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紀平／躺在衛理女中圖書館的梁老師日記

文、圖片提供｜李紀平(衛理女中教師）

2019年2月衛理女中邀請學者林傳凱來校演講，身為校內不算資淺的老師，從演講內容才第一次得知梁令惠老師的案子。梁老師原本在香港從事教職，母親1952年過世後，1956年起三次申請來臺皆未獲准，可能與香港67暴動的緊張局勢有關；1968年梁老師第四度申請來臺終於獲准，先後在西湖工商、衛理女中教書。因年輕時左派讀書會的經歷以及每年例行返港掃墓被認為通匪，致使其1972年1月從衛理校園被帶走，1986年才因假釋重獲自由，2004年在屈尺的安養中心離世，享年八十九歲。

由於年代久遠，此一校園公共事件，幾乎從衛理的集體記憶消逝。傳凱演講的兩個月後，本校通過「人權故事行動展」的申請，於圖書館地下室策展其中兩個主題「遲來的愛：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遺書特展」、「獄外之囚：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口述訪談成果展」，佈展期間，圖書館館長將塵封在圖書館角落多年的一個塑膠提袋拿給工作小組，裡頭有五本梁老師獄中的日記（1972.3-1973.5）、一本於安養中心寫的日記（1996.1-1997.2），外加一本相簿。

該拿它們怎麼辦？

這是私人日記，無法徵得已過世的當事人對日記展出的態度，真有機會，被拒絕的可能性應該比較高吧？且工作小組拿到日記（4/8）距人權行動展的開展（4/15）僅有一週的時間，最省力的做法是「置之不理」，但協助參展的老師們認為「置之不理」也許最省力，實在不是最合理的做法，討論之後，大家認為用文字介紹梁老師日記的背景，進而與行動展內容一併展出比較適切。為了撰寫介紹日記的短文，某個一邊讀日記、一邊做筆記的晚上，被女兒問了一句「你這不是侵犯別人隱私？」。那陣子女兒正好在讀《安妮日記》（漫畫版），問她「安妮為什麼要寫日記？」，她沉默了，似乎感受到日記的議題不只跟隱私有關。在〈追求具有「公共化意義」的歷史記憶〉一文中，花亦芬教授提到1980年代受迫害的南斯拉夫神學家Miroslav Volf提到的觀點「受難者不應將個人的記憶視為私領域的事，而應勇於攤在陽光下，讓大家一起幫忙把歷史真相釐清，讓記憶具有『公共化的意義』。」，上述觀點與我們展出梁老師日記的想法不謀而合。

如何看待梁老師的遭遇、日記甚至白色恐怖？

部份師生看到展覽宣傳海報，認為「匪諜」本來就有罪，過去的事情讓它過去就好了，沒有必要再舊事重提。梁老師因曾在北平、香港參加思想左傾「讀書會」、又多次進出港臺，1972年初被調查局從衛理女中強行帶至三張犁招待所問案，被判定「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

回顧思想左傾讀書會的時代背景，1930年代的知識份子可能真的因對國民黨不滿、或單純出於知識上好奇而參加了左派讀書會，無論何者，在當時的背景下都不構成「匪諜」的指控。1930年代左翼思想導入中國儘管與國共矛盾存在關聯，卻在更普遍的意義上做為一種文化符號對知識青年具有吸引力與可及性，知識分子懷著理想性格閱讀左翼書籍的舉動，本該被放在文化現象的層面加以解讀，卻在數十年後冷戰結構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脈絡裡，被國共戰爭失敗退守臺灣的國民黨做為「匪諜」成立的證據。

這不只是梁老師的個人遭遇，而是「反共」被無限上綱的白色恐怖年代國家用來打壓異己、羅織入罪的常見手段，這般打壓既針對對政府心懷不滿的反叛者，亦針對思想傾向違反官方意識形態的所有活動，且溯及既往的範圍完全沒有合理的限制。國家無差別地將所有個人生命史中與國家意識形態立場不一致的各種活動，以「匪諜」的標籤做為剝奪其自由甚至生命的理由，等於將所有活動限縮在「反共」輻射出的「安全」範圍內，人當下或過往的存在都必須與官方意識形態（反共）保持一定程度的忠誠。國家權力機關以此般「不忠誠即匪諜」的原則打擊從個人到社會的多樣性，使得「噤聲」無論在私人或公共層面皆構成日常生活的基本條件，如果羅織「匪諜」如此這般被國家機器濫用，那麼權力的濫用、以及曾經被用來正當化權力濫用的官方意識（例如「『匪諜』本來就有罪」的觀點），正是轉型正義所要追究和匡正的。

梁老師的個人遭遇如何與衛理和社會發生有意義的連結？

儘管處在人身自由被拘束的狀態，梁老師仍憑藉記憶對衛理留下詩意的描述：「記得在衛理，我走上四樓天台，看到附近的漁塘、雙溪的潺湲流水聲，衛理新村，以及附近的雙溪別墅，幼稚園，這些景色如畫，只是被粗心的畫家忽略了，以及被驕傲的詩人擯棄了，以至它只是孤芳自賞，而無人細細領略其美的神韻，我素來喜歡逃避現實，從沒有因為窗眼外的世界而感到局限於丈許見方的斗室中，而感到難堪，足見『忘我』是快樂的。」（1972.9.6），相對於梁老師對衛理的記憶，當代衛理該如何形成對梁老師的記憶呢？展覽過後如何讓梁老師的資料跨越私領域，持續對衛理乃至社會產生意義，也是工作小組思考的問題。與傳凱討論後，大家認為將日記轉贈人權館可以讓日記得到最好的保存與最合理的使用。

為了將轉贈日記的事件形成校園的公共記憶，衛理成立了「明希工作隊」（源自梁老師最後著作《明日的希望》），由一開始的十一位高中生和後來支援的國中種子戲劇社二十餘位同學共同參與，學生根據梁老師日記發展劇本，過程由學校戲劇社團指導老師關達蔚、葉永安，以及富邦文教楊詠齡、人權館何友倫引入各種資源協助學生集體創作，例如張紋瑄老師帶領學生體驗並進行Lecture Performance的創作、三缺一劇團帶領學生認識用身體傳遞訊息的可能方式、陳平浩老師帶領學生觀賞並解析實驗電影《第六十九信》、友倫安排學生參觀梁老師曾經待過的六十一號房等。

工作隊成員過程中有過路線之爭，部份同學認為重點在演出，歷史資料只是演出的背景；另有同學認為創作的重點在理念，應該對歷史資料進行足夠的爬梳與理解，不是為演出而演出，這樣的張力幾乎貫穿了整個創作過程。經過九個月的努力（2019.9-2020.6），學生以梁老師生命軌跡為基礎，完成集體創作劇本「61號房的自由」，想像梁老師從公務員變成老師的過程所面對的社會壓力。原本排定以戲劇表演的形式演出，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緣故，進度受到影響，團隊決定將戲劇表演改以讀劇的方式進行。

儘管相對戲劇表演，讀劇動員的規模較小，成員為求臨場效果，仍舊架設了舞台燈光、音響，最後在2020年6月18日晚上，於校園進行兩場讀劇演出。工作隊成員原本對劇本創作不盡人意之處感到疑慮，但學生們參與的情況非常踴躍，兩場學生自由參加的讀劇演出，都坐滿場地上限兩百人。人權館陳館長也在第一場讀劇結束後，接收了梁老師的日記。此一階段性收尾，對於工作隊、以及知道工作隊存在的校園而言，有著劇本完成度以外的重要意義：梁老師的遭遇不該是校園的禁忌、也不該在時間中被遺忘，只有持續發生主題相關的公共事件，才能讓梁老師留駐在衛理的公共視野內。

有公義的冠冕，為你存留

「昨天，是所謂世界自由日，而我在約莫二十五年前，失去了自由十五年，由一個只會寫小說的人，變成了會寫論文的人，由一個指導學生製壁報的人，會自己一手包辦製壁報的人，還有許多細節，不暇畢述，上帝使我體驗到另一種生活面貌，認識到很高貴的人性，老實說，其中大部份的人，都比外面誠實、正直、不詭詐，換言之，他（她）是曾在海灘被海潮磨滑的鵝卵石，其中且有被灰塵掩埋的鑽石。」（1996.1.24）梁老師日記（文件）一直在那裡，它因為特定公共性事件的發生，攪動了原本凝滯的空氣，讓它從隱蔽的深處找到現身的脈絡，使得當代的我們有機會把原本私密的私人文件，視為某個時代、某種權力、某種關係的見證。

讀劇公演前，表演藝術老師葉永安帶領工作隊禱告，引用提摩太後書第四至七節的經文獻給梁老師：「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所守的道已經守住了，當跑的路已經跑過了，從今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你存留。」，場外等待進場的隊伍是成就「公義的冠冕」的公義隊伍，讀劇行動擴大了梁老師遭遇之於衛理的公共性。美好的仗梁老師已經打過，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5期〈躺在衛理女中圖書館的梁老師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