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足球夢》臺灣真的是「足球沙漠」嗎？
今年世界盃即將在十一月展開，臺灣球迷除了準備好熬夜看球賽、為支持的隊伍加油打氣，是否也會好奇：最初世界盃如何進入臺灣？屬於臺灣的世界盃記憶與臺灣足球故事是什麼？衛城出版十一月新書《我們的足球夢》，描述從日治時代到戰後，百年來臺灣既延續又斷裂的足球歷史。作者林欣楷挖掘出臺灣失落的足球記憶，勾勒深刻影響足球發展的體制，從中找回當代臺灣足球的生命力。這本書不僅討論臺灣足球歷史，也觸及體育、政治、外交、族群、性別等議題，寫下一段不為人知的臺灣史。（編按）
文／林欣楷
戰後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在國際體壇代表中國的權利，而在國家隊中大量選用外省選手與行政人員。回顧那段時期，中華隊足球選手幾乎都是香港人，難道臺灣都沒有足球員嗎？
「臺灣人不踢球」的印象，最早是在一九四七年一篇中國報導中被建立。那年中華民國政府在上海準備舉辦戰後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一群上海的體育記者特別組織訪問團來臺灣，觀察臺灣的體育發展。當這批訪問團離臺時，他們接受臺灣媒體《公論報》訪問，在一篇名為〈滬體訪團臨別贈言〉的報導指出：「臺灣足籃球最為落後」。
臺灣省教育廳長許恪士，在全國運動會結束後也提出：「過去日人只提倡田徑，讓本省運動只在個人技術發展，而團體運動如籃球和足球我們都不如人」，許恪士並期盼未來能在臺灣發展籃球和足球，改善這些運動項目長期在臺灣積弱不振的狀況。從上述的文獻記載，「臺灣人不踢球」、「臺灣足球落後」的形象，似乎並非從客觀數據中統計出來，而是從記者或執政者的報導與評論，形成特定的論述。
然而，臺灣人如何看待自身足球實力？在日治時期，曾經代表臺南市參與全省運動會和日本中學足球大會，戰後並以田徑項目入選中國全國運動會的洪南海，在一九九一年接受長榮中學採訪時曾憶及：當時由於臺灣方的籌備單位考量到上海與香港足球水準比臺灣高，臺灣奪冠的希望渺茫，因此沒有報名參加足球項目。洪南海並且感嘆：「如果大隊部，不計成本，奮勇報名的話，長中校友的選手一定更多！」
洪南海此番話，反映在戰後初期經濟拮据的時代背景下，經費考量左右了特定運動項目參賽與否。執政者由於率先預設臺灣足球實力的水準不足以爭冠，而讓會踢球的臺灣人失去出賽機會。
關於「臺灣人不踢球」的預設，不僅牽涉到實務面的經費問題，更涉及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臺灣的策略。當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疆域逐漸與臺灣地理空間重疊，為了劃分「中華民國」和「臺灣」的差別，與鞏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代表中國的正當性，體育項目成為一種區分手段。因此我們會看見與臺灣相關的運動項目，是日治時期臺灣接受日本教育而擅長的田徑和棒球；戰前中國用以建立民族性的籃球、足球，則在戰後持續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把持。臺灣自此被囊括進中華民國建立的體育結構中。而港腳的存在則可以讓「足球屬於中國」的想像得以被延續。一九五三年，香港的南華足球隊與傑志足球隊在中華民國國慶日時到訪，與臺灣的足球隊進行一場友誼交流賽。在比賽中，這兩支來自香港的隊伍橫掃臺灣各支球隊。這場賽事讓人們自此對「臺灣足球落後」的想像變得更加堅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友誼賽中代表「臺灣」出賽的隊伍，事實上都是由外省人的企業、運動團體組成的球隊。從日治時期開始接觸足球的本省球員，則由於難以進入官方體育行政系統，加上區域性的足球競賽受日本人離開影響幾乎停止舉行，球員無法透過參與競賽被看見，從而沒有真正和香港球隊競賽的機會。
但當一九五三年香港球隊的訪臺之旅結束後，臺灣外省球隊踢輸香港隊伍留下的「臺灣足球落後」印象，往後卻成為臺灣整體足球表現無法撕去的標籤，臺灣本土球員也多半無法獲得代表國家出賽的機會。在此之間唯一的例外，是在臺北縣蘆洲出生的徐徽博。徐徽博在淡水英專唸書時，曾代表學校與香港光華隊交流。由於他擁有出色的守門實力，而被拉入中央印刷所與民航聯隊踢球，並入選一九五四年亞運的中華民國代表隊。徐徽博的個人際遇與日本時代的足球脈絡少有關聯，這一定程度凸顯出戰前到戰後臺灣足球文化的斷裂性。
本文在此指出這點，並非為了比較戰後臺灣外省或本省足球表現孰優孰劣，而是要點出：從一九四○年代開始，臺灣被貼上的「足球落後」標籤，事實上是由一連串缺少客觀數據統計積累而成的迷思。這樣的迷思一方面讓香港球員擁有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一方面則壓抑日治時期已然生長出來的足球文化，在戰後臺灣發展的空間。
除了從戰後臺灣足球員缺少出賽機會的角度，探討「臺灣人不踢球」的標籤如何生成，我們也能從國家代表權與體育行政系統兩種面向，觀察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足球事業的掌控。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中華民國由於被國際奧委會裁定必須以「福爾摩沙」（Formosa）作為代表團名稱，而對在國際上使用臺灣名稱相當敏感。
一九六五年，臺灣省足球協會（以下簡稱省足協）舉辦第一屆全省青年獅子盃足球錦標賽，在賽事中，省足協提到該組織將選拔參加亞洲青年盃的「臺灣區代表隊」，此話引起全國體協反彈。不僅全國體協抨擊省足協缺乏國家觀念，以臺灣一詞命名代表隊名稱，體育界也批評省足協越俎代庖，擅自選拔臺灣區代表隊足球選手。這起事件反映中華民國政府與臺灣省轄下單位的上下結構，兩者的權力關係可見一斑。
而在行政系統方面，回顧一九五○、六○年代臺灣官方足球組織中的職員名單，可發現其中的成員組成幾乎都為外省人。日治時期擁有體育行政資歷的臺籍足球人，幾乎被排除在官方體系之外，負責管理組織的外省職員，則未必有相關體育工作經驗。例如一九六○年代，從陸軍出身、任職於中華民國足球委員會（以下簡稱足委會）的吳興強就曾回憶道：「我是一個不會踢足球也不太懂足球的人……說來（參與推展臺灣足球）完全是因緣巧合，在偶然的情況下造成的。」而我們從一九五八年一篇刊載於官方體育報紙《偉華體育旬刊》的社論中，則能一窺當時足委會的心態：「我們在臺灣，對於上選（參加亞運）的二十二人技術的認識，都是憑著報紙上的評論，但是這次選拔的過程，我們對於香港足球先進的意見，卻是非常信任的。」
由此可知，在一九五○與六○年代，中華民國的足委會在選拔代表隊時，大抵是交給香港足球界自行籌組，組織內部的人員不一定精熟於足球運動。對於當時足委會來說，更重要的目標應該是將中華民國的名號扛上國際舞臺，至於足球運動、抑或是體育的推廣則非第一要務。這種現象在臺灣戰後各項運動的發展中並非特例，也直接導致兩種結果：承襲日治時期足球教育的臺灣足球選手與行政人員，無法進入官方體系、獲得應有關注。同時，「臺灣不踢足球」與「臺灣足球落後」的迷思，在官方政策的推動下被進一步深化。
【新書講座資訊】
我們的世界盃，我們的足球夢：跨世代足球記憶對談
本場講座邀請到《足球應許之地》的作者石明謹與林欣楷對談，石明謹是知名的足球球評，擅長以說故事方法，向臺灣大眾介紹與足球相關的文化、歷史知識。兩位講者既看足球、又寫足球，足球與寫作相互結合，成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講座中，林欣楷與石明謹將會談談臺灣的世界盃與足球歷史。運動如何形塑公眾的集體記憶，形成不同地區特有的文化，並深刻影響人們與情感認同？在當代臺灣，有心想關注臺灣足球發展的人們，又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介入公領域、推廣足球運動？林欣楷與石明謹將與我們分享這些有趣的故事。
講者：林欣楷、石明謹
主持：張惠菁
地點：永樂座（100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3號2樓）
時間：11/12（六）14:00-16:00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之《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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