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文學巨匠名作有多難翻譯？教授內心大喊這不是契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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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鄢定嘉（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副教授）

我喜歡翻譯過程中細細玩味作品字句，享受與作家獨處的時光。但翻譯《薩哈林島》的過程卻很艱辛：我經歷了繁重的行政職務、身體在卸任後的復仇、不停歇的教學生活和沉重的學術壓力，翻譯工作斷斷續續，始終無法完成。讓我一拖再拖的，還有自己的心魔──書中一些如流水帳般的冗長描述、不加修飾的語言結構，時常讓我坐在電腦前內心大喊「這不是契訶夫」！

一八八九年四月十一日契訶夫在給大哥亞歷山大的信中談到如何寫作，他說：「簡潔是天才的姊妹。愛情的表白、妻子或丈夫的背叛、寡婦與孤兒的淚水在文學中早已司空見慣。情節必須新穎，但劇情可以缺席。」「簡潔」這個風格標籤也成為閱讀作家契訶夫的主要尺度。

為了對治心魔，我開始閱讀契訶夫的書信，試圖從中找出拿掉「契訶夫＝簡潔」的方法。當我讀到一八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寫給蘇沃林的信，我覺得找到答案及重新開始的力量：「那些我們稱為『永恆的好作家』有一個重要的共通點：他們前往某個地方，並且召喚您也去那裡⋯⋯其中佼佼者都是寫實的，他們書寫生活的原貌，字裡行間卻滲透著有意識的目的，以至於您除了生活原貌，還能感受到生活應該有的樣子。」

契訶夫素來對俄國的法律訴訟程序深感興趣，特別關注塔干羅格海關竊盜案與一八六〇年代的斯科平銀行詐欺案，並將自己的觀察寫進〈法庭〉、〈法院審理案例〉、〈屍體〉等作品。為了遠東之行，契訶夫閱讀六十多筆媒體報導及監獄和流放地相關資料。

旅行途中寫給蘇沃林的信中，作家如是反思：「從我已經讀過和正在閱讀的書中可以清楚看出，我們已經讓數百萬人在監獄中墮落，墮落到沒有意志的境界。我們用近乎野蠻的漠不關心對待他們，我們迫使他們在寒冷的天氣裡戴著鐐銬步行數萬里，讓他們染上梅毒，誘使他們道德敗壞，大量增加犯罪人口，並把所有的罪責都推給紅鼻子看守。所有歐洲人現在都知道，罪責不在於看守，而在我們所有人，我們卻仍認為事不關己。」

契訶夫不是第一個書寫監獄生活的作家。在他之前，擁有流放經驗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就在《死屋手記》描繪西伯利亞監獄囚犯的生活樣貌；專寫民族風情的小說家馬克西莫夫（一八三一～一九〇一）則將囚犯的生活條件、犯罪心理及俄國苦役制度史寫進一八七一年出版的《西伯利亞與苦役制度》。正是以關注罪犯為己任的使命感，讓契訶夫走得更遠，在穿越西伯利亞之後，渡海來到薩哈林。登島後他辛勤工作，每日早起造訪當地苦役犯與流放犯，進行簡易普查工作。

他在島上度過的三個月又兩天，共計普查了上萬名居民和犯人。《薩哈林島》全書共二十三章，作家不僅介紹島嶼歷史、地理位置與氣候型態，吉利亞克和阿伊努等少數民族的性格特徵和生活方式，更運用社會學方法，記錄監獄體制和囚犯居住、工作空間，以及親眼目睹的鞭刑場景。契訶夫眼中的薩哈林是地獄般的黑暗世界，充斥著暴力、貧困、性剝削。他特別關注島上的女性、「婚姻制度」和性交易，也利用葉果爾的故事（第六章）暗示冤獄的存在。

契訶夫穿越西伯利亞時，為了節省時間，他搭乘馬車日夜兼程，忍受凜冽寒風，卻也因此種下肺結核的病根。我想，他之所以義無反顧，就是想去呈現薩哈林島苦役犯與流放犯的生活原貌，並召喚讀者思考生活應該有的樣子。即便今日苦役制度已經廢除，薩哈林也因富藏石油，從流放地搖身變為金雞母，但善與惡、罪與罰仍是必須思辨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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