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宇翔／沒有信念，何來文學──回顧八○年代台灣正名論戰、雙陳論戰

一、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記得異常清楚，當我讀到薩伊德《鄉關何處》，每每被文中有關身分認同的描述給逗笑，因為他總是那麼尖酸，自傷，也因此那股困惑是表現得如此真摯。不免使我聯想起平行歷史中我的家國在一代人心中的自我形象。

父親是美國人，母親屬阿拉伯的Said，一直不曉得自己為什麼要叫這古怪的阿拉伯名字。直到我讀及這段描述：父親為了逃避鄂圖曼土耳其的徵兵，偷偷登上一艘英國郵輪，去往利物浦，開啟成為美國人的命運，當初偷渡的港口，即埃及的薩伊德港。我私自猜想，這或許正是薩伊德名字的來由──他父親的自由。這份自由的代價，是兒子終身的身分焦慮（總被懷疑不夠阿拉伯，也不夠美國），更形塑其命運：介於東西方之間，輾轉流亡，一生在地球上宛如過境。

父親在他十二歲時曾直言不諱：「你永遠繼承不到我一丁點東西。」因此，打從童年有意識伊始，薩伊德就認定自己的身世令人齒冷，未來亦無可期待。永不得要領，永不得安頓，總驚恐於時刻會被打岔、糾正、侵犯、襲擊。他所有的，就是鐵血家教、僵硬體制、永遠的格格不入之感，又不知為何，仍死命努力，想打拚好成績。

闔上書頁後，心中真正揮之不去的，倒不是他個人的命運了，而是那股「格格不入」之感。一個人，在各自廣大（實則不免排他）的歷史板塊下，受到擠壓、堆積、累疊、複寫，仍嘗試描摹自己夾縫求生的輪廓；一道自言自語，在更大的敘事洪流下，深感自我微渺、力不從心、永難妥善，卻總想發出點聲音。薩伊德困惑於「我是誰」，更深遠的前提，其實是，一股說不上來的「不真實感」。或許是一個不安的預感，一種深層的缺陷：像個假貨，不在其位，無家可言。

1981年，詹宏志在聯合報小說獎的評介文章中，引用小說家東年的一句話，描述這樣一種，活在夾縫求生之地的人們，戮力三十年所發出的聲音──小說、散文、詩──「這一切，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

二、乍看是文學方向

少年詹宏志在《書評書目》雜誌發表的〈兩種文學心靈〉說：

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卅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邊疆文學。那意味著遠離了中國的中心，遠離了中國人的核心問題與情感，充滿異國情調，只提供浪漫夢幻與遐思的材料……

生活在2020年代的我們可能難以想像，這段文字在黨國專制其時，本來也就是無關痛癢的。然而，在經歷過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甚至早在三◯年代台灣話文論戰、四◯年代「橋」副刊論戰之後，我們都能聽見本土的聲音，以暗示性的伏流之姿，漸漸擴大流域。回頭來看八◯年代，經歷過七◯年代釣魚台運動、蔣中正逝世、中壢事件、台美斷交、美麗島事件，那正是神話瓦解、壓抑釋放、民主化與黨外運動萌芽的時代。本土派作家強烈抨擊詹文，以幽微的方式，深化了在當時根本無人敢碰的問題──乍看是文學方向，實則是統獨議題。

在戒嚴的氛圍下，八◯年代的「台灣正名」系列論戰，將文學定位問題，隱隱然導向水面下的國族認同問題。高天生提出應將作品放在「台灣文學史」中評估（而不是「中國文學」的框架）；葉石濤在〈論台灣文學應走的方向〉中直接使用「台灣文學」四個字。這在當時，都是冒著被指稱為「文學台獨」之風險來行事的。

在鄉土文學論戰以後，當本土派作家敢於說出，台灣文學「不只是」中國文學的亞流，實則是旁敲側擊地，將問題根本，從「鄉土文學與否」轉而為「台灣認同與否」了。1982年，彭瑞金在〈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一文中，進一步深化論述：「所謂台灣文學，就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台灣經驗的文學。」並強調必須結構出一種抵抗外來壓迫精神的「台灣意識」。

這樣的本土派論述在過去四十年間已成為一種典範，將台灣文學視為自始獨立，反抗壓迫的手段，旨在揭示台灣人被壓抑的「真正自我」。所以當2014年吳晟詩集《他還年輕》的書介明確標註其長年以來的創作觀：「寫台灣人、敘台灣事、繪台灣景、抒台灣情」，如今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三、或許也只是說法

同樣是「抵抗外來壓迫精神」，陳映真曾提出一種「第三世界」的共同經驗，企圖以此並置台灣與中國的文藝情狀，試圖將台灣文學的獨特性，消解於全亞洲、中南美洲「反帝、反封建」的共同個性中，以此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近代文學「不可割切的一環」。陳芳明以筆名宋東陽在1984年發表的〈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中，認同第三世界論完全可以豐富、兼容本土文學論，但是裡頭包含了太多不切實際的「中國意識」，且忽略了台灣的民主化困境、省籍問題。

就如同「鄉土」一說是為了掩護「本土」，「第三世界」之說最終是為了「統一」。就連「左派說法」，或許也只是為了理論建構的「說法」。楊逵、葉石濤的論述有時也充滿了左派「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的色彩，認為台灣自日據時期以來與中國分離，政治、社會、經濟既已歷經大變，必導致出個性完全不同的文學，故「台灣文學」當然有別於「中國文學」。陳芳明在當時就曾質疑陳映真的左派理論基礎：

我的後殖民史觀，乃是以台灣社會、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為主體，在建構《台灣新文學史》時，我對每個階段的文學內容與精神，都能夠以後殖民史觀來詮釋。（……）他（陳映真）真正的理論只有一點：「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除此之外，他便索然無趣了。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

雙方文學與理論的背後，當然都包含了政治。而現實中的政治問題，或許終究要留待現實層面的解決。前陣子大罷免運動下，文學界曾熱烈引用「詩人應當干預政治，直到政治停止干預詩」一句，語出蘇聯作家布羅茨基在1987年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受獎辭：「至少這樣說吧，只要國家允許自己干預文學事務，文學就有權干預國家事務。（To say the least, as long as the state permits itself to interfere with the affairs of literature, literature has the right to interfere with the affairs of the state.）」與其說這是文學藝術的獨立宣言，不如說，是一次「反抗宣言」──源於一股在現實社會中被壓迫，不安，格格不入之感。更有甚者，它「寧取格格不入」。

四、一旦進入情感

學童期間，有一種熟悉的悲哀我記得，尤其在歷史課堂上，老師的敘事口吻引導著，我們的心情隨之跌宕起伏。當唐朝的盛世因安祿山的叛變而急遽下跌，異族展開割據（即便唐朝本因多元文化的總匯交集而造就其盛大），當宋朝因北方外族屢屢入侵而漸漸縮蝕直至覆滅，當吳三桂領清兵入關滿人一統中國──作為「中國人」的國族想像，逐漸因歷史中勝敗的消長（尤其在敗北時）而構築其堅固的模樣。那純粹的敘事聲腔是多麼有力，而這想像中的形象，這血緣的神話，終於，因著前人的努力積累、主權意識的逐日明朗，隨著一個孩子知識範圍的慢慢擴張，而徹底崩解、除魅了。

中研院學者蕭阿勤曾在2005年一篇論文中指出：「文學的問題只有在政治上依賴國家權力才能得到解決；兩人（葉石濤與陳映真）都寄望國家主權與認同的確立，以解決文學身分的問題。」文學所反映的身分政治問題，確實是無可規避的──基於不同歷史敘事、認同建構的衝突，是人們對現實認識、整體意義形構的對立，那是「世界觀的衝突」。人們無法脫離敘事而建立自我，我們也很難想像人可以輕易改變，甚至揚棄那些界定他生命意義的故事，尤其，在長久的集體建構下。因此，要解決一個社會中涉及集體敘事認同衝突而來的政治紛爭，不應該一廂情願地寄望於，衝突的各方可以輕易改變、放棄其生命故事。

基於此，蕭阿勤特別提到，在相對「純真無邪」的六◯年代，葉石濤曾深切寄望本省籍作家能夠「把台灣人的命運看作整個人類生活的一環，追求人類的理想主義傾向，將使台灣作家走向了坦坦大道，敲開通往世界文學之門，而這正是每一個作家夢寐以求的課題」。並且檢討「只是雙腳陷於誇張的鄉土觀念的泥沼裡，久不能自拔，這也使台灣作家永遠活在閉塞又狹窄的囚籠」。

而陳映真在七◯年代的文中也曾反省：「知識人按著他們既有的教養、知識和癖好，去解釋世界，去評斷一切的事物。而這些教養、知識和癖好，又無不有其強烈的黨派性。（……）而這緊張起來的黨派性和知識分子的意識，恐怕正就是知識人墮落成為各種樣式的教條主義者的最根本的原因罷。」人類不可能永遠只把認同與敘事當作策略，認同與敘事一旦進入情感，就會反過來形塑人。任何敵對，一旦變成新的本質化敘事，都可能走向另一種教條。

然而，生存在長期壓抑、失語的歷史中，有策略的主體性建構，本來就是必要的。若沒有八◯年代本土論述的強力發聲，今日台灣主體性的話語空間根本無從存在。並且，由於論爭伊始，話語權的不對等，我們深知弱勢者就是必須使用強力的方式發言，才能獲得關注，而強勢者往往也以一種穩定堅決的態度去拒絕。

但時間，會慢慢轉移話語權的角色，今後，話語權會慢慢落向我們（弱勢者），而我們或能提前發現一件事：當天平慢慢平衡，乃至傾向我們這邊時，我們的強力發言，是否會像是強勢者當年對待我們那樣，弄傷對方，以至於壓迫了對話的可能性？我們是否還保有倫理上的警覺，意識到自己或許遭到歷史敘事的形塑，而不僅止於將異己視為落後、錯誤、尚未覺醒。就像我們的初衷與前提，是對一個更好世界的希冀，與當初，我們懇切要求對方認同的心情，並無二致，且始終如一。

五、接受這份命運

對流亡者來說，這世上沒有任何事情是天經地義的。流亡者始終同時看見兩個世界，因此不容易完全沉溺於民族、國家與歷史神話所製造的幻象。他始終拒絕將任何國族敘事神聖化，即便是自己所屬的一方亦然。

最終，薩依德在回憶錄《鄉關何處》中給出的安身立命之道顯得既蒼涼又堅毅：既然歷史的洪流已經將我們推向了「格格不入」的境地，讓我們注定要在多重身分間流轉，那麼我們就接受這份命運，做一個最清醒的流亡者。這種清醒，意味著不再試圖尋找一個完美的避風港，而是在漂泊中建立起一種批判的尊嚴，以及抵抗壓迫的信念：擁抱複雜性，讓昨天那些困惑耳目的不諧和音，轉化為今天立體且具穿透力的交響樂──並成為明日行動的靈感和契機。

世局總在動盪，沒有信念，何來文學？雖然我們並不天真地相信，僅憑質疑與自省，就足以抵達自由。但是這數十年間，日日邁向成熟的台灣主體性，正是建立在擁抱複雜性之上的。而「寧取格格不入」的文學藝術，始終，抱有理解他我的悲願與甘願。過往這些焦渴於知識，大膽鋪設世界觀，時而又自我反詰的喃喃細語──我們所謂的文學──似乎是這世上，唯一一種在理解現實上「絕非折衷」的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