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閱‧職人/街頭理髮江湖
文/杜倩
除了住在附近的老人,姚桂芬的理髮攤也有少部分年輕顧客——他們如同穿越者,在北京這座城市來去匆匆,或奔著醫療資源而來,或因為職業選擇而離開。
春日傍晚,暮靄逐漸籠罩住整個城市。
正值晚高峰,道路車水馬龍,喇叭聲短而急促。
北京三環內某小區門口,買菜回家的老人正緩慢地從兜裡掏出手機掃碼,一個剛放學的男孩連帽子都來不及脫,便騎上自行車衝出小區,他身後跟著一路小跑的母親。
小區外50米處,一群老年人正坐在水泥墩上聊天。在他們身旁,姚桂芬穿著深色牛仔套裝,臉被白色鴨舌帽和棉布口罩裹得十分嚴實。
她右手拿著電推子,左手拿著尖尾梳,雙手上下翻飛,不到10分鐘時間,一位男士的俐落平頭就剪好了。
隨後,姚桂芬從腰間工具包裡掏出一塊已經開口的海綿,掃了掃男士面部和脖頸處的碎髮,將圍布一抖,男士隨即起身。
只見那張粉紅塑料椅中間已微微發白,因使用過久而有些傾斜的椅背上,深紅的「理髮」二字十分顯眼。
在這個繁華城市中,高檔理髮店如棋盤般密布,它們憑藉優質服務,讓追求品質生活的年輕人蜂擁而至;而環境簡陋的街邊理髮小攤,也有不少像姚桂芬這樣的理髮師傅,他們憑熟稔的理髮手藝,僅靠幾個簡單的工具,亦可從早忙到晚。
誰家沒有個孩兒呢,無論如何不能牽扯孩子
客人走後,姚桂芬在水泥墩上坐下。她來自吉林長春,1954年出生,如今已近70歲。操著一口純正東北話的她,管剪頭髮叫「絞頭」。
「我這輩子就會這一門手藝。」姚桂芬說,別看如今的理髮師以男性為主,從計劃經濟到改革開放初期,理髮師卻是一直以女性居多。
姚桂芬23歲入行,在一個叫「阮夢」的培訓機構學理髮,「理髮、裁剪都是那個時代的熱門技術」,學成後的姚桂芬和丈夫在農村老家開了一家理髮店,一幹就是40年。
5年前,姚桂芬到北京走親戚(編按:探望親戚之意),她尋思著順帶找點活兒幹,由於年齡太大沒找到,於是和老伴兒合計,不如在北京重操舊業。
老伴兒患有糖尿病,前些年又做了心臟搭橋手術,每月藥費要1,000多元(編按:人民幣),對他們而言是筆不小的開銷。
於是,姚桂芬帶著她的工具——一個消毒的噴壺,大、小推子各一把,平、牙剪子各一把,一把刮刀、一張圍布,來到了街邊。
冬天冷,人少,姚桂芬一般「朝九晚六」,夏天她會到晚上8點天完全黑下才回家。
偶爾,她也會耷拉著眼皮跟周圍人抱怨:「我也60多歲了,穿得溜光水滑出去溜達不好嗎?冬天手都凍裂了,夏天捂得渾身都是痱子。」
但大部分時間她是樂觀的。
靠著這門老手藝,月收入三、四千元,這讓姚桂芬很滿足。
街邊理髮,有時就像一場引人注目的行為藝術表演。
姚桂芬從不露怯,也從不問人家想要什麼髮型,她就認一點——「根據頭型來,給人家剪好看」。
說話間她撣了撣掛在鴨舌帽上的碎髮。
姚桂芬琢磨,老年人之所以愛找自己理髮,可能是年輕人喜歡潮流髮型,老年人則拒絕花裡胡哨;另外,老年人大多腿腳不好,不喜歡跑遠,在她這剪完提腳就回家了;再者,理髮店太貴,想到子女們有車貸、房貸,老人總想給孩子省點錢。
姚桂芬的想法不無道理。《中國生活美容行業發展報告2020》提到,與2018年相比,2020年的美髮客單價提高了2.9%,女性平均137元/單,男性平均95元/單。(編按:人民幣)
作為最尋常的消費,理髮卻悄然變得「奢侈」起來。
「誰家沒有個孩兒呢」,姚桂芬的女兒遠嫁到杭州,在她看來,哪怕生活並不富裕,但「無論如何也不能牽扯孩子」。她摩擦著兩個手指,喃喃地說著自己的想法。
大家都熟悉了,這點光還借不上?
兩年前,姚桂芬租住的小區樓下開了一家高檔理髮店,不過她的小攤仍是一如既往地熱鬧。
尤其是周六日,周邊的水泥墩或長椅上,都坐滿了老人,「大家聊聊哪兒菜便宜了,中午、晚上吃啥,嘮嘮家長里短。」
姚桂芬的理髮攤,似乎連接起了一個熟人社會,甚至完成了某種社交屬性。
高檔理髮店裡,周到的服務背後是人際關係的疏離,工作人員的親切、客氣、禮貌往往僅存續於人們理髮的那段時間,走出店門,大家依舊陌生。
而街邊理髮攤,只要你走進過它,即可獲得長時間的情感服務週期。
人心也是江湖。擺攤這些年,姚桂芬感受到不少人情冷暖。
她覺得,有人是真的記掛她;有人是出於禮貌,偶爾路過會問一句「吃了嗎」;也有人每次誇完她的手藝,就想順帶謀點小便利。
不過,無論怎樣,姚桂芬都熱情大方地照單全收。
姚桂芬沒歇一會兒,一個騎著三輪車的阿姨,忽然在馬路邊對著她大喊:「快過來,我給你帶了個好東西。」
姚桂芬邊答應,邊輕快地翻過柵欄走過去。
阿姨說:「早上就給你裝上了。」
說完,把一個布包裹遞給了姚桂芬。
姚桂芬剛跨過柵欄往回走,一個穿著黑色中山裝的中年男士,舉著手機朝著小攤走來,邊走邊尷尬地說:「剛剛忘給你錢了,你咋也不說呢?我給你發10塊錢紅包哦。」
姚桂芬大方回答:「這有個啥,我都不知道你沒給錢哩。」
天都黑了,姚桂芬還在等活兒。
一位中年大哥在兩米外就舉起右手,半彎著腰朝她打招呼:「有點涼吧?咋還不回啊?」「待著唄,我穿得多。」
大哥笑道:「那就行,我買點滷菜去。」
大哥前腳剛走,留著「桃心頭」髮型、穿著深藍色工作服、腳踩小皮鞋的邢師傅走過來就問:「大姐,有火沒有?」
姚桂芬笑道:「我哪有,我不抽煙。」
邢師傅不依不饒:「那你得預備一個啊。」
說罷,他找一個站在旁邊預訂酸奶的小伙子借了打火機。
借完,邢師傅一屁股坐在理髮椅上問姚桂芬:「你知道我中午吃的啥?就在那微波爐烤了一個饅頭,剝了兩瓣蒜。」
姚桂芬看了他一眼,說:「我中午還沒吃飯呢,不餓,我都沒回去。」邢師傅提高了音調:「沒吃飯啊?」
姚桂芬說:「我一天就兩頓飯。」
這並沒有堵住邢師傅的嘴:「昨天吃紅燒肉,今天吃大蒜就饅頭,你說我難受不難受?」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邢師傅始終滔滔不絕,「明天刮大風嗎」「我們公司這個月接了3,000萬元訂單(編按:人民幣)」「剛買了變形金剛」都是他津津樂道的話題。
邢師傅是山西人,在北京某知名糕點公司當了十幾年工人,身材瘦削。
兩年前,公司開始實行輪班制,他就到家附近的超市做兼職,每天負責裝卸橘子。
邢師傅40多歲,稱姚桂芬「大姐」。
他說自己一直在這理髮,毛寸、偏分都剪過。
他山西口音有點重,說自己「還剪過『飛頭』」。
姚桂芬翻譯,是「分頭」。
目前這個桃心髮型是三天前剛在這裡剪的,他十分滿意,言語中毫不掩飾對姚桂芬的誇讚:「不能說路邊攤剪的就不好,也有高手剪得非常好。比如大姐就是深藏不露啊。」
他拿出手機翻出姚桂芬給他剪的各類髮型照片,還順帶翻出一張自己年輕時的照片,由於拍攝時間過早,像素明顯不高——那時候的他留著中分長髮,有點像搖滾青年。
他站在池塘邊,旁邊的黑人小伙伸出大拇指,邢師傅則把雙手搭在小伙肩膀上。
邢師傅馬上要去卸車了。
他嚷嚷著要在這裡辦年卡,不然姚桂芬總是不要他錢。
姚桂芬反倒有點不好意思,她低著頭說:「大家都熟悉了,這點光還借不上?」
要不是出門太久著急回家,我還想再剪一次
姚桂芬來北京後,幾乎只在周邊三公里的範圍內活動。
她的理髮人群中,其實也有少部分的年輕人——他們如同穿越者,在北京這座城市中來去匆匆,或奔著醫療資源而來,或因為職業選擇而離開。
姚桂芬回憶,自己來北京的第二年,疫情還沒發生,理髮的價格還是7塊錢(編按:人民幣)。
小區裡住了7個年輕小伙,她管他們叫「小孩兒」。
無論是穿襯衣還是穿T卹,他們總是統一著裝,就連剪頭髮,都得兩三個人一起來。
他們快速排隊剪完,之後一哄而散,去超市買菜做飯。姚桂芬覺得疑惑,心想:「這是幹啥的呢?不會是傳銷吧?」
不過,小伙們從來沒有拖欠過姚桂芬的理髮錢,還主動幫姚桂芬註冊了微信。
那天,其中一個小伙剪完頭髮沒零錢,於是跟她說:「阿姨,我幫你辦個微信,下次我好掃碼付款。」
一年後,這群小伙突然消失了,姚桂芬忍不住有點想這群「小孩兒」。
大概半年前,其中一個小伙回來了,姚桂芬認出他,趕忙拉住他問:「咋好久沒見到你們?」
小伙有些驚訝,說道:「公司黃了,我們不在這兒上班,搬走了。」(編按:「黃了」是中國的方言俗語,意指事情失敗或無法實現)
去年有個二十五、六歲的小伙,也讓姚桂芬印象深刻。他從外地來北京看病,在這個小區裡租房,每次出小區或者從醫院回來,總會盯著姚桂芬的理髮攤看一會兒。
姚桂芬猜,小伙可能擔心她手藝不好,另外,也可能既想省錢,又怕被別人看到自己在路邊攤理髮沒面子,「讓人笑話」。
但最終,小伙還是被高檔理髮店的價格勸退了。
一天,他終於坐在姚桂芬的剪髮椅上。
最初,他顯得渾身不自在,甚至如坐針氈。剪完了,他拿起鏡子一看,還挺滿意:「這剪完舒服多了,比理髮店剪的還舒服。」
不久之後小伙準備離開北京,臨走時來和姚桂芬告別,他說自己出門太久著急回家,「其實我還想找您再剪一次頭髮」。
姚桂芬見過太多這樣的「人來人往」。
她指著遠處說:「原來對面那個公園,可多像我這樣的理髮師了。不過,隨著城市治理,這一片就剩我了。」
姚桂芬明白,無證經營的街邊理髮攤終將在城市消失,自己有一天也會離開這裡。
不過,「能動就先乾著,我們這一輩人習慣跟著變化走」。
「畢竟,能靠自己的雙手活著,已經比很多人幸運了。」姚桂芬一邊收拾工具箱,一邊說。
●本文由《新周刊》雜誌授權刊登。原文為第609期《別想擺脫書》之〈街頭理髮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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