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宇軒／文學魔法大教室

時  間：2023年12月16日（六）15：00-17：30

地  點：孫運璿科技人文紀念館多功能講堂

與談人：陳育虹、駱以軍、郭強生、鍾文音

主持人：宇文正

聯合報文學大獎創辦至今來到第十個年頭，聯合報副刊特別策畫「文學魔法大教室」，按得獎年序邀請第四屆（2017）的陳育虹、第五屆（2018）的駱以軍、第八屆（2021）的郭強生以及第十屆（2023）的鍾文音各自分享喜愛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聯合報文學大獎的一個重要精神，在於它不是終身成就獎，而是獎勵目前仍然在創作高峰的作家。」擔任主持的聯副主編宇文正說，大獎創辦時參考了諾貝爾文學獎的規範，不分文類地評選在世的台灣作家，至今堅持不從缺、不並列的傳統，期待透過這次活動讓讀者更加了解世界文學。

詩是一字千金：

陳育虹談葛綠珂

「當我要讀一個我喜歡的詩人，我一定從第一本收到最後一本。」自詡為「愛書人」的陳育虹特地從家中搬來葛綠珂（Louise Glück）自1968年到2022年的所有出版品，桌上一大疊都是她不同時間從Amazon一本本買來的書。回顧西方文學「史詩」和「抒情短詩」的兩大源流，發展到美國後分為惠特曼和狄金森兩派，出生於1943年的葛綠珂屬於後者，而在歷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中，女詩人只有三位，由此可見葛綠珂的珍貴。

一生共出版十三本詩集的葛綠珂從十二歲就開始投稿，二十幾歲出版第一本詩集後被文壇注意。陰性書寫、告白詩派、厭食詩派……陳育虹統整了相關評論，指出葛綠珂的文字幾乎沒有贅肉，這種「瘦骨嶙峋的雕刻」能夠以最簡單的字詞發揮最大的涵義和最戲劇化的張力，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贊詞「帶著素樸之美明確了詩的聲音，使個人的存在有了普世性」可以作為對照。

被評論家稱為「詩壇新物種」的葛綠珂不寫得獎率很高、說教感很重的詩作，甚至不在意政治正確與否，彷彿是一股清流──「我覺得，我可以拿『真善美』這三個字來形容她。她的文字是由『美』出發的，永遠不會有太多的贅詞，她看到的是『真』、看到的是『善』，就是這樣一個乾乾淨淨的詩人。」陳育虹誠懇地說。

會注意到葛綠珂，是因為1993年出版的The Wild Iris（《野鳶尾》）獲得普利茲文學獎，後來又得到美國的國家書評家獎，「兩個都是不分文類的評選，和小說一起比，很難被人家看到」。從文本來分析，陳育虹指出《野鳶尾》的視角經常是多方的，如同時扮演神、園丁、植物三個敘事者；最讓陳育虹心動的是，葛綠珂並不會滿足於這些作品，而是盡可能地繼續往前走得更深、更寬。這本收錄了五十首詩作的詩集，在陳育虹看來不只是單純集結成冊，而是有「一本詩集就是一個作品」的構思，且這是葛綠珂結構最完整、台灣讀者最能接受的一本，啟發了陳育虹往後的創作與出版意識。

「詩人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個狀況（condition）。」除了創作，陳育虹說一輩子教書的葛綠珂也像楊牧一樣是個很好的老師，連傳承的工作也一併做到了：「你必須在那個狀況之內才能夠寫詩，必須隨時非常敏銳地觀察，不像小說是建構故事、可以有分支。詩是一字千金，是文字的N次方，詩人一輩子就是這些工作。」在詩作的朗讀之後，陳育虹為詩下了一個精要的註腳。

赤裸裸的野獸狀態：

駱以軍談薩拉馬戈

駱以軍二十幾歲時，在簡體中文版的拉丁美洲小說選讀到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後來再次接觸是寫《里斯本圍城史》的書評，最近一次則是Covid-19期間受邀談了《失明症漫記》（台譯《盲目》）。從莫言、余華到後來其他作品帶有魔幻寫實、召喚痛苦感的華文小說家，在駱以軍看來其實都經歷過拉丁美洲西班牙語系作家的洗禮，我們都是透過「二手」的感受去了解這些西方的大小說家。

「相較於中國大陸，台灣沒什麼人提到薩拉馬戈。他不只是丟出光豔紛飛的故事，而是有一種『寫實主義魂』，一直在觀測人類如何從古典走到現代，觀測人類如何被放在街道、大學、軍隊、政府的空間系統裡面，被排列好運轉自如。」對駱以軍來說，選擇薩拉馬戈作為今天分享的小說家，也是一種對《大疫》飛天遁地風格的自我反省：「當Covid-19出現以後，人回到了赤裸裸的野獸狀態，展現出了原始的殘忍、自私和粗暴。」

「二十世紀有一些非常了不起的大小說家，他們設定的人物就像是『光椎』，投影出人類象徵性的命運，包括卡夫卡寫的『土地測量員』就是我們共有的情境；這些被創造的人物就是小說家自己的典範，就是『N次方的人物』。」當整個世界像童話夢境一樣歪斜掉、所有人都聽不懂彼此的話，駱以軍認為這種人類生存的怪異狀態比被殺掉還恐怖。

「我十年前看就覺得好好看，真的是很好的一本書，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駱以軍分享自己閱讀《里斯本圍城史》的感想，對於薩拉馬戈寫上層社會的繁文縟節非常佩服。故事以十八世紀的葡萄牙為背景，儘管還沒有現代的機械動力，但從琥珀、太陽能量、飛行器、吸鐵、以太等元素，駱以軍看出當中的人物有文藝復興後期的迷戀與狂想，並且以淒美的愛情故事作為包裝。

「我空肚子的時候我有透視眼，坐在門口台階的那個女人，懷了個男孩，不過臍帶在這個嬰孩的脖子纏了兩圈，所以到底最後這個嬰孩是生是死，我也無法確定……」駱以軍朗讀書中的片段，除了對細節的描寫深感佩服，同時也警醒自己：「或許也受到這個時代的影響，我們很多的小說都太快出手了。如果讀薩拉馬戈，會發現它不厭其煩地細到極致，比起馬奎斯、比起波赫士、比起卡爾維諾的輕盈吞吐自如，薩拉馬戈太實了，但真的很值得。」

質疑二分的界線：

郭強生談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在這二、三十年來，帶給郭強生許多反覆思考的問題。

「雖然石黑一雄有知名度，可是他一直比較難直接定位──不光是英國籍日本人的身分，還包括他翻轉了英國古典小說的傳統，加上橫跨電影、早年玩樂團，他都不是一個那麼典型、很憂鬱氣質的作家，反而是一個現代社會、英國教育培養出來的作家。」2017年石黑一雄以五十七歲之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看著直播的郭強生第一時間覺得不可置信，同時也感到非常開心。

回想起八○年代剛解嚴的台灣，郭強生除了日本和美國，對整個世界其實是一無所知的。在各種二手資訊的刺激下，他選擇踏出台灣到美國去念書，試圖搞懂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當時英美有所謂的「東方熱」，華裔小說家譚恩美的《喜福會》、中國導演張藝謀的電影《菊豆》、華裔劇作家黃哲倫的《蝴蝶君》等作品都「賣翻了」。看到這些作品，郭強生慢慢發覺裡頭都是中國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拼湊的假東方、假中國，整個世界在西方世界的凝視之下被操弄。也正是郭強生到美國去念書時，石黑一雄的第一本書出版。

「當時我看石黑一雄也覺得：你五歲就離開長崎了，根本就英國劍橋畢業的，你在那邊寫什麼日本的文化？」起初這樣想的郭強生，閱讀到石黑一雄第三本書、獲得布克獎的《長日將盡》時，卻真真切切地嚇到了：「他竟然以一個日本人的身分，寫出了最古典的英國貴族家庭、寫出了舊時代大總管的觀點、寫出了帝國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凋落，這對我來講是一個震撼。」這本讓郭強生未來重讀了無數遍的《長日將盡》，到下一本五、六百頁的《無可撫慰》，郭強生發覺年齡大他六、七歲的石黑一雄能在寫作上如此成功，並不是憑藉文化差異的偶然。

「整個故事發生在三天之內，一位鋼琴家被邀請到某個國家的古老城市開演奏會。每當他要練琴時，就一直有奇怪的人物出現，後來整個三天也沒有練到琴、演奏會也不是很成功──到底在講什麼？整個是莫名其妙的意識流。」談到石黑一雄，郭強生稱讚他一直走在非常之前面，若只讀表面就很容易把作品標籤化：「有人說這在向《尤里西斯》致敬……我覺得書真的要讀進去。」

石黑一雄在郭強生眼中，不是靠著繁複文筆或華麗技巧取勝的作家，他在二十多年前丟下的幾個問題，完全切中了網路世代慢慢浮出的、以前人們不太願意面對的真相。「他揭發了我們自以為安身立命背後的深淵，」從諾貝爾文學獎的讚詞來觀察，郭強生說：「真正看懂的人，會知道他在處理一個很曖昧（ambiguity）的東西，儘量去質疑二分的界線。」

我們的血淚：

鍾文音談莫里森與孟若

「我原本想要選早期喜歡的像奈波爾，但因為這六年我跟印尼看護相處，慢慢開始把視角關注在血淚上──我覺得我必須回到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寵兒》。」莫里森受到吳爾芙的影響，精神上則承接了福克納。鍾文音坦言，莫里森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她並沒有特別理解，直到歷經了疫情與種種的苦難，她才發覺應該要回頭好好地談談莫里森。

鍾文音喜歡的作家都很有溫度：可能是刺骨的冷冽，也可能是燃燒的熾熱。在形式的藝術上，莫里森埋藏的符號是她學習的對象，如《寵兒》分成18章、7章、3章共三部，串起來的1873正是故事發生的年代；而小說裡的「樂園」、「寵兒」到「甜蜜之家」，也無一不是強烈的反諷。

從死亡和絕望的小說開場談起，鍾文音分享自己閱讀時心驚膽跳的感受：「這個恐怖是台灣沒有辦法超越的，因為那是時代和族群饋贈給莫里森的。如果我要處理另外一個異鄉人（外籍幫傭）的經驗，我能夠這麼有勇氣去寫嗎？」連結到自己的生命，鍾文音和印尼看護同居的六年時光也慢慢滲透出來。

「我最近才去看她，為了召喚『寵兒』回來。我已經把生命的內視鏡轉換成另外一個更深層的族群──我當代的部分就變成一個印尼看護要來銜接。」回顧《寵兒》一開始寂靜屋子的情境，鍾文音笑說裡頭的鬼魂彷彿就是她自己殘敗的青春，兩者幾乎疊合上了，但「我們的血淚是不一樣的」。

與異鄉人的互動過程中，鍾文音開始好奇：難道東南亞沒有很好的文學嗎？直到後來讀了印尼國寶級作家的作品，發覺那種蒼涼、殘暴的碎片幾乎等同於莫里森的世界，只不過時空背景不同。要怎麼去銜接、處理自身年輕時候被全球化撞擊而移動的部分，鍾文音說這是來自印尼看護與母親的餽贈。

在莫里森之外，艾莉絲‧孟若（Alice Ann Munro）也影響了她。印象最深刻的情節是《愛的進程》當中，女孩為了阻止母親上吊而跑過整個村莊找人幫忙卻失敗，回家竟然發現母親悠閒地在喝茶；而孟若在2012年的封筆之作〈親愛的人生〉（又譯「拚了命」）是唯一一篇自傳體小說，在結尾寫道「其實我不能原諒我自己，但我總是原諒了我自己」──「孟若的恐怖不像莫里森那種直接攤開血肉的廝殺，但也很有詩意。」鍾文音理性地分析道。

這些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作為龐大前行者，鍾文音自覺面對這些傷害，她才只是起步而已：「無論是航行的顛簸或是深潛的缺氧，是這些作家讓我知道：我一定能在小說的大海裡再生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