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樞／請回答1970s：如何鄉土，怎樣文學？
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鄉土」一詞的意涵，隨著時代變遷而更形複雜。1970年代之際，「鄉土文學」成為風潮，知識分子與作家一面回應當下現實，一面追問「如何鄉土，怎樣文學」，甚而引發一場「鄉土文學論戰」。時至今日，學界仍不斷研討這場論戰的意義。
依據張誦聖的分析，1970年代的台灣文學場域中，主導、現代、鄉土、本土四個文化形構，彼此互動與競合。大抵而言，「主導」文化指官方意識形態，奉行反共與中華文化復興；「現代」文化主要指西方思潮，尤其是學院派的現代主義，以白先勇、王文興創辦的《現代文學》為代表；「鄉土」文化具有批判精神，注重現實主義，中國民族意識強烈，典型如尉天驄、陳映真所屬的《文季》集團；而「本土」文化亦看重鄉土與現實，但更加強調台灣本土意識，葉石濤參與的《台灣文藝》是為標竿。
▋文學必須介入內憂外患的現實
戰後「鄉土文學」發展的重要時刻是在1970年代。蕭阿勤指出由於對釣魚台事件、退出聯合國等台灣在國際地位上一連串外交挫敗的危機感，加上美國與日本在跨國資本主義中對台灣進行經濟殖民與文化侵略的焦慮，激發了具有民族意識與社會關懷的「回歸現實世代」，知識分子與作家體認到必須積極介入現實，反思各種政治問題，並尋求文化自主，以回歸鄉土抗衡西化風氣。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王拓、楊青矗等作家描寫這片土地上人民的處境，鄉土文學運動蔚為潮流。而島嶼的過去亦備受重視，知識分子致力尋根，挖掘探究日治時期的歷史記憶，讓被忽略的台灣新文學傳統得以重返視野。
過去在美援文藝體制下，現代主義思潮興盛。知識分子逐漸有所自覺，不滿於現代主義的個人、菁英取向。《文季》集團批評現代主義小說在形式上過度西化，盲目模仿；而在內容上僅著重主觀情感與內在世界，脫離現實。於是他們提倡現實主義扭轉文風，講求反映社會現象。實則現代主義小說有其文學成就，但在當時的思路中，現代主義背離現實主義的社會關懷，兩者因此被相互對立起來。
以現實主義手法為主的鄉土文學，描寫時代轉型中底層人民的生活困境，現代化下的社會問題，引起親官方文人的忌憚。1977年四月，《仙人掌雜誌》「鄉土與現實」專輯出刊，其中有數篇文章涉及鄉土文學的討論，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論述並陳，點燃「鄉土文學論戰」的戰火。
▋政治意識形態對鄉土文學的批判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以富有活力的「鄉土文學」對比迷茫蒼白的「西化文學」，認為「鄉土」意指「台灣這個廣大的社會環境和這個環境下的人的生活現實」，從而界定「鄉土文學」是「根植在台灣這個現實社會的土地上來反映社會現實、反映人們生活的和心理的願望的文學」。但為了避免觀念混淆，應正名為「現實主義文學」。
而銀正雄〈墳地裡哪來的鐘聲？〉、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則非議鄉土文學。此後有更多知識分子加入探討，產生正反論辯。八月《聯合報》刊登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余光中〈狼來了〉，二文從政治意識形態上批判鄉土文學，使文壇充滿劍拔弩張的氣氛。
十一月彭品光主編《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出版，代表官方立場，多數文章指謫鄉土文學的問題，主要在於左傾特質與地域色彩。官方高舉反共旗幟，對左派保持警戒，銀正雄、彭歌、余光中都指陳鄉土文學含有階級對立的想法；而官方倡導愛國思想，嚴加提防分離意識，朱西甯便以為鄉土文學趨向褊狹的地方主義。
▋隱微在修辭中的左派追求
面對質疑，鄉土陣營紛紛撰文商榷和答辯。事實上支持鄉土文學者大多認同中國民族主義，不過鄉土文學確實具有左派精神。在威權統治下，左派是敏感禁忌，鄉土陣營不能明說，只能有限制地以曲筆隱微表達，或運用符合官方政策的言論虛與應付，作為保護色，是以在諸多關於文學的討論中，總是附帶了一些政治辭令。
尉天驄〈我們的社會和民族精神教育〉（《中國論壇》，1977年七月）闡明「七○年代的民族本位的回歸」，是「對六○年代西化運動的否定與修正」，標舉民族精神的重要性；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仙人掌雜誌》，1977年七月）以民族文學詮釋鄉土文學：「文學在創作上以現實主義為本質的所謂『鄉土文學』的文學思潮，展開對西方附庸的現代主義的批判，提出文學的民族歸屬和民族風格，文學的社會功能。」
當時亦有不少知識分子出面聲援鄉土陣營，如任卓宣〈三民主義與鄉土文學〉（《夏潮》，1997年八月）將鄉土文學視為三民主義文學，徐復觀〈評台北有關「鄉土文學」之爭〉（《中華雜誌》，1977年十月）則表示鄉土文學可以充實民族文學、國民文學的內容。而胡秋原〈談「人性」與「鄉土」之類〉（《中華雜誌》，1977年九月）主張文藝創作的自由，勸告官方不宜介入打壓鄉土文學。
▋現代派對鄉土文學的觀點
儘管以台大外文系為中心的現代派備受批評，但其成員較少涉入論戰，即使參與討論也不在前線。王文興曾以一場演講「鄉土文學的功與過」作為回應，根據演講紀錄（《夏潮》，1978年二月），他認為「鄉土文學的創作本身重視現實生活，確實有它的功勞」，也擴充了台灣文學的描寫範圍，不過他反對「鄉土文學的文學理論」，不贊同文學以服務社會的目的。可見現代派的文學自主論，與鄉土派的文學功用論，存在文學觀的差異。
而顏元叔雖任教於台大外文系，引介現代西方文學理論，但特別的是他提倡「社會寫實主義文學」，其〈我國當前的社會寫實主義小說〉（《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77年九月）贊成「就鄉土文學言鄉土文學」，因為鄉土居民的人生值得以文學發掘，然則他不同意鄉土文學作為口號或派別。其說法表現人文主義的觀點，與鄉土派理念也有所不同。
▋本土葉石濤、左翼陳映真：同是鄉土，各有表述
然而，訴求回歸現實的鄉土文學，究竟歸於胡底？鄉關何處？鄉土陣營內部出現了不同看法。葉石濤於1977年五月在《夏潮》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拓展其〈台灣的鄉土文學〉（1965）的論述。他提出台灣的歷史敘述，並回顧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傳統，接續到當時的鄉土文學。他以為台灣鄉土文學作家具有「現實意識」，以及「跟廣大台灣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台灣意識」，採取寫實主義手法，因此「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呈現反帝、反殖民的共通經驗。
可是回應葉石濤的卻是陳映真，他於六月在《台灣文藝》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重申葉石濤現實主義的說法，但指明「台灣意識」忽略「以中國為取向的民族主義的性質」，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應放在中國近代反帝、反封建歷史的一環中，故而「台灣鄉土文學史」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史」。由此可見，兩人雖同屬鄉土陣營，但對於「鄉土」的理解是歧異的。
如前所述，鄉土陣營的主力多數認同中國民族主義，像葉石濤這樣的本土派聲勢薄弱。值得留意的是，葉石濤的文章發表於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夏潮》，而陳映真的文章則發表在台灣本土立場的《台灣文藝》，顯示當時兩造的主要方向是相近的，此一不侔在論戰中並未被激化，暫且按下不表。直到1980年代，國族認同的差異逐漸明朗，鄉土陣營中的本土派與左統派終於分道揚鑣。
▋論戰平息，思辨仍持續
1978年一月，官方召開國軍文藝大會，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將鄉土文學定調為國家、民族之愛，以「團結鄉土」終結戰火，鄉土文學論戰就此落幕。據傳是因胡秋原、任卓宣等國民黨中的開明知識分子，以及徐復觀等具有地位的學者為鄉土文學辯護，才避免官方進行肅清。
四月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出版，代表民間立場，收錄的文章呈現論戰中各方觀點。鄉土文學論戰雖然平息，但知識分子仍不斷探求「鄉土」與「文學」的含義，對這場論戰亦有不同的歷史詮釋。
對於左統派，陳映真〈「鄉土文學」的盲點〉雖並無直接寫出「第三世界文學」，卻是運用這個概念剖析台灣文學的先聲。日後他持續建構此一論點，將台灣文學的反帝國、反殖民，放在第三世界文學的視野中。而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意義，在於突破戒嚴體制的思想禁區，讓消聲的左翼傳統得以復歸。
對於本土派，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接續了戰前與戰後的文學傳統，他所申論的「鄉土文學」，隱然是「台灣文學」的借代。他陸續交出《台灣鄉土作家論集》（1979）、《沒有土地，哪有文學》（1985），以及《台灣文學史綱》（1987），為本土文學論奠定堅實的基礎。就此而言，透過鄉土文學論戰的契機，被壓抑許久的本土派逐步昂揚。
回歸現實的浪潮，標誌著知識分子的覺醒，他們展開對現代性的反省、對在地性的思考。而作家豐富多元的鄉土書寫，對內容題材、語言使用、表現手法的思辨，在在深化台灣文學的內涵。
實則台灣文學的發展，在地緣政治的網絡中交織著跨國脈絡。1974年一月，在北美投身釣運的郭松棻於香港《抖擻》雜誌發表〈談談台灣的文學〉，這篇文章的觀點被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大量引述，郭松棻於是間接成為鄉土陣營論述的立論者之一。由此觀之，台灣文學始終與世界的脈動共振。
「鄉土文學論戰」非唯爭論文學，關於歷史、文化、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等問題皆有大規模的討論。這場論戰可視為官方與民間的交鋒，由民間發動的力量接連衝撞，使官方威權漸次鬆動，異議言論空間擴大。在這個意義上，「鄉土文學論戰」展現一個世代知識分子的思索與求索，象徵朝向新局面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