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沙灘、異鄉人：如果死亡是宿命，認知任何時刻都可以從頭來過便是解脫

據說每年盛夏，法國作家卡謬（Albert Camus）的《異鄉人》銷路都特別好。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異鄉人》早已躋身世界名著經典，甚至出現在國高中生的閱讀推薦清單上，兩個月長的暑假是閱讀它的最好時光；不過，小說中也確實有不少有關夏季、海灘的精彩段落，你可以從中一窺作家對彼時仍屬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的熱愛：

海灘離汽車站不遠，但必須經過一片俯臨大海、面積甚小的高地，由此沿坡而下，直達海灘。高地上滿是發黃的石頭與雪白的阿福花，襯托着藍得耀眼的天空。......快到高地邊上時，就已經能望到平靜的大海了，還有更遠處的一岬角，它正似睡非睡地橫躺在清亮的海水裏。一陣輕微的馬達聲從寂靜的空中傳到我們的耳際，遠遠的，我們看見耀眼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網漁船緩慢駛來，慢得像是一動也沒有動。

卡謬對於難耐暑氣的描寫更是入木三分：

......但是天氣酷熱，刺眼的陽光像大雨一樣從空中灑落而下，即使站在那裏一動不動，我也感到很難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別處走走，反正都是一樣。稍過了一會兒，我轉身向海灘走去。

海灘上也是火熱的陽光。大海在急速而憋悶地喘息着，層層細浪拍擊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腦袋在太陽照射下膨脹起來了。周圍的酷熱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叫我舉步維艱。每一陣熱風撲面而來，我就要咬緊牙關，攥緊褲口袋裏的拳頭，全身繃緊，爲的是能戰勝太陽與它傾瀉給我的那種昏昏然的迷幻感。

我想，我只要轉身走開，就萬事大吉了。但整個海灘因陽光曝曬而顫動，在我身後進行擠壓......太陽曬得我臉頰發燙，我覺得眉頭上已聚滿了汗珠。這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我的頭也像那天一樣難受，皮膚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齊跳動。......這時聚集在眉頭的汗珠，一股腦兒流到眼皮上，給眼睛蒙上了一層溫熱、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擋下，我的視線一片模糊。我只覺得太陽像鐃鈸一樣壓在我頭上......

義大利名導盧契諾．維斯康堤曾改編《異鄉人》為電影版本，主角由風靡60年代的男星馬切洛．馬斯楚安尼演出。

也許是海風沉重炙熱，也許是陽光過於刺眼，《異鄉人》的主角莫梭迎來急轉直下的命運，也奠定了卡謬在文學史及青年反文化中的一席之地，許多搖滾樂團或以《異鄉人》的情節為藍本創作音樂，或撰寫深受卡謬式存在主義思想影響的歌詞；而卡謬寫作的四零年代，由於正值戰後流行音樂與爵士音樂高速成長（傳奇樂手查理．帕克、Dizzy Gillespie崛起於此一時期），也令不少作家、思想家成為音樂愛好者，如曾經與卡謬處於同一陣線，存在主義大師尚-保羅．沙特，便曾為其1944 年的戲劇作品 《Huis clos》創作歌詞，這首名為〈Rue des Blancs-Manteaux〉的歌曲，後來轉贈給歌手Juliette Gréco，以協助其歌手事業起步。

哥德搖滾樂團The Cure的〈殺死那個阿拉伯人〉即典自卡謬的《異鄉人》。The Cure的主唱Robert Smith另一項壯舉是協助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南方公園擊退芭芭拉．史翠珊。看不懂後一段沒關係。

沙特曾稱爵士樂為「未來的音樂」，哲學家對音樂的熱情可見一斑，也令人更加好奇卡謬本人的音樂品味。卡謬的未出版作品選集《青春書寫》（Youthful Writings）收錄了一篇名為〈音樂隨筆〉的散文，作家在裡頭這麼寫道：「真正優秀的音樂，唯一能感動我們、讓我們欣賞的音樂，是一種能引發夢幻的音樂，它驅逐一切理性與分析。我們不應該先求理解，然後才是感受。藝術不容許理性。」

該隨筆提供了臆想的模糊框架，但遺憾的是，對於他究竟喜歡什麼樣的音樂，目前我們尚未發現確切的資料紀錄或研究成果。不過，卡謬繼《異鄉人》後的另一傳世名作《瘟疫》卻給了可供參考的線索。在《瘟疫》裡，卡謬虛構了一座遭到黑死病侵襲的二十萬人大城市，所有人都還來不及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當局便下令封鎖，無人能夠自由進出。經歷過新冠疫情危機，那不再是你我會陌生的情境，而卡謬更進一步將坐困愁城的人們所經歷的麻木、妥協描寫給予放大。

荒誕且無意義的世界，是存在主義作家的共同主題，但卡謬關注的並非毀滅或人的醜陋，他在乎的是人應該如何生活在世界上——不尋求自我感動的英雄主義，不怯懦不投機的生活在世界上。如果《異鄉人》是藉莫梭在牢裡與神父的對話，酣暢淋漓地表達這樣的思路，那麼《瘟疫》的處理手法便更細膩平靜，如同小說裡幾次提到的爵士歌曲〈St. James Infirmary〉。〈St. James Infirmary〉描寫了一個似乎發生在葬禮上的情境：

我去了聖詹姆斯醫院

看見我的小寶貝躺在裡面

她躺在在長長的白色桌上

如此冰冷，如此甜美，如此美麗

讓她走吧，讓她走吧，

上帝保佑她 無論她在哪裡

她可以搜索整個世界 但她永遠找不到像我這樣的甜心

我死後，把我埋葬在紮緊鞋帶的鞋子裡

穿著雙排扣的西裝背心

在我的錶鏈上放一枚20美元的金幣

是的，這樣夥計們就會知道我死得很像樣

小說中這首歌曲兩次出現在不同的場景，第一次是在酒吧——當瘟疫讓城市運作停擺，還能用兩杯黃湯灌醉自己的酒吧就成了喧囂的唯一來源，內裡的嘈雜聲浪讓人難以聽見自己的聲音，然而眾人頭上音箱裡傳來的〈St. James Infirmary〉卻蓋過了一切，令人不安的死亡陰影悄悄地混進荒淫逸樂的聚會——這個情景頗得愛倫坡的《紅死病的面具》的神髓。

〈St. James Infirmary〉第二次在《瘟疫》被提起，則是記者蘭伯特的住處，無端遭到封鎖的他積極地尋找出城的途徑，在酒吧時蘭伯特向《瘟疫》的兩名要角提起自己的規劃，結果卻是種種盼望都付諸流水，「瘟疫意味著一遍又一遍重複同樣的事情。」蘭伯特對前來拜訪，設法招募他加入防治瘟疫的衛生小組的主角作出結論。他走到房間的另一端，在唱機上播放〈St. James Infirmary〉。遠處傳來槍響，救護車的鈴聲響起，迅速掠過後又是寂靜。蘭伯特解釋他並不喜歡那張唱片，但那是他唯一一張唱片。「一遍又一遍重複同樣的事情。」他又重複一次。稍後，他決意加入主角組建的衛生工作小組。

如果未將小說的來龍去脈釐清，蘭伯特的判斷就顯得非常唐突——和〈St. James Infirmary〉裡的歌手忽然從哀悼轉向自信驕傲一樣唐突，但當它被運用在《瘟疫》這部小說時，作者的意圖卻是無比清晰：蘭伯特已經為自己可能同樣死於瘟疫做好準備。

每日每日被數百起葬禮及死亡圍繞，人所能懷抱的——如同蘭伯特所懷抱的，是對某種遙遠而模糊的幸福感的憧憬，藉此逃避當下。他珍視個人的幸福，鄙視追奉理念而牽連無辜，只為自我成就的英雄主義。「但人不是一種理念。」主角向他保證這裡頭沒有一絲絲英雄主義。蘭伯特是被這麼說服的：樂意為愛而死並沒有錯，因為在一座瘟疫肆虐的城市裡自願承擔衛生工作，這件事並不涉及擁抱或拋棄某種理念，也與在無意義的世界中追求幸福是否徒勞無功的討論無關。既然沒有一條出路通往救贖，那麼爭辯什麼是「正確」的行動便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抱持同情與理解，坦率面對宿命，那就是對瘟疫／死亡的反抗。

獨立搖滾樂團 Neutral Milk Hotel第二張專輯《In The Aeroplane Over The Sea》同名曲的歌詞尤具存在主義氣質：「有一天我們會死，我們的骨灰將從飛機上往大海飛散。但現在我們還年輕，讓我們躺在陽光下，細數我們能看到的每一個美麗的事物。」

如同《異鄉人》的死牢告白，人唯一能把握的真理是將到來的死亡，沒有哪種生活方式比另一種更有份量更具價值，這樣的認知才是真正的解脫，「現在我面對這個充滿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這樣的認知讓我們知道任何時刻都可以從頭來過。而〈St. James Infirmary〉，或者說最好的爵士樂，它們也是關於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