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定照／陳若曦──總往受苦的地方去

明明光自己就出過數十本書，陳若曦的書櫃卻很冷清。盛夏時分，我們來到陳若曦住了九年的老人公寓，才介紹起房間環境，陳若曦就急著要我們自選她僅餘的幾本著作帶走，一面笑說曾有媒體想來拍她的書，「結果一看，怎麼都沒有？」

在只開了一盞桌燈的微暗房裡，陳若曦穿著單位贈送的Polo衫，銀灰短髮像早年中學生般平整分兩邊，樸素無華。名利、物慾，從非陳若曦關切的核心，是外界對她一貫的認識；在她自認的人生晚秋，連占據一生絕大時間的創作，與她最主要身分「作家」、「傷痕文學第一人」等稱號，她都好似要毫不猶豫捨棄。

學期作業登上了《文學雜誌》

不同於許多作家早早立志創作，陳若曦開始動筆得很偶然。念台大外文系一年級時的國文老師是葉慶炳，要學生每學期交一篇作文，陳若曦交了篇小說〈周末〉，期末時全班獨她沒拿到老師發還的作業。六十多年前的驚喜時刻，陳若曦說起仍樂呵呵：「原來老師拿去給夏濟安編的《文學雜誌》，一登，稿費一千字四十元，哇，這對我們窮人家來講不得了！」

身為永和木匠家族之女，陳若曦小時窮到得赤腳上學，是她口中往後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的外文系同學白先勇、王文興等人沒有的經驗。當大學學雜費都得靠當家教掙來，「賺到那麼高稿費，對我是很大的鼓勵」，陳若曦下學期小說作業索性寫到兩萬字，再度登上《文學雜誌》，大方拿部分稿酬請同學吃冰淇淋。就算自己有困境也要慷慨待人，是她的本性。

兩萬字的〈欽之舅舅〉描摹一位追愛不得、最後離世的青年，多年後收入陳若曦自選集，身為她忘年至交的評論家夏志清稱是帶著神祕氣氛的Gothic Romance（哥德羅曼史）。陳若曦則說，其實這人物也有原型，「我覺得寫文章要真的有內容，不是光是虛無。」

如此信念醞釀自家族背景，父親當木匠、母親是童養媳，兩人都沒機會受教育，周遭親鄰也多是如此。陳若曦說，這讓她早早就比較接近社會的現實、關心社會的事。

創辦《現代文學》最初，她曾模仿當年知識界流行的存在主義寫〈巴里的旅程〉，同學反映看不懂，她決定下不為例，「那篇是想像的，比較空泛」；她將筆鋒轉回熟悉的鄉里人事，〈收魂〉講醫師請道士為病危兒子收魂、〈最後夜戲〉寫歌仔戲團衰落，「我是鄉下來的，日本投降後才搬到台北市，對很多事還是很懷舊」。

這樣的家族背景讓她和一般外文系學生取向很不同，創作題材在《現代文學》群星中別有特色。從小聽聞二二八事件動亂與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則在她心中種下對理想社會的嚮往，「我總是想像有個很好的社會，大家和平相處。」

投共文人vs.反共作家

一九六六年，左派思潮席捲全球知識青年圈，靠獎學金讀完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寫作研究所的陳若曦，實現對同為留學生的前夫「共奔社會主義祖國」的承諾。行前大陸文革已爆發，陳若曦讀到私心尊崇的作家老舍不堪紅衛兵批鬥跳湖自殺消息，赴中決心「有點動搖」；但丈夫認為是單一事件，要她別擴大化，夫妻倆仍啟程尋找理想社會。

八年後，好不容易逃離大陸的陳若曦發表〈尹縣長〉，講述她在文革七年期間所見真人實事：一位國民黨軍官在國共內戰時「投誠」共產黨，勤表忠心，卻在文革時遭鬥殺。自認因同情對方而寫，在台灣政府看來則是「投共文人」表態翻身「反共作家」，陳若曦卻不領情，多年來只想著自己的問號：「那縣長死前一直喊『共產黨萬歲』，是真心還是諷刺？」半晌，她自言自語般下了註腳：「我想是諷刺。」

她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尹縣長》小說集，有更多篇基於實事的小說懷著這般諷刺。〈任秀蘭〉中鬥人無數的老幹部被拉倒挨鬥，最後自埋淺糞坑；〈晶晶的生日〉更是她親身經歷，孩子玩遊戲比罵壞蛋，想不到還可罵誰，脫口「毛主席壞蛋」，「我們夫婦嚇得要死，躲在被窩討論這怎麼得了？」

驚恐結束大陸回歸，陳若曦坦言當年選擇「失敗了」，但彼時她對戒嚴中的台灣也有顧忌，去了美加，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首度返台，為的是替美麗島事件遭逮人士向時任總統蔣經國求情。

「蔣經國問我既然覺得美麗島事件不是叛亂，那是什麼？我說是比較嚴重的交通事故。」講起當年的「說話不經大腦」，銀了髮的作家「哈哈哈」笑了很久，似乎猶自得當年的大膽與調皮。

真正讓她害怕的是會後。過去，陳若曦從未透露會談現場除了蔣經國和總統府祕書長蔣彥士，其實還有坐得較遠的政戰部主任王昇。此刻她學著王昇瞪著眼睛，說王昇會談時從頭到尾不作聲，會後才又找她，要她把對蔣經國講的話全部講一遍給他聽。「他一臉肅殺表情好可怕，我心裡很害怕。」

一趟求情行給她的磨難不止此，返美時，不願配合國策的陳若曦被指不忠不孝、台獨同路人；五年後，陳若曦熟識的《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在美遭台灣情報系統暗殺，傳言指陳若曦也在擬除掉的四人黑名單上。回顧往事，當年為此首次買人壽險的陳若曦一派老神在在：「這我沒想到會害怕，我覺得我太不重要了，我什麼都不是，就是個普通人，殺我有什麼用啊？」

追求人格或社會的理想型

「國家級」的排斥不只來自台灣。離陸時陳若曦曾許願今生別再登陸，一九八五年就在各方邀約下重新踏上中國。那年她因《尹縣長》盛名，會見中共前主席胡耀邦，近乎逼問對方鄧小平所指「一國兩制」、「香港五十年不變」如何可能，卻在幾年後就因批評六四、引介自我影射是周恩來私生女的大陸作家艾蓓出書，兩度遭中「禁足」多年。但風波後，她還是繼續赴中，「我覺得那些都是個別事件，都會過去，不可能永遠禁止我。」

同樣的信心也對台灣，「我覺得壓力總有一天會解除。」《一九九五閏八月》一書預告中共要打台灣那年，她獨排眾議堅持回台，「我想我是台灣人，我一定要和台灣人生死在一起。」陳若曦睜大眼，滿臉天經地義。

她追求的從不是安逸，而是為了一種社會或人格的理想型，為所當為。問她一生中最懷念哪段日子，她沉吟半晌，跳出「在中國文革時期」的驚人答案：「那年代太特別了，而且我究竟是中國人，在中國困難時，和大家一起艱苦過了七年，雖然當時很恐慌，回頭看也覺得還好。」對那場失敗行，她從未後悔。

老人公寓房內待太久了，我帶陳若曦去附近公園旁的咖啡館。她沿路驚喜喃喃：「我沒來過這公園」、「我沒來過這家店」，完全是她二○○八年自傳《堅持．無悔》自述的「我天性好奇又好玩」。看到我點的抹茶拿鐵，她狐疑盯著半晌，說也要喝喝看，而後談起在福建漳州看到的陳氏祖廟。

「那廟把姓陳的祖先都列下來，我還看到我爸爸名字『陳、阿、川』！」陳若曦語氣激越起來，臉上漫著興奮光彩。台灣出生的陳阿川，沒去過大陸看祖廟，倒是他的大女兒珍惜這兩岸的血脈連結，在眾人皆曰險時奮勇去中國、回台灣，即使兩地都曾提防她，她只覺「人總有生死，我看得很淡」。

她對自己作品也看得很淡，「我只是想到什麼寫什麼，都很普通」，社會效應與獎項盛名在她眼裡只是「額外的收穫」。當年無心插柳成了作家，她說如果再來一次，她恐怕會投入社會運動、做社會自治，「我覺得當文學家不重要，社會家比較重要」。

但八十六歲的她究竟已無當年氣力，送掉典藏、住老人公寓以來，她天天作息規律：清早與院內同伴去附近打太極拳，而後去超商買拿鐵和《聯合報》，看報看書、上院內安排的唱歌等課程，晚上看新聞與宗教台連續劇，周日另上教堂，時光卻還是改變了許多：原本九人太極拳隊只剩四人，她能量也不若從前。近年院內餐點因價格凍漲、品質難維持，陳若曦代表院民表示願漲價，卻因事涉其他院所，終究不了了之。「我沒法再去其他院所宣傳，我累死了……」

她對難避免的老衰早有所感，訂好遺囑分捐財產給某婦女團體和環境團體，還因為怕「萬一我老是不死」，另外每月捐款。身後事她也想好，兩任丈夫都因政治態度差異仳離，兩個兒子都長居美國鮮少回台，她託姪女在她死後，免換衣服就直接送殯儀館，骨灰丟海裡，「我隨時可以走，不要留下什麼痕跡」。

訪談時台北下起暴雨，此刻陽光重新露臉，陳若曦表情逐漸靜定，微笑凝視窗外光影綠意變化，良久良久。旁人看她一生驚濤駭浪，她都覺得平凡，在乎的只是「沒太和我的意志相反」，說這些的時候，她眼神無比澄澈，仍然是那位始終期盼理想社會的陳若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