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鴻／我的兩次再啟蒙──巴黎與柏林駐村回憶
在我三、四十歲的時候，有兩次駐村經歷，對我影響重大，無論於創作或生命選擇皆然。
▌巴黎夢想之城
1996年我以劇場導演身分申請到文建會補助的巴黎西帖藝術村駐村計畫，為期一年。那不是我第一次長住巴黎。1991年我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拍攝尾聲，跑到法國一待九個月。會選擇法國，是因為大學時受到留法十載的陳傳興老師薰陶，老師的博學與犀利令我無比折服，再加上心慕法國新浪潮電影，一心想看看楚浮、高達混跡的那個藝術原鄉。
自第一屆藝術學院畢業的我，心高氣傲。當完兵幹了六個月電影記者，摸熟台灣影圈；又受邀去寫《牯嶺街》劇本，進窺電影創作和製作的堂奧。獲表演工作坊支持，在實驗劇場以塔可夫斯基的美學改編羅智成長詩〈問聃〉，把我在戲劇系學到的和想反叛的一口氣做完，打算就此告別劇場，之後做電影或做什麼都好。於是款著幾年間狂寫賺來的稿費，邁向夢想旅程。
我聽夏宇的建議選了便宜的盧森堡貨機，在盧森堡落地再搭火車進巴黎。第一次赴歐，原本想念書，到了巴黎卻只想玩。書不念了，過上每天藝術節戲劇節電影節的生活。法文很破，人生地不熟，摸索跌撞卻日有所得。巴黎的劇場和藝術風潮，打破我在藝術學院戲劇系接受的美式專業劇場概念，看見劇場對於文化表達的豐沛能量，以及和社會的緊密連結，重新燃起我繼續投身劇場的熱情。但是剛摸清東西南北，就千金散盡，必須還鄉。還鄉前憑最後一點盤纏，用三個月繞了大半個中國，看遍還沒觀光化之前的古都和新疆雲南，對所謂少數民族的親身體驗，發現漢人越少的地方我越自在，徹底翻轉了自幼對文化中國的嚮往。
回台灣之後，我尋覓各種資源想要辦一本《劇場》雜誌，把我在法國感受的文化衝擊落實在台灣。恰巧《表演藝術雜誌》正在籌備，我就進去擔任劇場編輯。不滿足於文字引介，一年後離開，創辦了「密獵者劇團」，真刀實槍地幹起活來。
西帖駐村計畫出現得恰如其時。離開法國五年間我進修法文，也苦讀劇本，作好準備，這一趟我一秒鐘也不想浪費，一落腳便去預訂了所有重要劇場和歌劇院的季票，一盤不漏地開始飽餐一整年的藝術盛宴。西帖位於瑪麗橋站，往龐畢度中心、市立劇院、巴士底歌劇院，不過幾步之遙，穿越巴黎聖母院，過了河就是拉丁區。這裡不只是巴黎的中心，對於一個來自遙遠島國的青年來說，這裡就是世界中心。
駐村是個奇妙的機制。有的機構會要求以作品回報，但多半只是提供自行放鬆吸收的機會。我力圖把這份福報最大化。巴黎的地利，往來歐洲各國都十分便捷，更不要說法國境內名勝和無數夏日節慶，如亞維儂戲劇節和格勒諾勃表演節，我當然把油門催好催滿。有了西帖據點，我還樂於招呼學弟妹和劇場界好友來訪，擔當藝文導遊，也力邀從未到過歐洲的媽媽，陪她英法德三國暢遊。老爸原本承諾媽媽，錢賺夠了會帶她環遊世界，卻從沒實現過。我從小任性選自己的路，得到媽媽的支持，終於有機會可以稍稍回報。
巴黎是世界劇場的聖壇，那一年我有緣可以看到老大師的新作，比如碧娜・鮑許的《只有你》、羅伯・威爾森的《時間搖滾者》和他導演莒哈絲的《死之病》，都是他們的拔尖之作，一面看一面覺得幸福到可以死而無憾。同時也看到新銳如Dominique Pitoiset導演的卡夫卡《審判》，用一面斜地板的許多地洞創造了詭異的夢魘。難忘在Bobigny的郊區劇院MC93看到柏林劇團帶來海納・穆勒編導的遺作《危險關係四重奏》，主演的國寶級老演員Marianne Hoppe已年近九十，側台傳出的提詞聲響徹劇院，而最後台上冒出一排高聳的火焰也讓我嘆為觀止。兩年後我回到母校執導《巫山雲：靠左行駛》時，便要求舞台設計三米在劇中火燒城堡一景仿效。那大概是北藝大的劇場舞台第一次出現一整排瓦斯爐嘴。
法國各地的公立劇院都由劇場導演領軍，各自開拓出不同藝術視野。比如Nanterre杏樹劇院當時就由年方三十的Stanislas Nordey擔任總監，他導演波蘭劇作家維斯比楊斯基（Stanisław Wyspianski）的《婚禮》一劇，荒謬混亂卻充滿諷刺的風格，讓我對波蘭劇作興起濃厚興趣。返台後為唐山主編「世界經典劇作譯叢」時，就納入了兩齣波蘭前衛經典。巴黎帶來豐沛的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浸染，在我心中播種了無數可以繼續開展的線索。我那時每天將看過的電影和劇場在一冊藍色筆記本裡記下心得，雖然日後從沒有再翻開過，不過完全可以說，沒有那一年的巴黎生活，就沒有今天的我。
▌柏林文藝聚落
2011年的柏林駐村又是另一次震撼教育。位於柏林近郊的萬湖旁，柏林文學協會（LCB）是民間文學組織，卻在文壇舉足輕重──這裡是戰後文學社團「四七社」的大本營。台灣作家的駐村計畫源自唐薇熱心的穿針引線。唐薇是我執導克萊斯特劇作《巫山雲：靠左行駛》時結識的翻譯夥伴，她也從此被拉入劇場。唐薇是個行動派，任何奇想都勇於嘗試。她看到可以透過LCB為台灣作家和德國連線，就積極遊說即將升格為文化部的文建會。幾經周折，我和蔡素芬成為首波「試營運」的作家，於2011年六月赴柏林駐村一整個月。
我對柏林並不陌生，2003年便曾赴柏林詩歌節取經。「密獵者」經營十年結束後，我又在2009年成立了「黑眼睛跨劇團」，開幕戲便是柏林劇作家馮・梅焰堡的《醜男子》。當時我對英國直面現實、形式自由的「新文本」作品深感興趣，也透過英國引介而認識到德國一批氣味相投的新銳劇作家。這趟柏林之行剛好可以一探究竟。
趕在所有劇院暑期休假之前，我不但跑遍柏林劇院和歌劇院，更搭兩小時火車，到漢諾威去看《萊茵黃金》；再兩個小時，便可以到Wuppertal看碧娜‧鮑許。由於德國的劇院和歌劇院都自擁劇團、舞團，可以採定目方式，每日輪換戲碼。於是在同一個月裡，我既能看到十年前首演的名作，由同一批演員持續演出，也可以看到新製作，甚至是世界首演。
德國當代劇場向來以批判性的思考為己任，從歌德到布萊希特到當今劇作家，都在和歷史與社會積極對話。德國也是當代「導演劇場」的發源地，擅長以全新眼光和美學演繹經典。這種藝術風氣吸引了許多國際導演來到柏林創作。我這次就看到羅伯・威爾森與柏林劇團合作的三齣戲：《三便士歌劇》、《露露》和《莎士比亞十四行詩》。又如加拿大導演Robert Carsen已是德國歌劇院的常客，我這次就在德意志歌劇院看到他為科隆製作的《馬克白》，轉移為二十世紀的軍事獨裁，劇終改朝換代卻換不掉威權思想的嘲諷，看得我心有戚戚。歐斯特麥耶在雷寧廣場劇院推出的《奧塞羅》，除了將舞台建造在水池裡，每個演員都浸濕好幾回之外，更大膽選用小鮮肉飾演興風作浪的伊阿果，讓同志情愫成為嫉妒犯罪的動因。他執導的莫里哀《恨世者》，主演Lars Eidinger還把香蕉塞進屁眼睥睨眾生，看得我目瞪口呆。就在那個月，我徹底體驗了德國當代劇場的狂妄野性、百無禁忌，迥異於法國劇場的詩意。
除了看戲，柏林有太多可觀之處。戰後廢墟以不同方式重建與利用，新舊並存的激烈美感衝突，帶來更多活力。例如柏林的遍地塗鴉，便是城市的一大特色。地鐵進出沒有驗票關卡、可以帶狗，也可以飲食，讓人感受到在城市自由移動、自在生活的快感，這是把「管理」置於「人性」之上的台北所無法想像的。剛巧遇上的同志大遊行，更讓人深深認同身為同志的驕傲。
駐村真正的任務是文學交流。抵達柏林當周，我即前往由廢酒廠改造的「文化釀造廠」Kulturbrauerei，參加一場餐廳朗讀會。這間餐廳每周六晚上都辦朗讀，門票七歐，相當一杯酒價而已。當晚有五十多人參加，由德國詩人Dan Richter主持，連我一共五人並坐台上，每人分三輪上前朗讀。有人讀小說，有人讀評論，也有人讀詩，多半是尚未發表的手稿。聽眾人手一杯，聽得如癡如醉。會後有位作家表示，他一年可以接到八十場的朗讀邀約，收入較稿費豐盛，是專業作家的某種維生之道，也能與讀者保持互動。我難免羨慕。只是德國作家臨場表演的魅力，恐怕多數台灣作家都難望項背。
第二場朗讀由我和蔡素芬聯袂登場，就在台灣代表處樓下的咖啡廳。與會有許多德國讀者，包括洪堡大學漢學系的教授帶學生前來參加，把整間咖啡廳快擠爆。旅德的大提琴家林惠君與我即席合作了兩首詩，效果出色。最後一場重頭戲安排在柏林文學協會後院的小舞台，側對令人心胸開闊的萬湖。當天譯者梅儒佩先生特地從慕尼黑趕來參加，還上台幫我誦讀德譯，盛情可感。
我和素芬有幸面晤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荷塔‧慕勒。慕勒本人和善健談，也或許是經受過羅馬尼亞的共產獨裁，她對於台灣作家特別親切而言無不盡。我曾見識過她早期的拼貼詩，一問之下才知道，這是她持續數十年的習慣。當然她用的是德語，但她對德國文壇並不假辭色。她說，德國人有什麼好驕傲的？歷來的德語諾貝爾獎得主，不是被德國放逐、流亡海外（如赫塞、托瑪斯．曼），就是像她一樣的外來者。對她而言，語言不是故鄉，語言所表達的事物，才是該關注的重點。這句話有如暮鼓晨鐘，啟發我重新思考台灣文學的定位。我覺得這是自己從柏林帶回來的最好的禮物。
駐村雖然玩都來不及，但每天接受刺激，也成為創作的有機肥。我在巴黎期間，寫出了《3橘之戀》和《人間喜劇》劇本，返台後真的變成了有題材可拍的電影導演。柏林駐村雖然不過一個月，我也根據駐村經驗寫出了《自由的幻影》，初探白色恐怖的創傷，並在兩年後搬上了舞台。
旅行就是最好的學校，我信這個教，終生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