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宇翔／整整的一生是多麼地長呀

時    間：2024年8月3日（六）13:00-15:00

地    點：聯合報總社101會議室

與 談 人：李欣倫、黃崇凱、楊澤（按姓氏筆畫序）

主 持 人：楊佳嫻

參與同學：王以安、李育箴、范可軒、范致綾、陳映筑、黃予宏、劉子新（按姓氏筆畫序）

文／蕭宇翔記錄整理　

文學獎的效應並不止於放榜的一刻，除了得獎評語、決審紀錄，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每年亦舉辦「選手與裁判座談會」，得主與評審共聚一堂，讓熄燈下場的球員們，向眾裁判「擊球」致意，各式提問如曲折繞道的變化球紛沓而至，而評審們的回應，往往將球向場外擊遠，如深夜流星，呈可茲欣賞的拋物線。

▌傳統的與現代的

閱讀時除了挑選現代作品，是否也該大量吸收古典文學呢？范可軒的提問使黃崇凱聯想到了自身閱讀匈牙利小說家桑多·馬芮《餘燼》的體驗。二十多年前該書甫於台灣出版，曾有論者稱許它與卡夫卡、托馬斯‧曼齊名，黃崇凱初閱後感應不深，懷疑言過其實。二十年過去，隨閱歷漸深，期間他也重溫數次，並在實地探訪布達佩斯後，才慨然震撼，完整地體驗了此前所未能體驗，「餘燼」的幽微火光。這一切似乎是「狀態與流程」，創作者隨內在的轉變，應和不同書單，實則是建立出對自我的認識。當我們與不同作品中的語感、腔調、故事風格相周旋，或產生共鳴，正是在校正自我的探測雷達。感悟有遠近之分，從而也發覺自我固著之處，與變化的可能。

楊佳嫻認為，閱讀的確，常常是由一本書索引另一本，呈飛躍姿態。閱讀邱妙津時就更想理解書中所提的太宰治。找來後者的書之後，太宰治其書其人，又梭織了當時代日本文學的前後作家群，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芥川龍之介等。隨連貫的閱讀激情，這些文學不一定氣味相投，但頗能從中學習，欣賞與自身生命氣質不同的其他狀態。古典文學更是如此，她體認到，往往是來自古典地層的養分，暗中助她更加照見了現代文學的霧中林相。

▌文學大廈的地基

寫作的焦慮似乎不只在於書單永無止境，甚至還包括：創新程度、技術性、社群影響。陳映筑便問到，是否該參加詩社或寫作會？作品的完成是否該透過頻繁與人交流？王以安則問到，社群媒體的口語化特徵、頻繁換行分段、省略標點符號，是否會惡性地影響寫作者的語言狀態？楊澤回應，參加詩社最主要的好處其實是認識寫作上的朋友，留下深厚的回憶，對未來可能有決定性的作用，成為人生旅途的一部分，是屬於文學的內功。而文學的外功，這座大廈是怎麼樣的呢？文學的大廈層巒疊嶂，單就古典文學就有很多層，而每一層又有許多類型。口語的、通俗的，見於網路、臉書上的，其實，是文學的地基──俗文學是雅文學的基礎建築。我們如今很講究書面閱讀與寫作，可實際上不斷地「講和聽」，話家常，與人交際，專注於他者的世界也同樣重要，文學的大廈通體開闊，並非只有現代派的內在展開與獨白，「講和聽」在實際生活中具有一種優位性，而適度結合純文學與口語，所能抵達的也絕非只是俗濫、粗鄙──我們可以更樂觀地看待網路社群。

李欣倫也提到，口語性、標點省略、換行分段，在一定的主題趨指下，其實可以構成特定的書寫策略。結構上的鬆散未必不好，還可能使性格豐富，同時創造文學價值。黃崇凱、楊佳嫻則以鯨向海的詩作為例證，認可其詩在社群時代之初，迅速捕捉了一種有異於漢語新詩傳統的當代語言，更加生活化地，重塑了詩的風景。然而，鯨向海也並非無知於新詩傳統，相反地，他知之甚深，熟讀過往作品，更以此為地基，嘗試建構新的語言狀態。

▌意義的焦慮，意義的遊戲

當形式上的問題獲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決，寫作者們不免開始追問，那麼內容呢？黃予宏向評審們問道，文學作為思考與討論的工具，既然與現實推動無涉，那麼，它真切的意義是什麼？范致綾也問道，當書寫關涉他人時，該如何確保自己的文字不會造成傷害？李育箴則問及，書寫弱勢群體是否會成為一種消費，甚至是傷害？楊澤首先引用了奧登悼念葉慈的名句：「詩歌不能讓任何事發生」，以及阿多諾：「奧斯維辛以後，寫詩是野蠻的」，來呼應該問題。意義在作者端是原意（meaning），而在讀者端則是涵義（significant），涵義是與各時代紛繁讀者所發生的相關性，橫跨不同的種族與階級，更加蘊藉，卻未必不貼切。意義是一個大寫的問題，凡是大寫的都不免有些可疑，而涵義卻是可以追求的，透過幅射、折射，並不絕對，也不設限於他人。對亞里斯多德而言，詩不是歷史，而是虛構，透過情節的模仿，創造另一種真實。而我們追求「真切」，往往是一種欲深入骨髓的想望，讓文學與人生達到一種體貼，甚至切膚的關係。大寫的意義並非骨髓，骨髓，實是我們在人生旅途中的實踐，以及價值的選擇。文學的本質既已是虛構，它是意義的遊戲，透過語言的自我辨證，完成它自身內部的情理法。維根斯坦說：「想像一種語言，就是想像一種生活方式。」我們如何去想像語言，如何透過想像，來使用我們的語言？這樣做，已經是在我們的生活裡，實踐著文學。

楊佳嫻則舉出唐捐近作〈詩不能〉來闡釋，詩不能控訴，捕捉，或安慰，甚至無力哀悼，詩不能把憤世調整為慈悲。「詩只是銘刻。／並不負責放下。」換句話說，人類比想像中來得更加擅長遺忘，而文學為記憶留下人文蹤跡，可謂務實之舉。其出入公共與私密之間，相互涉越，使最私密的書寫，也可能引發極公共的思考（身體，醫療，性別，權力）。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即是一例；李欣倫則回應，當我們思考文字所帶來的傷害時，可以回到寫作的初衷，最核心的目的。我們的書寫是否定型化了某些人事物？我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柔焦？但若我最終決定通盤托出，是為什麼？自我該如何面對？作品一定要立刻發表嗎？一定要寫入對方真名嗎？是否可以使用代稱，並用筆名發表？這些都可以協調應對。散文的姿態除了自剖，也可以悠閒漫步，可以隱去硬性內容，可以詩化，使用相對舒坦，也能表達通洽的筆法。桑塔格就曾在《旁觀他人之痛苦》第七章中，批評並修正了自己二十六年前的少作《論攝影》中第一篇的論點。足見，自我的人格與價值判斷是可以，也需要不斷流盪、變動的。

▌盡力去愛，保持彈性

講座接近尾聲，楊佳嫻提到近期在社群媒體Threads上看到了許多同學對文學獎的焦慮。文學獎是其中一條，但不是唯一一條管道，可以是起點，但絕非終點，文學的大廈很大，何況文學也並非人與世界的唯一連結。我們在紛繁人世所能做的，是保持彈性，並盡力去愛即可。黃崇凱也表示，許多意料之外的事是無法準備的，自如地過自己的生活會更加健康。

楊澤說道，學院是一個機制，文學是一個機制，流行的、當代的也是機制。不同的語種共構出世界文學的大廈，而台灣作為一個海島，本該是歐風美語，不需要受限於單一機制，可以厭倦文學沒關係，但不要厭倦人生，不要厭倦一個城市。長遠來看，文學還是不錯的人生伴侶。在講座的最後，詩人引用了瘂弦的名句：「整整的一生是多麼地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