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立峰／在每個人的故事裡

「1966年，巴爾的摩充滿祕密，可是梅迪一無所知。」《湖中的女人》（蓋亞出版）的書封介紹以及同名改編影劇裡，都是用這句文案當標題。不過這部小說其實主線很單純，意外成為兇案第一發現者的離婚婦人梅迪，成了在地報紙《星報》的特約記者，完成自己的寫作夢想。在此前已經當了二十年家庭主婦的梅迪，猶如籠中豢養金絲雀──這也可能是六◯年代的女性婚後的普遍寫照。一度無以維生，甚至典當她二十年婚姻的鑽戒時，都只得到了當初丈夫購買求婚時的半價。

發現命案，成為報社特約作者後，梅迪發現了另外一樁命案──名叫克麗歐的非裔女性陳屍湖中，整整五個月才被發現，然而這件事卻幾乎沒有如前面一樁猶太裔女性的命案獲得社會關注，於是這個記者圈的新手梅迪著手調查這兩起命案，此決斷卻也讓自己身陷危險之中。

從關鍵詞堆垛起來，《湖》的設定很難不讓人聯想與女性、種族、社會背景等進步價值有關。對克麗歐來說，她只是底層社會的非裔女性，在六◯年代一個社底女黑人之死，有太多刻板印象了。犯罪，賣淫，毒品，甚至沒有放進報紙報導的價值。這也就是克麗歐自述的──「活著的時候，我是克麗歐薛伍德，死了我就變成湖中的女人，不堪入目，支離破碎。」在小說裡克麗歐雖死猶生，成為其中一個章節的敘事者，每每跳出來diss（嘲諷）女記者梅迪。

然而梅迪可謂是克麗歐的另一個對照組，如湖底湖面的鏡像，光可鑑人。1965年十月梅迪才下定決心離婚，選在她生日後的二十天，聖誕節之前，離開二十年的舒適圈。在性別、種族、社會階級諸多不平等的六◯年代，梅迪如何立足於巴爾的摩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

說到敘事者的轉換，這也是本部小說相當值得一提的部分。敘事學有所謂多重敘事或單一贅筆等技術，但《湖》在主線女記者梅迪與她的調查事件部裡，用的是第三人稱限知視角，到了被害者克麗歐則轉換成第一人稱自敘的視角──且出版社很細膩地將克麗歐敘事的段落以灰階漸層轉黑的紙張印刷，用以區隔。更精采的部分是除了這兩條主線之外，與梅迪接觸的報社同事，前任情人，流當鋪的店員，餐廳的女服務生，甚至金鶯隊的球員，都在整個故事裡占有一席之地。

這些所謂扁平人物或支線劇情，以第一人稱敘事者「我」的方式呈現，似乎想要形塑出巴爾的摩之共同體。在六◯年代，尚無虛擬社群，人與人關聯緊密，在各個敘事者自陳身世，回顧與主角的交集錯身時，我們體會到某個人都站在自己故事裡的聚光燈下。這可能也是這本小說刺穿性別、階級、膚色、族群之後要詰問的──人有等差嗎？媒體的關注，社會的同情與理解，到底是如何投以焦距的？或許這幾年所謂政確風格當道，這樣關注小敘事的新歷史主義思考成為主流，然而也就在這樣的層層剝筍的發掘裡，我們穿越迷霧，發現湖中女人的背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