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扣》的風華絕代──念張國榮與梅豔芳

文／廖偉棠

四月一日下午三點半，香港電影節特別節目，《胭脂扣》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重放。我在上千觀眾之中，上千人不知幾人是張迷，幾人是梅迷？當張國榮走進青樓的第一個鏡頭出現，全場掌聲雷動，這時我想起上一個鏡頭的梅豔芳，她以最驚豔的男裝出現，演唱〈客途秋恨〉，我屏息忘記了鼓掌。梅豔芳是南音的五更夜嘆，不需要掌聲，只需要淚水。而張國榮是有京劇名角範兒的，亮相時必須喝得滿堂彩。

他們都在演粉絲眼中的自己，一個是倜儻任性少年遊，一個是身世伶俜薄命女，但現實中張國榮是抑鬱有痛的，唯以一躍求解脫，梅豔芳是敢愛敢恨的行動主義者，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救助自己認為應該救助的，即使後者傾國之重驟眼看來是一個歌伶無法承受。她的一生都是難以承受的重，但她以枯瘦之軀挺到了最後，到最後我們才知道，她能承受那是因為她並非一個歌伶。

關錦鵬導演無疑看出了兩者，所以在十二少的父親禁止他登台的時候，如花輕柔而決絕地提醒他該上台演出了，這是梅豔芳式的堅持；所以玩世不恭醉眼惺忪的十二少，每當絕望之際會猛然抱緊了不堪一握的情人身軀，憤懣如泣血，這是張國榮式的掙扎。張國榮實際是清高出世的，所以他有資格縱情；梅豔芳實際是咬牙入世的，所以她有資格淒怨。

苦命孩子早當家（我從小就熟知梅豔芳的苦命，我的薩克斯樂手五叔，曾認識荔園賣藝時代的梅豔芳姐妹，嘗與我慨嘆彼時小兒女的艱難求存；而她突然大紅之時，小報又盡傳她吸毒和賣淫的謠言），在如花與十二少的關係中，更多的是地位上身處弱者的如花支持富家子十二少對抗命運追尋理想。我想現實裡，梅豔芳之於張國榮也是這麼一個姐姐的角色。今天放映會上看到導演關錦鵬說的一個內幕：當年梅、關和張分屬兩家公司，梅豔芳向關錦鵬提出要張國榮演十二少，為了跨公司借角，梅主動去張的公司提出換角建議，就是借張來演一部電影，梅也為張的公司演回一部電影。正是梅豔芳的果敢操持，才有今天《胭脂扣》雙星的完美輝映。

他們倆，之於上個世紀末八、九○年代的香港，只有「傳奇」二字能夠形容。或者已經成為傳說，就像八○年代樂隊Raidas的〈傳說〉（林夕填詞）所唱：「重合劍釵修補破鏡，只有寄情戲曲與文字；盟誓永守，地老天荒以身盼待，早已變成絕世傳奇事。」一身如戲曲傳奇裡走出來的張國榮梅豔芳，在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不亞於《胭脂扣》裡那女鬼和倖存的落魄少爺與那個時代的格格不入，梅豔芳是屬於小明星、白駒榮那個時代的，張國榮更早，是八旗遺少與舊上海新感覺派才子的組合。但是他們努力演出，強作百變形象、紙醉金迷，終於成為所謂黃金時代的八○年代香港的象徵，直到他們不願意演下去。

同時代現實中的譚詠麟、成龍等「豁達」者是不會自殺的，自殺的只有孤介之人。「人人都有一張小板凳，我的不帶入二十一世紀。」失蹤的民謠歌手胡嗎個曾經這樣宣稱。張國榮和梅豔芳就是不願意把自己帶入二十一世紀的人，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沒有傳奇的世紀。於是在一個非常恰到好處的幕布（由SARS的陰霾組成）前面，他決定親身演繹最後的傳奇。

十年前的今天，我恰巧從北京返港，正在英國文化協會與詩人楊煉談論一個被SARS擱淺的詩歌計畫，電視正播放著香港將宣布成為疫埠的消息，突然電話響，一個女生打來的：「張國榮跳樓死咗。不是愚人節玩笑。」──我想大多數香港人都是這樣知道這個消息的。看著《胭脂扣》的時候，我不禁想，梅豔芳那天聽到張國榮的消息是怎麼想的呢？是否心如刀割，還是淒然一笑？我想她肯定比我們更早猜到這個結局。

他們的相繼棄世，宣布了紙醉金迷的香港的徹底告終──他們逝去，象徵著那個胭脂一樣俗豔浮華的盛世真的逝去了。二○○三年，舊殖民地的最後一絲暮光，在現實的赤裸追擊下化為泡影，此後才是香港人建立真正的香港認同的開始，不是通過傳奇，而是通過具體而微的現實覺悟。

看完《胭脂扣》，我竟然淚流滿面，並不是為了電影本身，就為這一對璧人的一顰一笑。雖說今天是悼念張國榮，但戲中的他卻總讓我微微一笑，他的慵懶、他的靡亂、他的意欲顛倒眾生……讓人陶醉之餘頓生憐憫，憐憫之餘又反覺釋然：這個人，是得其所歸的。而梅豔芳，「擬歌先斂，欲笑還顰，最斷人腸」，幾乎是一開口一低首就讓人鼻酸。想起我第一次被她感動，是比胭脂扣還遙遠的一九八五年，十歲的我聽二十二歲的她唱中年情懷的〈似水流年〉，初識愁滋味，現在回想依然感嘆這麼一個初涉舞台的少女怎能如許滄桑。

張國榮，我最喜歡的還是寧采臣的少年遊，一曲〈倩女幽魂〉是我某年的手機鈴聲。那一年我寫道：「那個永遠趕著路的書生，曾是牡丹纏蛇，現在是紅水拍土……雨水畫著花臉下台。此岸的病已經遙遠，無礙他清白。」那就是二○○三年，「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

●本文摘自聯經出版之《異托邦指南／電影卷：影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