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放足與女學的推進倡議,使臺灣女性觀念走向開放多元

聯合新聞網 臺灣商務印書館
書名:《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作者:游鑑...

臺灣婦女是何時進入職場?日治時期開始規劃女性就學、進入職場,女性的角色逐漸走出家庭,不斷的脫胎換骨。臺灣婦女史專家游鑑明以當時職業女性的口述歷史為基點,著墨在教員、醫生、產婆、看護及工廠,深入研究當時臺灣婦女在職場、家庭、婚姻中,如何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編按)

文/游鑑明

女性就業環境的形成

女性態度的轉變

日治時期,臺灣是具有現代化取向的社會,所呈現的特徵為高人口成長率,俗民社會逐漸崩潰、族長權威式家庭逐漸解體,都市化、社會階層漸趨平等化,近代民間團體勃興、專業化取向等。毋可否認的,這與殖民政治、經濟體制的影響有關,但民眾心理上的響應也是不可忽視的。陳紹馨在討論臺灣人口變遷時曾指出,臺灣人口的成長除因物質和技術上獲得加速改進之外,人們態度的改變是另一重要原因。而女性態度的轉變顯然也影響女性追求現代化,由於放足、求學或就業都是絕大多數傳統女性未有的經驗,因此女性觀念的改變和主動接受具有重大意義。

一九二七年三高女師生登上玉山留影(圖/臺灣商務印書館《日本殖民下的她們》)

當臺灣社會還處在移墾社會時期,活潑、粗獷的社會風氣,讓部分女性有較自主、開放的一面,從她們善於械鬥、崇尚奢侈、好觀演劇、聚眾賭博和相攜出遊的行為中反映出這種特性。但也有不少女性表現保守、內斂的一面,特別是中上階層的閨秀女性,直到她們不再纏足和到學校讀書,她們的生活空間逐漸擴大,性格也變得活潑。

女性趨於活潑、開放,主要與日治時期推動的放足運動、興女學運動有關。例如,接受放足的女性,因為不再有形體的束縛,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日增。女藥劑師林莊季春回憶,幼時家中經營帽業,母親為了協助父親向帽商收帳,刻意放了足,以方便在朴子、大甲、清水之間往來奔波。而這種放足有利於接洽生意的例子,在從事家庭副業的女性中不乏所聞,她們不再仰賴他人,可以自行領原料、交成品或領工資。

至於同時接受放足與教育的女學生,她們的表現更加開放、活潑。在學期間,她們必須參與學校舉辦的例行活動,其中動態活動特別能呈現她們活潑的風貌,包括遠足、登山、國內外修學旅行、學藝會和音樂會或運動會等。一九三○年代以前,因女子教育尚未普及,為引起大眾對女子教育的認識,新聞媒體經常報導女學生的各種活動消息,而傳統女性所未曾有的活動,更是新聞媒體報導的焦點。其他如學藝會、音樂會或運動會的舉辦,不僅是學校和家長的同樂,且是當地的盛事。

一九三二年三高女參加全省高女排球賽(圖/臺灣商務印書館《日本殖民下的她們》)

對女學生來說,她們響應學校的活動,既可豐富見識又可增加膽量。例如遠足或修學旅行,除遊覽名勝古蹟之外,有時學校也安排參觀工廠或新興機構。透過對這些事業的認識,多少會激起女學生到這些機構工作的興趣。至於在遊藝會的粉墨登場、運動會的龍爭虎鬥,不但讓女學生有機會展露才華,甚至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特別是在一九三○年代臺灣藝文與體育活動蓬勃時期,女學生在這方面的表現倍受社會大眾重視。重要的是,女學生的校園或校外活動,對她們日後在職場的表現有不小幫助。

一九二○年代後期以降,積極投入社會活動的現代化女性日漸增加,在這個時期,城市是女性活動的主要空間,由於許多現代化的事業與公共設施集中於此,不僅有公會堂(大型會議廳)、醫院、學校、圖書館、書店和各類講習所(即今補習班),電影院、遊藝場、運動場、餐廳、旅館、咖啡店、喫茶店、桌球店、撞球場和百貨公司等娛樂場所也相繼成立。另外,交通建設與運輸工具的改進,吸引城內外民眾湧入。有的人在此就醫、求知、娛樂或消費;有的人參加城市的公共事務,包括就業、遊藝表演、體能競賽或介入社團活動等,而女性也和男性一樣的進出這些場所,我訪問的公學校女教員邱鴛鴦表示,她曾帶著她的婆婆和女兒到嘉義市的一家咖啡屋用餐,讓她們大開眼界。由此顯示,社會的活潑化刺激女性勇於參與各種家庭外的事務,走入職場便是其中一項。

除此之外,另有一群女性致力於女性組織或社會運動,她們的表現也相當活躍。這群女性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受臺灣社會運動影響的女性,她們或參加當時男性社會運動家組織的「臺灣文化協會」、「一新會」、「臺灣共產黨」,或自組女性組織,較有名的有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她們透過組織,吸收女性入會,並舉辦演講,無論組織的宗旨或講演的內容主要在破除社會陋習、改革家庭以及謀求女性自立向上,而鼓勵女子教育或女子就業的議題也列入討論。另外,有少數思想較激進的女性則鼓吹農民運動和勞工運動,將女性問題轉至對女性農民和女性勞工的關切。且不論是溫和或激進的女性活動,她們活動的時間甚短,僅存於一九二○年代的後期,有的組織因本身不健全而無法續存,其他組織到一九三一年日本殖民政府加強同化政策之後,也不復存在。

另一類是受殖民政府政策影響的女性,有由日本女性領導的團體,如愛國婦女會和桔梗俱樂部,會員以日本女性居多,動員的對象也包括臺籍女性,特別是應皇民奉公會需要而設置的桔梗俱樂部,該組織專門吸收未婚的知識女性,成立不及兩年即有兩千六百名會員,同時,對動員女性的工作非常積極。一九四四年三月,為鼓勵臺北市中等以上女學校畢業生加入職業行列,桔梗俱樂部特別舉辦「歡迎壯行會」,集合六百名官營機構、公司與銀行的職業女性及一千五百名畢業生與會,由職業女性致歡迎辭,然後全體合唱,再遊行至神社參拜。該組織顯然是利用這次盛會,壯大女性就業的心志。

另則是由官方授意的組織,如主婦會、處女會和女子青年團,前者以家庭女性為對象,處女會為女子青年團的前身,這兩個組織的性質略同,都以剛出校門的未婚女性為吸收對象。由於組織是在體現殖民政府的政策,重視普及日語、涵養婦德、傳授家事技藝、改善家庭生活、陶冶情操和強健體魄,並藉講習會、運動會或遊藝會訓練會員;有關獎勵副業和勞務動員的政策也分別出現在主婦會和女子青年團的訓練事項中。這是對女性進行精神、知識和勞動指導的團體,與受社會運動影響的女性組織不同的是,這些組織不僅宣揚理念,更付諸實現。同時,在殖民政府的扶植下,既能長期存在、又擁有眾多成員。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殖民政府規定小、公學校畢業學生一律參加女子青年團,根據這一年的調查,共計成立六百一十五個團,團員多達四萬一千一百四十五人。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日本殖民下的她們:展現能力,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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