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富民/學校旁的小白屋

聯合報 文/楊富民
學校旁的小白屋。圖/太陽臉

這場戰爭不如他的預期,總在與共軍作戰

張勇十三歲那一年,看著幾個同學們踢倒班上的課桌椅,奪門而出。前一刻,他們正在讀報:日軍攻進南京。張勇沒有勇氣跟著同學一起從軍,直到六年後,1943年,他正式入伍。

這場戰爭不如他的預期,他想手刃幾名日本兵報仇血恨,卻總在與共軍作戰。他成為偵搜隊的一員,沒有正式的軍裝、軍階,甚至也不一定有軍籍,更多時候像個老百姓般,在共軍的活動範圍內偵查,好讓國軍能洞悉共軍的動向。

對他來說,戰爭結束得莫名其妙。緊急被調去協助國軍的布防,一顆炸彈卻落在壕溝鄰近,「碰」的一聲,張勇失去了意識──再次睜開眼,人已經在重慶的醫院。

那是1945年的夏末,重慶酷熱的天氣讓他難耐,醫院的窗外是喜慶的氛圍,人們在街上張開布條、搭起牌樓迎接軍隊勝利的遶境;醫院的窗內,張勇有種難以言喻的心情,該感到開心或失落,他有些混亂。護士、醫生與老百姓對他投以敬意的眼神,這讓他有些怯避,甚至不知道自己打的是不是抗日戰爭;他想起初中的教室,那幾個同學離去的背影,這輩子再也沒有見過。

回到老家上海租界不到一年,另一場戰爭又開始了。這次他同樣與共軍作戰,跑過中國二十幾個省份,一路撤退到台灣。繼續參與各種戰事,包含1955年的大陳島撤退。張勇跟部隊在美軍援助團的帶領下,協助大陳島一萬多名的居民撤退至台灣。

為了避免留在島上的彈藥成為共軍續攻台灣的物資,張勇與同袍們在暴雨下的海島,整整四天四夜沒闔眼地撤收軍備。他時常覺得那四天彷彿在夢中,一邊推著車,沿著車輪反覆輾出來的泥溝軌道,不用辨別方向、只管一步步往前推,一邊只要閉上眼睛,就會看見老家上海的街,又或是重慶抗戰勝利的喧鬧、埋伏在民居偵查共軍的深夜……但暴雨夾帶著狂風,狠狠打在他的臉上,濺出水花,將他拖回現實。

收回至港邊的軍備最終沒有上船,美軍援助團阻止了他們。費一番勁才明白,軍艦載不下這麼多的物資,只能載人走。他們在海邊將彈藥一個個推入海裡,張勇累得無力抱怨,只能抱著自己的裝備,魚貫上艦艇,搖晃在海面往南駛。一回望,大陳島上竄起濃濃的黑煙,那是他們離去放的火。

我照例帶著酒到他家,卻沒人應門

張勇又當了近二十年的兵,大大小小的戰役未曾缺席,直到最後一年,他成為傘兵,看見一名同袍開傘,人降落在湖面,傘布覆蓋同袍也帶走他的性命──他發現,打仗殺不死他,但可能會死在當兵。於是,毅然申請退伍,但仍被派去台東開墾三年。

退伍後,他想起老長官前幾年的信。信中說,長官住在花蓮山腳下一個小礦村,名為豐田,這幾年產玉,繁華得很……信末提醒他,待來年退伍時,彼此無依無靠,能在豐田一起生活。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認識張勇。

國小旁有間白色的矮房,大人們常告誡孩子不要靠近那棟房子。當時裡頭住著三個老男人,操著濃厚的外省口音。村人們對他們滿懷惡意的猜想,尤其家中有小男童的,更是被再三恐嚇;哪怕其中一個老男人是國小的校工──張勇,大家也難以對其感到信任。

張勇的長官與同袍在十幾年前相繼過世,只剩下他一人獨居在那小白屋。之後,他常出沒在街上,坐在老人館前,聽大家說話談天。然而,由於口音的關係,始終少有人與他對話。自他獨居後,小白屋的傳說不再有人提及,隨著大家對他的認識,「怪人張勇」也逐漸變成「校工張勇」,再成為「老兵張勇」。

我在社區協會服務,因為幾次獨居長輩的家訪與他愈來愈熟識,也才有機會聽他講無數次人生經歷。之後的每個年節,我常拎著他愛的啤酒與鹿茸藥酒送到他家,他總在睡前飲上一大杯鹿茸藥酒暖和身子。

2022年的春節,我照例帶著酒到他家,卻沒人應門,打聽後得知他前陣子跌倒住院,儘管九十八歲的高齡令人擔心,但聽說人都安好,便也放下心來。過完年後,我扛著兩箱營養補給品送去他家,順便慶賀他的九十九歲大壽,到了門口,卻見上頭貼了一張封條與退輔會的公文,大意是這棟房子因持有人亡故且無子嗣,由退輔會安排收歸國有……我仔細讀了三、四遍,突然有點憤怒與悲傷,這一紙公文都稱不上是訃聞。

不知不覺,又隔一年春節,仍然想起張勇。前陣子看村裡的孩子在街上玩耍,有個小男孩跨在單車上,一隻腳踮著地與大家說,國小旁有棟鬼屋。那孩子信誓旦旦地講,門前的封條,是道士封魔的符咒,有一回放學,他曾真的見到、聽到些什麼從那棟小白屋裡……聽了一會,我不禁失笑,原來村裡的新鬼屋是張勇的家。

豐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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