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豐偉／重新理解人類的大腦──《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ADHD》推薦序

文／陳豐偉（精神科醫師、作家）

在一百三十年前，人類科技與醫療以現在眼光來看還很原始的時代，呵護著科學幼苗的西方學者提出精神分析觀點，想要像解釋宇宙運行的物理學一樣，找出詮釋人類行為的基本理論。

一百多年來，當醫學已深入到 DNA 與表觀遺傳學，我們知道得愈多，就有愈多疑惑。基因設定我們的大腦特質，教養與環境互動改變基因的表現方式。在「神經多樣性」的光譜上，我們發現愈來愈多「特質」，很可能已經寫在大腦裡，從亞斯、過動、憂鬱、躁鬱、思覺

失調、自戀、精神病態、廣泛焦慮、恐慌，人類大腦彷彿是由數不盡的「特質」加上各種天賦能力交織構成。

家世、大腦特質、機運，或許再加上「你出生的國家」，大致決定了一個人的命格。許多事情我們難以改變，但有件事情愈早做就有可能讓我們遇到更多好的機運，這件事就是：「科學地了解自己（以及自己孩子）的大腦特質。」

為什麼現代人會有那麼多「精神疾病」？是被醫師發明的還是藥廠的陰謀？要理解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先回溯到鍛鍊出今日人類基因的遠古時代，從二、三十萬年前智人萌芽，到一萬年前農業剛興起的狩獵採集部落。那時的人類沒有「快樂的童年」，也沒有學校。人類小孩從牙牙學語時就得搖搖晃晃幫忙照顧弟妹，大一點就要幫忙媽媽採集果實。

再大一點呢？男孩就要跟著爸爸到遠一點的地方，殺害野獸或被野獸殺害。殺害敵人，或被敵人殺害。

部落與部落的競爭是殘酷的，輸掉的不是死亡就是流離失所，獲勝的才能把基因流傳下去。想要掌握勝利基礎的族群，基因庫裡要有各種不同人才。亞斯的固著堅持，可以用來研發、打磨石器，製作尖銳的長矛；過動、衝動特質的男孩，適合拿著長矛衝鋒；冷靜又口才便給的人則負責貿易與外交。如果一個族群絕大多數人都是同一種大腦特質，在一萬年前恐怕很難存活。

有一門學問叫做「生活史策略」（life history strategy），會以各種精神病理來分析，這樣的特質對繁衍後代有什麼優缺點，為什麼塑造這樣特質的基因可以大量留存。我們必須以數萬年前的角度來看待這些特質，而「生活史策略」的分析常偏向男性觀點，因為遠古時代的男性如果能在年輕時就「到處播種」，自然會有利於基因流傳。那時的青少年並不需要長時間坐在椅子上唸書或打電腦，而好動、衝動、有時魯莽、喜歡冒險、有時白目多話的過動特質，在那時對一些女性可能頗具吸引力，讓他們在十幾歲就有不止一個後代。

也許過動特質會讓這些部落人民容易死於意外，例如在山崖間跳躍時掉落深谷。但沒關係，就基因角度來看，只要在死前有留下夠多的後代，那就是勝利者。

過動特質在遠古時代或許曾是優勢基因，但在二十一世紀數位時代就會帶來一些困擾。比如說，古代沒有摩托車，沒有高速奔馳的汽車，這些交通工具就常讓現代過動特質的人骨折。古代沒有那麼多繁複的SOP，沒有太複雜的人際關係，生活中需要記憶的人事物沒有那麼多，過動症在今日生活的障礙，一萬年前沒那麼嚴重。

這一萬年來，人類的生活劇烈變化，基因的演化沒辦法那麼快。一萬年前引領部落前進的過動基因，現在會妨礙學習、影響人際關係、增加危險行為，最終導致高比率的憂鬱症與焦慮症。而歐美國家對這些兒童發展問題有相對高的診斷率與服藥率，這是基於文明世界的基本信念：「我們要盡可能讓每個孩子有公平發展的機會。」

我閱讀國外媒體，發現他們大篇幅關切「被忽略的過動女孩」、「被忽略的亞斯女孩」，也有許多「我三十九歲，診斷成人過動症」、「我四十五歲，終於診斷亞斯伯格症」的自我倡議文章。許多歐美國家會有國會議員組成的小團體長期關切這些問題。

這些論述與剖析，都是在回答這些重要問題：「你的特質是什麼？」「這社會該如何協助你這種特質的人找到生命意義，發揮最大的潛能？」

台灣社會現在關切的是GDP、股價與房價，在有限的教育與社福經費底下，我們見不到類似國外的反思，助人者也得不到太多資源。帶有各種特質的人，也只能自助、自救。黃隆正醫師這本《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ADHD》，就是很好的「自救書」。

冰島是世界上過動症診斷率與服藥率最高的國家，估計有百分之四至五的成年人診斷過動症，這說明愛好運動、喜歡大自然並不足以克服過動症。以此比例推估，台灣「被忽略的過動成年人」可能也有百分之三以上，大約有五十萬人。這五十萬人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親人與朋友。要協助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讓關於過動成年人的知識盡量變成常識，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推薦黃醫師這本書，就是很好的起點。

●本文摘選自聯經出版之《我不是故意的！成人也有ADHD》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