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九雲／柏林暈眩

一位導演朋友曾隨口向我說：「全世界最窮的藝術家都在柏林。」不久之後，我就開始在歌德學院學習德文。我的同學們不是要出國念書，就是有商務需求。每當我被問到為什麼學德文，我會搬出一些大文豪，或講幾個德國導演，就是不說因為我想去柏林看看——那像是生日的第三個願望。我好奇能夠承載那麼多藝術的城市會是什麼模樣？

文化部的一通電話讓我醞釀七年的念頭成真。可惜在柏林駐村一整個月，我從頭到尾只用了一句德文：「我想要____。」（就是點餐，通常那空白處都是英文。）當我逼自己該學以致用時，仍只能把德文的主詞加英文單字，然後以英文文法亂講一通，神奇的是，他們竟然都聽得懂！我們開玩笑說，在柏林，德語成了第二外語。

也因此，我才能在短短一個月看十二場表演、去十四間美術與博物館。在柏林的每個晚上，我倒在床上都是一陣天旋地轉，有時甚至會想吐。我稱那是文化OD（overdose）。總是那種「不想錯過」的心情，想努力記住每一場演出、展覽，甚至是遇見的每一個人——正在經歷戰爭的以色列家庭，喜歡用味噌與醬油的瑞士小說家，客串《夢想集中營》的奧地利詩人（唯一一句台詞被剪掉），一講話就忘了顧爐子的慕尼黑詩人，喝咖啡會看得見顏色的日本咖啡師，以及在許多表演排隊進場、坐地鐵時短暫相遇的過客。柏林有一種「被凸顯的自由」，人事物都以自由的狀態保持原始、自我的特殊性，他們有一種隱形的秩序感，卻每天都在自我推翻。我實在不想用任何概括性的方式總結柏林的感受，因為統整經驗會侵蝕記憶中珍貴的細節，我想先從一場表演的漣漪效應談起。那是抵達柏林的第四個晚上。

一場與巴勒斯坦有關的Storytelling

柏林的夜店非常有名，奧地利詩人興奮地跟我們分享十月初的Club Festival。我平常不去夜店，實在很難一開始就把「咚吱咚吱」的行程放在優先順位，但被「不想錯過」的意念驅動，上網瀏覽介紹，發現自己對夜店的想像是小看了柏林。我記下幾場酷兒、變裝皇后與電音的活動。當天，我先生提到有一場「Storytelling」表演，我問是單口相聲嗎？他說與巴勒斯坦有關，場地是在一間google評價極高的餐廳。

因為看過幾部巴勒斯坦的電影，我對於混亂情勢底下的日常故事特別感興趣，早早抵達現場買票，但手忙腳亂的服務生只說表演在地下室，要我們稍坐，沒有票務人員。沒點東西，不好意思坐在吧台，我們就待在戶外桌邊。我無聊地瀏覽起這家餐廳的評價與餐點，看來是非常有名的早餐店，各種口味的鷹嘴豆泥讓人後悔為什麼吃過才來。演出表定是八點，七點五十分的時候，一切仍無動靜，我開始有點不耐。在門口抽菸的一對男女，熱烈地招呼朋友，大約七點五十八分時，男人問，是不是該下去了？女人說，我們沒下去表演也沒辦法開始啊，不要才來一下就變得那麼德國人。這句話逗得連其他排隊的人都笑了。又過了一下，他們依依不捨地捻熄菸，我立刻起身跟在他們屁股後面下樓。

地下室的樓梯口坐著一位年輕的黑人女生，當我們要付票錢時，她反問是多少錢？我說，網路上寫七歐。她對著吧台問，七歐對嗎？吧台人員對著後方的舞台人員問，七歐嗎？那時整條樓梯的人龍都堵住了。

我們選了視野最完美的沙發坐下，後面人潮慢慢湧入，大家進進出出點飲料上廁所，表演者在台上一邊聊天一邊調整樂器、麥克風。這時已是八點十五分——再過幾天，我才會理解當時女生那句「像德國人」的諷刺，柏林的大小表演幾乎（或絕對）沒有準時開演的，就像他們難以捉摸的火車。

一位短捲髮的女人在我們旁邊坐下，沒幾句話便聊開了。G是在德國讀電影研究博士的伊朗人，主攻德國新浪潮，由於我先生也是電影工作者（而且英文是母語），所以聊得很來。那時我心裡盤據的念頭是：在柏林隨便遇到一個人就是電影博士，這機率有多高？接下來的日子，當我們喝咖啡，旁邊就有音樂家、舞者；坐船去小島，就遇到電影編劇陪爺爺奶奶散步——我不知道他們有多窮（看起來還好），但確實體現了柏林藝術家高密度的存在。

G說她平時就關注同為伊朗人的男性表演者Sahand Sahebdivani，但這是第一次親臨現場。女性表演者Rascha Hilwi是Sahand的太太，故事由她開始講述，從巴勒斯坦到柏林「尋找愛」——現場大爆笑，因為相較於性，愛的關係在柏林很罕見。他們從網路交友的性關係開始，並且面臨複雜的國族敏感政治問題決定結婚。前三分之二是歡樂搞笑，搭配著現場彈奏的音樂，非常放鬆。但突然在一旁伴奏的Sahand打斷Rascha，講述他的版本，兩人一度在台上爭執起來。儘管我知道這衝突是設計好的，但他們流暢滑入情緒，台下的觀眾全都繃緊了神經。中東的戰火依然持續，兩人決定在柏林扶養兩個女兒，可你能感覺到他們的表演裡始終眺望家鄉的方向。故事尾聲，民謠搖擺中，我看見G拿下眼鏡擦掉淚水。我們留下聯絡方式，互道晚安。

在路上巧遇剛認識的人機率有多小？

回程的地鐵上，我與先生熱烈討論他們說故事的技巧，以及不著痕跡的表演姿態。我最驚訝的是語言並沒有干擾到我：早期無論是去韓國、英美等地學習時，都必須用當地的母語溝通，總是有種使不上力的挫敗感，但在柏林，大家都得用自己的外語溝通，人與人間的表達、聆聽變得更專注——當你聽不懂或嘗試說清楚時，總是會盯著對方的眼睛。

一周後，我們在某站地鐵等車時，竟然看見G與一位嬌小的亞洲女生背著大背包迎面走來。柏林很大，要在路上巧遇一個剛認識的人那機率有多小？三人驚呼出聲，G介紹身旁的年輕女孩Yu來自馬來西亞、會說中文，還有個阿姨住在台灣。四人開心坐上同一方向的列車，我望著外面的天色，一邊聽他們說話，一邊想著為何灰灰的柏林總讓我暈眩？

我以為隨著時間暈眩感會消散。沒有。儘管後來也見識到柏林的暗面，那些周末臭到作嘔的地鐵車廂、散落城市角落的尿味，近乎無懈可擊地處理「過去」，卻對「現在」並不拿手——經歷戰爭保存完美的標本與歷史建築，對比市中心那座沒有禁菸、充滿孩童嬉鬧聲的狹小動物園（裡面還有隻大腿受傷的老虎）。似乎正是那些暗面，使我失去某種慣性強迫的機制而感到快樂得暈眩：不用為了追逐那些幻覺所發出的光而急迫或焦慮，不會放眼看見一個被整形廣告與各種明星的代言覆蓋的城市。縱使德國人因以色列與烏俄戰爭快精神分裂，但柏林確實是一個更「真實」的世界，因為徹底展現了反面而不選擇刻意忽略它。儘管我是一位表演者，我從不期盼自己被打得很亮，我希望有影子，有瑕疵，偶爾消失在暗處也能自得其樂。

回來後別人問我柏林有什麼好？我想很久，答案很短。那就是「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