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志峰／蒙迪安諾：記憶的囚徒，街道的召喚

▋巴黎記憶的囚徒

2015年10月31日，前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蒙迪安諾（Patrick Modiano, 1945-）接受《衛報》（The Guardian）的專訪時說：「我成了巴黎記憶的囚徒。（I became a prisoner of my memories of Paris.）」這句話幾乎為他自己二十多部作品定調。他為什麼這麼說？他為什麼對「記憶」這麼執著？而蒙迪安諾又如何走進我的生命？

2006年，莒哈絲最負盛名的經典作品《情人》（L'Amant）在允晨重譯出版（編按：本文作者為允晨文化發行人），原本屬意的譯者是蔡淑玲教授，不過她推薦了北京大學王東亮教授，開啟了另一本書的合作契機，這本書就是蒙迪安諾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Dans le caf│ de la jeunesse perdue）。法文原著出版後，法國著名的《讀書》雜誌評為「2007年度最佳圖書」，沒多久中國大陸就有簡體字版，不過，王東亮希望台灣能有新的譯本出版，因此2010年，蒙迪安諾再度進入台灣讀者的視野。蒙迪安諾在台灣的作品當時已有《戴眼鏡的女孩》（Catherine Certitude）、《暗店街》（Rue des boutiques obscures）等書，不過，我始終對一本還沒有出版的《環城大道》（Les Boulevards de ceinture）懷有懸念，這本關於青春迷失的故事既然來到眼前，我於是出版了。

可能因為小說的時代氛圍與背景，或者敘述的語調平緩，讀者在閱讀時多少感覺困惑，並沒有因為咖啡館或青春等關鍵詞而獲得青睞，反應平淡。2014年，蒙迪安諾獲諾貝爾文學獎，這本書才重回台灣讀者視野，一時洛陽紙貴。我也開始了重新尋找蒙迪安諾之路，回頭出版他的《環城大道》。我始終沒有完整讀過這部獲得法蘭西小說學院大獎的作品，找了中央大學法文系林德祐老師翻譯。

▋在小說中安置了「中性地帶」概念

《環城大道》最早出現在《聯合文學》雜誌上，當時由詩人初安民主編，1990年開闢了「國際文壇熱線」，邀請鄭樹森教授介紹世界文壇名家，廣開讀者的視野，我則是在後來結集出版的《國際文壇十二家》看到蒙迪安諾的專訪文字和作品摘譯，才有了印象，擔任翻譯的是作家蓬草。我對蓬草印象深是因為正在編她的散文集《還山秋夢長》。這篇專訪最有意思的是標題：〈不予回答〉。蒙迪安諾對訪問者的提問有許多的空白，感覺木訥或其實不想說，也許是因時代的背景脈絡很難在三言兩語中說清楚，專訪附錄的作品正是《環城大道》。這篇節譯，選的是小說中父子分離多年之後重逢的段落，父親帶著兒子去尋訪巴黎舊城鐵道，一邊訴說自己的雄心大志，回住處的路上在等地鐵時，兒子（主角）發現自己被人推下鐵軌。幸運獲救後，被帶往警察局做筆錄，警察問案過程中兒子發現推自己下鐵軌的正是父親。為什麼有這樣的情節？作品背後反映的又是怎樣的親緣關係與創傷？作品譯到這裡，戛然而止。這個未讀完的故事多年後隨著《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重上心頭，才有了《環城大道》的出版，以及後來的《記憶幽徑》（Memory lane）問世。

回頭說閱讀《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這本小說的體驗，最讓我著迷的是小說的敘述聲調，他明明在說著一個時代故事，但不指明確切的時間，營造一種朦朧氛圍。他的敘述會給留在學校牆上的彈孔一個特寫，然後飄過去，繼續去找尋其他人的生活路徑，好像彈孔是個意外，就像是巧遇的人。只是這種偶然的邂逅卻拉出了歷史罅隙，主角陷入了不由自主的追尋，好像追尋到了就可以解開生命的謎團，或是拼出遺忘的記憶。這部小說最神奇的部分是他在小說中安置了「中性地帶」的概念，像現實生活中的浮島，成了脫離現實困頓的藏身所，不被糾擾。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語彙，有一種驚喜，也有一種自省：我們有沒有自己的中性地帶呢？而人生可以一直停留在那裡嗎？

我開始關注他的其他作品，發現他拉出一幅心靈地圖，通過街道市街可以抵達心靈的遠方。他筆下的巴黎街道，隨著人物的流動而立體起來，好像一張3D地圖，浮標隨時可以點開，進入新的連結，不斷開展，書中人在街道行走奔跑穿梭飄盪，近乎著魔。何以故？他在《衛報》的同篇專訪中說：「建築物喚起人們的回憶，場景越精確，就越符合想像。當我還是個孩子和青少年的時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這些印象如此強烈，以至於一個人成為了自己記憶的囚徒。」這就是他迷失或尋找或逃逸的開始。作家如此耽溺，到底是經歷怎樣的童年創傷？他彷彿是在街道的漫遊中架構起了自己的安全地帶，像一隻受傷的小獸，安靜地舔著自己的傷口。蒙迪安諾在2010年的小說《地平線》（L'Horizon）中曾這樣描述書中主角博斯曼斯：「他永遠不會忘記街道的名稱和建築物的數量。這是他抵抗大城市的冷漠和匿名，也許還有生活的不確定性的私人方式。」抵抗冷漠，作品中的每個主角原來都是蒙迪安諾。

▋戰爭的孩子

蒙迪安諾喜歡說他是「戰爭的孩子」，因為他出生於1945年。他小說中的神祕與朦朧氛圍和他父親阿爾伯特‧蒙迪安諾（Albert Modiano）脫不了關係。老蒙迪安諾一生行止如謎，出生於一個西班牙家庭，經義大利、希臘和埃及來到法國，戰爭年代他化名躲在巴黎，以黑市交易謀生，曾被捕，但神奇地逃脫了猶太人的圍捕。蒙迪安諾花了一生的時間試圖理解他的父親何以能夠毫髮無傷地度過那些年？他的母親路易莎‧科爾佩恩（Luisa Colpeyn）在德軍占領期間抵達巴黎，在納粹管理的電影製作公司工作。兩人相遇，結婚生子，卻經常隨劇團巡迴或拍攝電影，成了缺席者。他們把蒙迪安諾和他的弟弟魯迪交由外祖母照顧，兄弟倆於是從一個寄養家庭送到另一個寄養家庭，與父母相處的時間很少。1957年，十歲的魯迪因白血病去世，蒙迪安諾從此成了孤獨的人，蒙迪安諾早期的許多作品都是獻給這個相依為命又早夭的弟弟，他真實的親人是他自己所建立的，就是他的太太和兩個女兒。他的父母後來離婚了，當他成年後再度見到的父親已是一具屍體，於是他處理了後事，就像《環城大道》中所寫的故事，不過，這部小說寫成時父親其實還沒有過世。

和父親相比，母親則為他的文學事業給了敲門磚，母親的一位朋友帶他參加了伽利瑪出版社的酒會，他從此立志成為作家。1968年，他的第一本小說《星形廣場》（La Place de l'Etoile）在伽利瑪出版社出版，並獲得羅傑‧尼米爾獎（Prix Roger-Nimier）和費內翁獎（Prix Fénéon），一鳴驚人，正式進入文壇。1973年，與法國著名導演路易‧馬盧（Louis Malle）合作創作了電影劇本《拉孔布‧呂西安》（Lacombe Lucien），影片描述的是一個法國男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拒絕參加法國抵抗組織後，加入了法國蓋世太保。他同時也創作舞台劇本和寫歌，創作面向廣，總的來說，他的母親為他打開了文學和娛樂的世界，而他的父親，則為他打開了黑幫世界，也一直引他回溯二戰時期，戰爭中的巴黎。

▋寫作是一種奇怪而孤獨的活動

2014年，蒙迪安諾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致辭詳述了自己的創作觀，訊息量豐富，只能擇要介紹。比如他談「寫作」：「寫作是一種孤獨的奇異行為。剛寫小說頭幾頁是備感挫折的時刻。每天都覺得自己走錯路了。」相信許多創作者也有同樣心情。他也回答了為什麼「寫小說」：「這種願望，想解開謎題卻不見得成功，還有想穿透神祕的企圖，讓我有了寫作的慾望，彷彿書寫和幻想可以幫我終於解開這些謎題與奧祕。」只是，他何以對街道如此著迷，近乎著魔？他說：「一座城市的每一個區、每一條街，都喚起一個記憶、一次邂逅、一起傷痛、一段幸福時光。而往往同一條街都繫有你一個又一個的回憶，以至於多虧了城市表面形貌，你的一生層見疊出，重現於你的記憶中，彷彿你就可以將這些層層疊疊加在複寫本上的書寫予以解碼。」街道記憶的重建也在重建為人遺忘的自己或他人的歷史，滿滿的生活印記。對於頒獎辭稱他的作品：「用記憶的藝術，喚起了最難以捉摸的人類命運」，他的回應是：「此一讚詞，不只關乎我個人。它關乎一種特殊的記憶，試圖收集過去的些許渣滓，以及無名氏和陌生人所留在世上的鮮少鱗爪。」關於「記憶」的核心命題，他認為：「普魯斯特的追憶重現了過去的每一細節，鮮明得像一幅活生生的畫。我覺得今日的回憶不再如此確定，回憶必須不停與健忘和遺忘抗衡。由於這層遮蔽住一切的大規模遺忘，我們只抓得住過去的片段，斷斷續續的痕跡，逐漸消失、幾乎捉摸不到的人類命運。」這也是何以記憶是生命無法承受之重的緣故。

簡言之，蒙迪安諾看似輕描淡寫的故事中有時代深切的傷痛與自身的創傷，他像偵探小說般的敘述讓法國讀者趨之若鶩，如果台灣讀者可以進入這樣的時代脈絡，就更容易進入他的小說世界。至於我，蒙迪安諾像個斑衣吹笛人，把我重引上街道，我於是開始在街道晃遊，尋找黃昏的故鄉。

（本文所引用蒙迪安諾獲頒諾獎致辭，選自繆詠華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