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修／臺北，監獄，雙城記事

文︱張維修（都市政策研究者、臺灣民間真相和解與促進會理事）

漫步在今日臺北市街頭，有許多政府機關、豪宅高樓、文創百貨和鄰里公園，卻很難看到任何跟監獄有關的空間。這並不代表臺北市不曾有這樣的設施，而是監獄早已遷移到其他地方，這個曾經蓋在市中心區的中正紀念堂後方，規模最大的臺北監獄和臺北看守所，是在日本時代興建，面積包含耕地廣達25.8公頃。1963年監獄遷至龜山、1975年看守所遷到土城。事實上，在威權統治時期還有更多的秘密審訊空間、軍人監獄以及審判空間，座落在臺北市以及新北市一帶，不為一般人所知，但是數量密度堪稱全臺灣各縣市之冠。當我們比較不同城市之間的評比和發展定位時，常會根據當地的特色和潛力來定義，是農業生產重鎮、高科技節點或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那麼威權統治時期，臺北縣市除了是政治經濟的中心之外，還有一項是打造政治犯（the making of political prisoner）的中心。

論及打造政治犯的中心，並非指涉大多數的政治犯都出自這個區域，而是高度體制化運作的白色恐怖，主要的工作核心場域是集中在臺北地區。白色恐怖的運作機制是由體制內架空憲法，以剝奪人民權利的「戒嚴法」和「懲治叛亂條例」等相關法律，讓臺灣進入幾近戰時的軍事管理和緊急狀態，依此狀態下對於人民的生活進行言論到思想的全面控制，在這些法律和政策指導下，建立了從總統府到國民黨內，到行政部門的軍、憲、警的情報特務機關系統。這個系統有如一張綿密的羅網，把各地追捕而來的國家敵人，送到臺北地區由保密局、調查局、警備總部、刑警大隊等機關設立的場所進行偵訊、審判和執行刑罰。由以上這個不符合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偵審及核覆流程，生產製造出一位又一位的政治犯。

政治犯的處置流程為何集中在臺北？

臺灣從清朝統治、日本時代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百年來的人口分布趨勢是從嘉南地區往北部集中，政治重心由府城臺南轉移到臺北。1940年代中後期，全臺灣的人口數大約六百萬。二次大戰後，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和臺灣省參議會等最高行政機關，都設立在臺北市。1949年起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軍民將近一百二十萬人，昔日統治中國大陸地區的龐大國家機構，也在臺北市周邊地區落腳，大量的人口移居進入臺北市，中央政府各機關的進駐，使得臺北市作為首要城市的地位更加鞏固。而關乎政權安危的政治犯審理判決工作，均由中央政府所屬的臺灣省保安司令部（1958年至1967年改為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執行，各軍種的軍事法庭也大多集中在臺北。審判過後執行單位的國防部軍人監獄，就設置今天喜來登飯店所在的街廓範圍內，在臺北火車站經常可以看到槍決公告或追緝令，槍決人犯的地點在新店溪沿岸一帶數個刑場，政治犯家屬往來極樂殯儀館和國防醫學院領屍，無人認領者則被埋葬在六張犁墓園。仔細爬梳這些掩藏在繁華都市外觀地底下的空間歷史，打造政治犯中心的空間網絡就變得清晰可見。

當時的臺北市面積僅有今日的四分之一，臨時可用建築只能接收自日本遺留下來的公、私產，從中國大陸撤退來臺的大量人口、政府機關臨時被塞進臺北市，猶如大人的身軀硬是穿上小朋友的衣服，捉襟見肘的困窘可想而知。所以經常見到許多機關共用建築物的狀況，以介壽館（總統府）為例，原來二次戰後修復完成作為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辦公處所，1949年12月9日再遷入總統府和行政院，變成三個機關共處一棟建築。隨後，1950年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裁撤，1957年臺灣省政府遷往臺中中興新村，行政院遷入今日所在位置，總統府才完全地使用這棟日本時代建造的總督府建築。另外還有一例，1947年遷入青島東路、林森南路口街廓的國防部臺北軍人監獄，後來陸續移入國防部軍法看守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軍事法庭等單位，共用日本陸軍留下的倉庫群。所以，中央政府機關播遷在臺北地區，情治特務機構的總部也都在臺北，政治犯的處置流程也就往臺北集中了。

陽明山與新店安坑的雙城記事

從生產政治犯中心的視角，觀察1950年「風雨飄搖」年代，臺北城市發展的軌跡，我們可以看見兩個極端的地區發展途徑，也可以看見白色恐怖的影響。一個是「陽明山管理局」特區的誕生，中山樓、陽明書屋、草山行館等景點眾多，後來還成為豪宅別墅爭相開發的地點，直到今天例假日上山還必須管控小客車通行數量。另一個是黑暗角落「新店安坑」，新店安坑因為嫌惡設施過度集中，服務日常生活的公共設施不足，每日還在與通勤塞車交通惡夢搏鬥。這兩個看似毫無關聯的區域，正是打造政治犯脈絡下的完整對照組，在威權統治的白色恐怖下，從決策、追捕到審判執行，一邊是戒備嚴格，環境品質受到保護的特區，另一區內有很多審訊、關押、槍決政治犯的地點。白色恐怖不只影響許多人的人生軌跡，也真實地改變這兩個地區的地方性。

反共堡壘中的國王城堡「陽明山管理局」

陽明山昔稱草山，是日本時代開發的溫泉觀光勝地。蔣介石下野後，隨著戰事敗退退居臺灣時，陽明山成為其主要居住與工作的地點。儘管當時在行政院遷臺後舉辦首次院會通過：「總統府及行政院設址於介壽館辦公」，代理總統李宗仁又滯港、赴美未歸，總統府內的最高首長是行政院院長，而具有象徵權力的政治中心是在蔣介石設立於草山第二賓館的「總裁辦公室」。從檔案和相關研究可以發現，這個總裁辦公室對外宣稱是個幕僚機構，「從旁協助國政」，但是實際上是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黨職身份直接參與改組臺灣省政府，讓吳國禎取代陳誠擔任省主席、籌設圓山軍官訓練團、制訂貨幣改革等重大國家政策，總裁辦公室亦曾發文請臺灣省警務處查報林元枝等，具備指揮、命令的影響力，是個真實運作的權力機關，直到1950年3月蔣介石正式復出擔任總統之後，總裁辦公室才結束運作。

蔣介石在陽明山活動的場域還有第一賓館、草山行館、山腳下的士林官邸、中山樓等。加上借用臺灣大學校地的保密局，梅莊營區，以及上面提到在劍潭的圓山軍官訓練團，後來成立的石牌訓練班、政工幹校、國家安全局等，均選擇在士林、北投一帶。這麼多特殊的情治機構所在地，還有一層獨立的行政區劃「草山管理局」，後來改名為陽明山管理局，自1949年8月起至1974年1月取消行政權力為止，其管轄範圍包括原屬臺北縣轄區的士林和北投兩鎮。陽明山管理局的層級很高，名稱雖然是管理局，卻是屬於有行政權力的縣級行政區劃，有警察所、衛生院、戶政、地政系統甚至墓葬管理單位，區域內的市民各種動態，不管是人員流動還是營建改造、商業活動也都在陽明山管理局的管理範圍之內。

陽明山管理局屬於縣級的地方自治單位，雖自1950年8月開始各縣市的地方自治開始選出民選首長，但陽明山管理局的局長始終是官派，而且背景都是情報機關、特勤侍衛出身，或者黨政機要官員派任，祖籍與蔣介石同為浙江人者，在六位歷任局長中佔了三位，仿彿是另外一個蔣介石的侍衛長，實質上的地位高於其他民選市長。因此，陽明山管理局的性質也不只是一個縣級機關，同時肩負保衛中華民國決策中心的重責大任。臺灣一直被黨國塑造成反共的堡壘，那麼陽明山管理局所管轄的範圍就是堡壘中的國王城堡。

威權時期白色恐怖的意義對於士林、北投、陽明山一帶的地方性建構，需要重新被檢視和探究，這些地點有許多因為建築精美或者重要人物的緣故，已經被指定保存成為文化資產，但是，我們應該要透過不同的視角，才能全面性認識那些名勝古蹟真正的歷史意義。

黑暗角落「新店安坑」

對於居住在新店安坑一帶的人來說，碧潭風景區的景色，山水之間環繞的天然條件，是世代安居的好地方。新店地區有三百多年的發展歷史，因為地理關係，位處原住民與漢人生活的交界，貿易、物產豐富，早年有茶葉產業也有煤礦輸出。瑠公圳的取水口就在碧潭附近，是滋養大臺北地區的重要農業水源。可惜的是從威權統治時期開始，這一帶的發展與地方脈絡脫節，一下子被拉高到與國家生死存亡的命脈息息相關；從中國大陸運來的黃金存放在這裡，維繫經濟日常運作的印鈔廠，中央印製廠也在這裡。對於國家來說，他們看不見新店安坑一帶的人文歷史痕跡，更被重視的是一個易守難攻城市郊區的地理條件，大量的軍事營區、監獄、看守所、刑場從臺北市中心區往這裡集中。

從1949年8月間，保密局偵獲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相關的中共地下黨案件開始，陸續到1950年4月底，蔡孝乾、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主要領導人陸續被逮捕，原來利用東本願寺改裝的保安處看守所的人犯爆滿，急需增加新的空間。另一方面，當時舟山群島上空發生軍機被中共米格機擊落，行政院及省政府開始著手研擬相關防空措施，最重要的就是疏散臺北的中央核心機能。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也啟動尋找臺北市市區以外更多可以關押政治犯的空間，當時疏散優先考慮的地區就是新店。第一個進入新店安坑地區的是1950年中，直接購置新店戲院原有建物開始改建的看守所，同年的10月完工，全名是「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曾有紀錄關押過兩百多人。1950年12月，蔣經國視察軍人監獄及看守所後提出一份視察報告，該報告指出位於青島東路的國防部臺北軍人監獄，監房四間，規定收納人犯五百人，實際關押九百餘人（其中政治犯有一百一十一人），空氣不良，臭味頗大，陽光亦差。各地部隊判決的人犯，無法送監執行，只能寄押在司法監獄。同一街廓內另一個單位臺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關押人犯一千零三十三人（其中政治犯約八百餘人）。蔣經國最後建議利用公有地，建造一個可以容納四千人的軍人模範監獄。1952年3月，從青島東路搬遷到新店安坑並改名的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是第一個政府在新店地區全新興建的軍法監獄。這個監獄在1955年1月，關押了兩千四百一十一人，但仍超出設計規模一千八百人甚多，其中八百七十多名為政治犯，內部依舊擁擠不堪。

1954年萬華青年公園外的馬場町刑場，遷移到新店安華路的安坑第三公墓內，與國防部臺灣軍人監獄僅一小丘陵之隔。安坑刑場最早的槍決紀錄是1954年1月30日段澐案的四名死刑犯和李郁文在這裡執行死刑，其他還有湯守仁、高一生、林瑞昌、高澤照、方義仲等陸續多人在此被槍決。除了政治犯以外，也有刑事犯在此執行死刑，較知名的人物是李師科，安坑刑場一直到1989年都還有槍決紀錄，是新店溪沿岸的幾個刑場當中，使用時間最長最久的一處。

在防空疏散的背景下，1961年政府開始研議青島東路的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國防部覆判局、軍法局及看守所的疏遷計畫，1967年擇定位於新店大坪林的國防部軍法學校，接續青島東路的軍法營區，成為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審判與代監執行的中心，最著名的案子是美麗島大審判在此公開進行。今天這裡已經轉型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佈景美紀念園區，是目前新店區內重要的國家級文化建設。

1971年，調查局位於臺北市吳興街的三張犁招待所，因為都市的開發逼近，有被民居圍繞窺視的風險，開始決定搬遷，最後選擇的地方是新店安坑地區五重溪流域旁的一處高地，四周都是農田，並改名為安康接待室。同一年，調查局本部也從臺北市基隆路遷移到新店區公所附近中華路三育書院舊址。安康接待室是目前已知的調查研究中，保存最完整的偵訊空間，在解除戒嚴之後停止使用，在2022年初已獲得相關單位的保存共識，未來有機會搭著輕軌捷運電車，經過中途的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新店分所、安坑刑場、新店軍人監獄（今日的新店戒治所）到國家人權博物館，這些幽微暗黑的歷史故事在新的時代，以另外一種方式重現在世人眼前。

由以上許多機關地點的建設過程來看，當年擁擠的市中心需要防空疏散時，新店安坑一帶的區位，是除了離島和東部以外的首選之地，讓新店安坑地區成為人權歷史上失落的一角，伴隨著這些設施帶來的禁限建，犧牲地主的開發權益，卻也留下一點空白讓生態環境得以喘息。

小結

近年來不義遺址的相關調查研究成為威權時期的歷史考證重點，這些成果逐漸釐清許多國家在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設置的各種偵訊、審判、執行刑罰的地點，讓昔日政治犯的受難空間一一浮現。有了受害者、受害者經歷的空間地點，加害者的圖像也應該重新審視方能形成一個整體的歷史觀。臺北作為一個打造政治犯的中心，整體的內部有空間分化，在從中心向外疏散的過程中，國家有意識地進行極具規模的空間選擇與配置，都是國家在空間上的權力展現，因此，賦予新店安坑與陽明山不同的空間性，有決策、指揮層層防衛的陽明山，與各種嫌惡設施不斷集中的新店安坑，影響兩地的不均等發展。幸運的是，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面對這段幽暗的歷史，我們不再恐懼，也不再被強迫遺忘，暗黑的歷史場景也可以轉化成地方發展的契機，翻轉歷史的同時，也可以創造成為再發展的條件。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6期〈臺北，監獄，雙城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