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弘毅／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台灣高中國文課綱論爭

2015年7月22日下午，距離三一八學運落幕才一年多，中央政府機關再度被學生包圍。這次地點在教育部，由一群高中職學生發起，反對高中課綱微調。部分成員在23日深夜闖入部長辦公室，隨即遭到逮捕。一周後，學生組織發言人林冠華輕生，激憤的群眾當晚推倒拒馬，占領教育部前廣場靜坐，直到8月6日才退場。

這場「反課綱微調運動」（又稱「反黑箱課綱運動」），肇因於2014年公告、2015年八月上路的「103微調課綱」，微調範圍包含國文、歷史、地理以及公民與社會四科，其中以歷史科爭議最烈。揆諸幾次高中課綱修訂，歷史科都是主戰場，但國文科也從不缺席，各方長年以「文白之爭」為中心展開論辯，範疇並不止於語文教育，而涉及文化建構與道德價值。

考量本文要發表在文學論戰專題中，我們不妨先問：國文課綱論戰也可被視為文學論戰嗎？

喜愛文學乃至於投入創作的人，固然不可能滿足於國文課堂所學，但只要受過學校教育，他們的文學養成便很難繞開課綱。課綱由政府頒訂，透過教學與考試的落實，形塑國民對文學最起碼而普遍的系統性認知，長時間影響一個國家的文學品味。換言之，國文課綱之爭也是典律之爭。國文課本是讀者數量最多的文學選本，決定了全體國民共同的閱讀經驗。「該以什麼標準選擇？」「該選誰的作品、哪些作品？」便不只是教育問題，同時也是文學問題。

▌語文傳統不只是文學的，也是政治的

只不過，較諸文學史上側重「作者」寫什麼與怎麼寫的那幾場論戰，國文課綱論戰聚焦在「讀者」應讀什麼、為何而讀。兩者乍看殊途，實則經常同歸──都在思考文學與台灣社會、時代的關係。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面對的是現代化與民族文化延續課題；戰後初期橋副刊論戰，台灣文學在政權轉移後的新環境中回顧過去、摸索路線；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作家們開始關懷本土，卻引來「工農兵文學」的指控，舉發者大喊「狼來了」，著眼文學的社會影響力，引爆點也可說落在「閱讀」範疇。

那麼國文課綱論戰呢？讓我們回到2003年，「95暫綱」草案公開後，立法委員指責新課綱「為台獨鋪路」，歷史科課綱召集人張元教授於年底辭職；國文科的部分，文言文占比下降成為輿論焦點。國文課綱小組召集人柯慶明表示，減少文言文是為了「鬆綁」選材，並澄清有些經典如章回小說並非文言文，且文白比例只規範散文，古典詩歌不計在內。疑慮卻未因此平息。2005年一月，「搶救國文教育聯盟」（下稱「搶救聯盟」）成立，以停止95國文暫綱、保存傳統文化、推動經典閱讀、培養人格道德等為宗旨。余光中擔任總發起人、總召集人，余秋雨擔任召集人，張曉風擔任副召集人，共同發起人名單更是文壇星光熠熠。

余光中在聯盟行動宣言〈在外語與方言之間〉中，批評95暫綱將文言文占比由65%降至45%，並反對國文課每周由五節減為四節，以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由必修改為選修。他認為，「新文學之興起，迄今不滿百年，百分比卻要超過數千年的古典文學，實在輕重倒置」，且「語體文的佳作也往往受到古典的啟發」。在余光中眼裡，語文傳統不只是文學的，也是政治的：「短期操作的政治正有形無形地介入教育……如此『去中華文化』的後果，將只留下單薄的『本土化』去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可見增加時數與古典文學、儒家典籍比例，不僅為厚植語文能力與文學教養，也出於對「中華文化」傳承的重視。搶救聯盟後續的論調，基本上不出此文。

▌沒讀過《四書》，就沒品德嗎？

2008年通過的98課綱以95暫綱為基礎，但當年政黨輪替後，教育部長鄭瑞城在審議會議上裁示擱置國文與歷史課綱，兩科因而沿用95暫綱。新政府隨即展開研修，2011年發布的「101課綱」中，文言文占比由三年平均45%改為45%-65%；「論孟選讀」調整為四學分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下稱「文化教材」），內容為《四書》選讀，並「以列為語文類選修為原則」，實質上等於必選。整體而言，101課綱增加了國文節數，也提高了古典文學與中華文化經典的比重。

這個階段的討論，延續了對中華文化傳承的關切。課綱委員謝大寧直言：「我們的子弟又可以開始接受文化傳統的薰陶，這當然是文化教育上的一件大事。」不過，文化教材還肩負了道德教育的期待。張曉風在批評九八課綱時就說過：「只要多學國文就能同時學習品格。」101課綱的文化教材目標也明確寫著「培養道德倫理意識及淑世愛人精神」；課綱委員董金裕更舉捷運讓座衝突為例，認為須透過文化教材薰陶年輕人的品德。

有趣的是，謝大寧對此持不同看法：「《四書》和品德之間，如果做成這樣直接的聯繫，只是騙人而已，一點說服力也沒有。」清大中文系副教授祝平次亦質疑：「全世界那麼多的人沒讀過《四書》，難道這些人就沒品沒格嗎？」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范雲則認為，《四書》的價值體系與民主社會所需的公民道德有所扞格，高中教育「應該是環繞著平等權與弱勢權益等民主的基本原則，訓練高中生的理性思辨。」台大歷史系教授陳弱水指出，對《四書》的推崇已非單純視之為經典，「而近乎宗教性的聖典」，他不反對教授《論語》、《孟子》，但反對獨立成科，因其背後的文化本質主義，「容易導致對人文多樣性和實際生活經驗的忽視，對於文化的生機與創造，也是弊多於利」。

這些討論並未改變馬英九政府的課綱方向。103課綱微調在國文科有兩處更動：一是將課程目標調整為「理解『中華文化』與文明社會之基本價值」（雙引號內為新增），二是為使「選材範圍能夠涵蓋傳統經史子集各部分」，必選經典增列《楚辭》、《荀子》和《史記》。以傳統中國學術目錄分類思考課程結構，呼應了此次修訂對中華文化的強調。

▌課本上的經典如何回應當代

然而，在「反課綱微調運動」中，國文科實處於輿論邊緣；反倒是後來的108課綱修訂，國文課綱引發了激烈討論。這一回，隨著網路媒體蓬勃發展，不少青壯世代作家與教師加入，提出不同於以往的論述。

其中一位是朱家安。2014年十二年國教總綱草案發布，搶救聯盟抗議下調國文必修學分，朱家安則在「哲學哲學雞蛋糕」網站寫了〈高中國文必修學分應砍半〉，以「溝通能力」作為國文列為必修的核心理由，批評高中國文課「花費過半的篇幅和時間，在那些和現代人溝通不太有關係的內容上」，也質疑其道德教養效果。2017年，課審會普通高中分組出現將文言文比例調降至30%的聲音，王德威、曾永義、孫康宜、李歐梵等學者發起「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連署，指陳古典與現代文學彼此交織，文白不應一刀兩斷，並強調文化經典能讓學生「陶鑄審美與想像的能力，宏觀的視野與思想，成為具有文化素養的現代公民」。朱家安甚至撰文檢討這篇聲明的語文邏輯，提醒應對當代語言有更多關切，呼應他對實用語文能力的重視。

朱宥勳的論點也頗具代表性。他在〈找到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中，檢討自95暫綱起便列於課綱附錄的「文言文推薦選文」。推薦篇目本為因應「一綱多本」下的考試需求，並無強制性，但實務上所有教科書出版社都視之為「必選」，導致這些篇目在國文教學與考試中成為「必讀」經典；篇目也從95暫綱的四十篇，刪改至101課綱的三十篇，而108課綱將進一步縮減，引起不少反對意見。朱宥勳認為，這些篇章「不過就是某次課綱制定的審定結果而已，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神聖性」，並主張「先擬定一系列的能力指標，然後再去尋找『適合教習這些能力指標的文本』」，不必然要選擇文言文。

站在支持經典教育立場的，則有高中國文老師厭世哲學家。他在〈回應「批判文言文運動」：國文課的文學價值與人文素養〉中指出，「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無法解決語文能力問題，需要調整的是教學設計與方法；他也批評朱宥勳過度重視能力指標而忽略「人文素養」，並回應朱家安對經典教育的質疑。厭世哲學家認為，教育是為了培養學生過「有價值的文化生活」，而學習經典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因為經典就是曾經形塑文明，又持續影響並支配當代生活的文化精粹」。所以，重點應放在「教哪些經典」與「怎麼教比較好」。

▌教材反映了對未來社會的期待

至此，我們約莫可看出一條貫串高中國文課綱論爭的軸線：經典在國文課中的意義。經典固然不限於文言，但綜觀一系列論爭，焦點確實在文言文素材上。從中輻射出的關懷，至少可歸結出三個面向：語言及文學涵養、文化傳承或建構、倫理與道德教育，盡皆反映出有志者對台灣社會未來的期待。這不禁讓我想起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有人投身現代文學創作，寄託對現代化、啟蒙的思索，以及對台灣人民更理想生活的追求；也有一群人守護古典文學，在1930年代林立的傳統詩社裡，既有對民族文化的焦慮與珍惜，也可看見現代生活與觀念帶來的文學語言碰撞。

以上那些由不同面向對國文經典教育的思辨，至今仍未有定論。2023年區桂芝在一場檢討108課綱的記者會上，宣稱文言文能提升語文能力，並批評課綱未推薦顧炎武的〈廉恥〉，弱化道德教育，便是一例。我想，論戰畢竟是一時顯性的激烈碰撞，背後持續的創作與閱讀，才是真正豐沛的大河。而河的侵蝕、沉積，乃至於改道，總是不斷發生，從此刻開始的久遠來日，這片流域將持續創造新的文學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