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界會鬥得那麼狠，是因為爭的東西不值錢？看余英時與錢新祖交鋒始末。

文∕江勇振

我在一九七七年到芝加哥大學讀研究所的時候，是錢新祖到芝大任教的第二年。我在芝加哥那一年跟錢新祖和他的太太Anne來往頗多。我去他們在「海德公園」（Hyde Park）住處的次數是否頻繁，已經印象模糊了，但他們室內的擺設，我到今天還記憶猶新。他手裡握著煙斗、舉著酒杯的模樣；Anne總是笑容可掬、溫聲細語的可親，也都仍然一一印記在我的心頭。

在那一年裡，錢新祖叮囑我的話，有許多讓我終身受用。有些話是在讓我知道申請美國大學的內幕。比如說，他告訴我說我申請芝加哥大學那一年，他其實有一個他自己要支持的申請者。在看了我的申請資料以後，他決定轉而支持孔飛力（Philip Kuhn）所支持的我。這是我第一次知道申請美國的研究所，有沒有內援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他告誡我說，不要相信才氣。他說才氣不但不足恃，而且是我們社會裡最害人的一個觀念。以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為例，他說能進得了芝大，哪一個沒有才氣？才氣沒有努力是空的。

錢新祖叮囑我要好好學英文，不只是要勤看書、勤寫作，還要多聽、多說。不只是要學好學術上的英文，而且也要學好日常的會話。

「比如說，我們兩個人坐在這裡，你身旁的電話鈴響了。電話在你身旁，當然是你接，但你知道該怎麼說嗎？」

我搖頭說不知道。

「很簡單。『I’ll get it.』像這些日常的用語，你看肥皂劇就會學到。所以，偶爾可以看看肥皂劇。」

我在芝大的第一個學期選了錢新祖和研究唐史、後來離開學術界的Michael Dalby合開的「中國思想史」。第一次交報告的時候，我把報告交給坐得比較靠近我的Dalby，不自覺地隨口說道：「請不要介意這份像垃圾一樣的報告！」Dalby作勢要把我的報告丟進他身旁的垃圾桶，但隨即微笑地對我比了一個手勢。第二天，我去見錢新祖的時候，他很嚴肅地對我說：「即使你的報告真的是垃圾，你絕對不可以對美國教授說那句話。美國學生會說那是他所寫的最好的一篇。你要知道，因為Dalby是研究中國史的人，所以他知道那是你的文化包袱，是你在你的文化制約之下表示自謙的話；說者無心，聽者也無意，彼此行禮如儀而已。然而，脫離了其文化社會的脈絡，這種自謙的話就會失去了其文化上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被異文化裡的人就字面上的意義來理解。你要記住：你現在是在美國！」

我跟隨著孔飛力轉學到哈佛大學以後，在美國就沒有再見過錢新祖了。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一九八九年一月，我在離開台灣十一年以後第一次回去的時候。我是到他在台大歷史系的辦公室去見他的。那天，我們說的話不多，也不深入。一個可能的因素，是因為我們單獨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我們談了不久以後，他就帶我去參加一個——我想大概是《當代》雜誌一些朋友——的聚會。我很後悔在台北的時候，沒再跟他再見一次面。多年以後回想起他當時的模樣，我總覺得余英時那篇毀滅性的書評，再加上他沒有拿到芝大終身職，給了他很大的創傷。

我在走投無路，沒有史料可用，開始嘗試寫小說以後，很快地就想到了錢新祖戲劇性的一生，包括了余英時的強詞、殘酷以及錢新祖令人扼腕的早逝。余英時存心就是要摧毀錢新祖那件往事是一直縈繞在我心頭，永遠讓我無法釋懷的。我開始在網路上找有關錢新祖的事蹟。我以Anne所寫的有關錢新祖在台北、香港、芝加哥的點滴為基礎，開始寫錢新祖初到美國的一段。

然而，網路上所能找到的有關錢新祖的生平資料畢竟有限。我要寫錢新祖，即使是以小說的方式，就必須要了解他的一生；不只他在美國留學、教書的生涯，而且還有他回到清華、台大，以及後來到香港科技大學，又復回到台灣在文化大學任教的各個面向。在欠缺文字資料的情況之下，要了解他的一生，我就必須做採訪的工作。在因為疫情而必須蝸居的情況之下，那也成為不可能。

於是，我又回到了同樣的老問題，亦即，不管是寫小說或者寫歷史，我都須要掌握足夠的資料。即使是寫小說，我也必須先了解主人翁的生平、背景、以及其生活在當中的大環境，方才能夠用自己的想像，用虛構的方式去塑造出一個栩栩如生的人物。

最後，我決定以錢新祖跟余英時在學術上的交鋒作為骨幹，揉合了傳記、回憶錄、小說、紀實文學的寫法，刻劃出錢新祖在美國成為一個明代思想史家的心路歷程：從留學到成為美國大學教授、從服膺實證主義到潛心宋明理學、從批評余英時到為其所噬、從「他鄉」易位為「家」的美國到台灣中國香港的旅行、從單戀到贏得美人歸的人生的軌跡。

揉合歷史與小說的寫作方式有久遠的歷史，最常見的就是歷史小說。近年來在全球最暢銷、被翻譯成四十四種語言、甚至被改編成為賣座電影的《達文西密碼》（The Da Vinci Code）小說就是一個最好、也最聚訟紛紜的例子。作者丹．布朗（Dan Brown）在開場白裡信誓旦旦地宣稱：「本小說裡所有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也都是真確的。」然而，這本歷史懸疑小說之所以會聚訟紛紜，重點還不在於其「有關藝術品、建築、文件、和祕密儀式的描述」是否真確，而是在於它提出了一個被天主教視為異端的耶穌基督的事蹟。這本小說提出了一個另類的詮釋，說耶穌不但跟《新約聖經》裡提到的追隨他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結了婚，而且還生了一個女兒。這個女兒的後裔後來成為法國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的君王。

《達文西密碼》的成功以及它所呈現的另類的基督教史，在在地說明了它不是歷史小說裡的典型，更不會是大部分歷史小說的作者的典範。對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歷史小說的作者當然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一般說來，歷史小說的作者都能戒慎地拿捏事實與虛構之間的分際，不會把虛構的說成是事實。

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The Detroit Electric）的少東為主人翁寫了一系列懸疑小說的詹森（D.E. Johnson），對歷史小說有一個相當平實的說法。詹森那一系列小說裡的主人翁威爾．安德森（Will Anderson）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但他的父親威廉．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則是真有其人，是「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創業老闆。詹森說得好：

「我寫歷史小說所得到的樂趣之一，是能把拼圖拼起來，亦即，能夠把屬於虛構的拼圖片跟屬於歷史的拼圖片拼湊在一起。」

然而，不管是《達文西密碼》也好，或者是詹森以「底特律電動汽車公司」的少東作為主人翁所寫的懸疑小說也好，都不是我寫《留美半生緣》的典範。《留美半生緣》誠然是一本有關錢新祖的傳記小說，但它傳記、回憶錄、紀實文學的成分要遠遠超過小說的成分。事實上，在全書十六章裡，只有兩章有關林可慧的部分是虛構的。以篇幅來說，不到全書的百分之九。換句話說，全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篇幅寫的都是事實，用的是傳記、回憶、紀實文學的寫法。

《留美半生緣》所刻畫的，是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兩個面向。用兩個大而化之的名詞來形容，一個是共相，另一個是殊相。這個共相是：「留美」是留學生「學留」——學習如何留在美國——的先聲及其所普遍呈現出來的心態；這個殊相則是唸中國歷史的學生在從留學與「學留」過程中所面對的各種挑戰，從高標準的英文、戀愛、找工作、到得到終身職。

這兩個台灣二十世紀下半葉留美浪潮之下的共相與殊相，本書並不是第一個刻畫的。台灣在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對這個共相與殊相都有所著墨，特別是在於梨華的筆下。她所寫的名著《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代表作。

然而，從前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以及一九六○、七○年代所流行的留學生文學已經雙雙成為歷史。時代已經改變了。在留學生方面，以長期的趨勢來看，台灣留美學生的人數並沒有顯著地減少。然而，由於台灣本身經濟的發展、美國長期經濟的不景氣、以及移民政策的緊縮等等因素，以致於「留美」已經不再是「學留」的序曲；今天台灣學生留美的目的已經迥異於從前。隨著留學的新鮮感以及「學留」的動機消失，留學生文學也走入了歷史。

從台灣今天民主、多元、眾聲喧嘩的政治、社會、文化的現狀去回顧，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就明顯地反映出其所產生的時代的侷限性。最顯著的侷限，是當時台灣的「白色恐怖」所造成的。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方面是空白的，不但完全沒有對台灣政治情況的描述，對在美國的留學生以至於華人社區的政治生態也完全沒有著墨。一九七○年代以後，在美國留學生以及華人社區裡所風起雲湧的「釣魚台運動」、統一派、台獨運動，更不可能是當時的留學生文學所可能去觸及的題材。

如果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在政治上空白，作者們在文化、社會上對台灣是沒有認同感的。成名的留學生文學作家裡，很多都是跟隨著父母流亡到台灣，在台灣受教育長大的。他們是無根的一代；他們的根在有家歸不得的中國。他們毫不諱言台灣不是他們的家。只是，在人人爭先恐後地「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以後，驀然回首，他們卻發現美國再好，畢竟不是他們能安於斯土的「家」。雖然留學生文學裡的主人翁都已經從「留學」過渡到「學留」了，但不管是因為他們在美國就是有紮不了根的感覺，還是因為種族歧視，或者是因為其它的問題，他們總是處處要透露出美國不是他們的家的心境。從某個角度來說，在回到他們的根所在的中國以前，所有他們所到之處都會只是暫時的漂泊。

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第三個主要的侷限，不但在於大都聚焦在留學生身上，而且留學部分的著墨，要遠多於畢業留在美國以後的部分。而且，即使留學生文學描繪了「學留」以後的留學生，其所呈現的仍然是學成以後的留學生及其所屬的朋友圈，而不是已經成為亞裔美國人的事實，更不是他們在美國社會裡生活的諸多面向。這適足以變相地助長了留學生是美國社會裡永遠的邊緣人、或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

這個永遠的「外國人」的形象及其感受的反面，就是永遠活在自己的種族中心主義裡，以致於錯把美國當中國。有一個最可笑又最足以讓人深省的真實的笑話。有一年，在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年會上，有一群人在進了電梯以後，發現整個電梯裡就只有一個白人，其他都是亞洲人。其中一個人脫口說出：「哇！全都是中國人，就一個外國人！」那個白人碰巧是研究中國的，會說中文。他很機智地回說：「不！全都是外國人，只有一個本國人。」說得大家捧腹大笑。只是，在大笑之餘，不知道有幾個人會去反省這種種族中心主義的陰暗（insidious）面。

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深深地意識到我自己是這個一九六○、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歷史的一部分，從讀者的身分過渡到自己也成為留學生，然後又復成為「學留」的一份子。作為一個學歷史的人，我在回顧、省思當年台灣的留學生文學的同時，除了立意要突破其侷限並填補其空白以外，更有心要為那個時代留下見證。

●本文摘自暖暖書屋出版之《留美半生緣：余英時、錢新祖交鋒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