的方式稱之為「柯文哲現象」，這個現象大致基於素人政治、技術社群（主要以g0v為基礎）、青年參與這三個範疇的組合。網軍的形象（或者以「粉」的形式出現的現象），往往是匿名者的形象，當這個形象與代議政治相互補充的時候，網軍（不管實際上是真人、被駭的帳號，還是機器人）彷彿是由代議士的意識形態所驅動的，沒有主體性也沒有自主意見的殭屍。

透過「代議＋網軍」的歸因方式，不管是之於太陽花，還是之於其他的政治事件，一般人在政治操作上的意義，不過是不用對實體政治負責的、網路上的虛擬帳號而已。

不過，雖然不是政治領域的從業人員，但是對於政治，我們難道真的是這麼認知自身之於它的關係嗎？

我們都知道，網軍之所以成為網軍，實情是有這麼多的人，每天花時間在網路上針對政治事件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人多數不是為了要進入政治圈才發表這些意見的，相反地，是因為對於政治有想法，有自身的主張。對於政治或集體事務好發議論的「本性」，難道不是比代議政治來的更為接近人類天性嗎？如果是的話，那為什麼我們會把政治交給某個專門從事政治的人來代表（再現，represent）我們呢？特別是，如果我們中的多數人的確參與了某個政治結構的改變（想想太陽花學運時全台自發性動員的幅度），那麼為什麼政治最終不得不落到只能找出幾個人來代表多數人的地步（不管是支持方還是反對方）？

在社會運動過程中，個人的想望與掙扎、人際的矛盾與磨合，是不是只能在集體意志共有目的的化約之下，以大我的名義被昇華，為政治的象徵所徵用，而快速地從記憶與政治的範圍內消失。很明顯的，集體象徵無法容納個體經驗的困境，正是《少年》這個作品下錨的所在。

個體、技術與平台

「人民」成為政治的主體，卻非得透過代理人（議會制度）才能進行治理，這樣的矛盾在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當今議會制的思想史狀況》（Die geistesgeschichtliche Lage des heutigen Parlamentarimus）這本書中，就已經清楚地點出來了。之所以需要透過契約的假定來讓渡（政治）權力，就在於「直接」民主在技術上無法實現，所以政治必須為了「目的」而犧牲在政治操作過程中與這個目的並不相符的所有事物。甚至因為連讓「所有的」人民參與政治（正如現代時期「人民」這個政治概念所想要表達的那樣）這個最基本的技術都無法達成，所以「人民」只好變成幾年才一次的「選舉人」、變成暴動的「群眾」（crowd）、變成沉默的「大眾」（mass），縱使再那麼有潛能一點，變成具顛覆力的「諸眾」（multitude）。這反而暴露了這些政治性概念無法以個別個體（「每一個」人民）作為政治基本單位的實情，所以必須發明一個介於個別個體與集體象徵之間的概念，來掩蓋某些人在這些概念之中已經被排除出去的事實（所以這些概念無法提供我們任何可辨識的臉孔）。

但是，我們也總在政治結果不令自己滿意之時，選擇忽略「選舉人／人民」這個我們曾經自願承擔的雙重身分，並以「收割」這個明顯不對稱的概念來強調我們（作為「韭菜」）並非自願地讓渡權力。不令人意外的，「網軍」也是這種思維的產物。這個概念以代議政治式的思維，在數位網路與平台的時代，將那些多數並非採取集體行動（因為沒有由共同目的所驅動的共識行動）、而是好發議論卻不一定有行動意識與行動能力的「鄉民」或「酸民」們，當成是具有共同戰略目標的「軍隊」。

恰恰是在「鄉民」被當成「軍隊」的錯誤認知中，我們才得以明白「網軍」這個概念之所以失準，之所以還是再現式的思維，就在於忽略了「（數位網路式的）平台」這種技術物的政治性：作為基礎設施的平台，透過分佈式的程式化協調，加強了使用者通過平台進行交換與資本化互動的治理。這非常類似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但卻是以每個個別的使用者為基本單元，做總體上的調控。換句話說，平台的特色就在於透過技術性的基礎設施來處理集中與分散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平台這種技術形式並非只存在於數位網路時代。試舉一例而言的話，法國大革命前的三級議會就是階層化社會時代的政治性平台，當時的政治基本單元是「等級」（estate），主要分成貴族、教士與第三等級這三種等級。）

只有加入「平台」這樣的技術物，我們才能夠理解，為什麼後318學運迄今的政治結構，是以「素人 ─ 技術社群 ─ 青年」對抗「代議 ─ 網軍」的樣貌出現。因為，對於數位網路技術相對熟悉的年輕世代，透過他們每個人習慣的方式「參與」政治，透過不同的技術管道，有的收集並整理資訊，有的傳遞消息，有的發聲。這樣的「政治」，並不必然是專業化的政治領域操作，相反地，更多的是日常的行為，與他們在娛樂、藝術、經濟、宗教甚至愛情……等等這些領域中的行為方式並無不同，只是這些行為產生了政治性的效果。

如果我們對於數位網路時代政治的日常性有了上述的認識，理解「平台」並非中立的技術物，而是具有持續召喚基本單元、設計並調動這些單元行為方式的行動者，那麼我們就已經抵達《少年》所採用的Chito平台在體驗層次上之所以能夠產生政治性的來源：政治的日常性不在立法院決策過程，而是當我們跟隨著Chito平台的地圖走在立法院周遭時，移動的體感帶著不同地點的混亂與受訪者的說話情緒，重新將我們深深地捲入每個場景，喚醒自身當初遭逢318運動時的震撼、疑惑與衝動。

正是透過漫遊者劇場重新打開每個觀眾自身的參與經驗的做法，《少年》來到了數位網路時代「政治」的萌發之處，也就是作為基本單元的政治個體的生成。

作者簡介：

王柏偉

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曾任北美館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理論、當代藝術史、文化與藝術社會學、藝術/科學/科技（AST）。與人合譯有Niklas Luhmann所著《愛情作為激情：論親密性的符碼化》（台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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