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夏／神的扭蛋機

1978年我出生了。我讀中小學的那個時代流行花俏的國語辭典，字典後面附錄挾帶百科全書功能，有彩色印刷的萬國旗和汽車廠牌標誌，酷一點的還有昆蟲的完全變態和不完全變態的圖說，當然，國際大事年表是標配。查國際大事年表看看自己出生那年有什麼事，就像是自己生日那天有什麼名人一樣，有助加深自己的存在感。

1978年有中美斷交，小學高年級遇到六四，接下來是國中時柏林圍牆倒塌、波灣戰爭、野百合學運、總統直選。我1997年念大學，剛好是香港回歸。野百合之後，太陽花之前，被說是無可抵抗的一代，至少政黨輪替是看得到的、同志婚姻平權是看得到的。

還有疫情，一開始真的以為，疫情只有在人間一季，想不到大疫一連三年，國境封鎖、停機坪滿滿都是飛行器，而此刻很多人都在訂飛機，口罩強制令都解封了，確診也不用強制隔離。

身為寫字的人，橫跨整個COVID-19疫情產出作品，像是戴著口罩那樣呼吸困難，自己重新審視，常覺得敘述者「我」簡直是兩個人，有顯著不同。到底是要維持原狀，或是要打掉重練，我一直在拔河。改變不一定會變好，比較恐怖的，它可能變得更壞。

很多事不如預期，缺席的卻也來了新的驚喜。疫情是不得不直球對決的部分，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後看到的，心境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創作是精神性的勞動，但物理上的保持社交距離和國境封鎖，個人的意識仍會被旋轉，生命場景仍舊不停轉動。

像是轉動扭蛋機發出的「喀喀」，命運的扭蛋掉下來。

例如買房，從沒想過一年連續買兩次陰宅，接下來首購買陽宅。又例如因為疫情開始的「自煮管理」，我斷開每天都要吃三餐的規律，並且戒了糖，物理上瘦了八公斤，體檢完數據除了近視之外都在正常值，讓人開心。

而我終究搬離住了十三年的家了，那個有大玻璃窗，窗外有棵老樟樹環繞守護的四十多年公寓。

那間房子和我同歲數，我以為我會買下它的，不知多少日夜，我從客廳朝著窗外的老樟樹跪拜磕頭：「大樹公啊，拜託讓我一直住下來吧。」

扭蛋機「喀喀」，命運的扭蛋又再次掉下來──另有一間新的房子在等我。

搬家讓我重新認識自己，原來我以為我是一個熱愛斷捨離的人，我的搬家費非常省，我沒有什麼大型家具，小車一車台幣三千六百元搞定。

但實際上並不是。喜歡的襯衫我會一次買兩件，喜歡的植物，同樣的買兩棵，書比較麻煩，常會發現一樣的書，有好幾本，並不是因為重複買了所以忘記，而是太喜歡，所以不忍心書流浪在外，所以買回來。台灣的出版品又常有經典作新裝上市的行銷手法，改版必買，就會有很多很多版本。我那些很少的東西，很多都是重複的東西。

搬家讓我更發現我自己，原來有很多扭蛋玩具，藏在我自己都忘記的抽屜。每一顆扭蛋出來的蛋都是未知，我以為我是一個害怕未知、耽溺穩定的人，拉開扭蛋抽屜的瞬間，我並沒有松鼠發現松果的驚喜，比較多的是驚嚇，扭蛋讓我發現我自己，感覺自己打臉自己打得啪啪響。

我究竟是害怕未知，還是熱愛未知呢？動手轉動的可是神的扭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