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史——文史哲一體的核心

一、歷史的民族

談歷史，牽涉史料與史觀。史料是過去留下來的資料，史觀是當事者對這資料之間的因果串連。然而，史料即便浩瀚，事實卻多有流失，史觀更常有歧異，「史實」，嚴格講，只是對事實的一種「逼近」。

然而，不因如此，你就可以貶低歷史的價值。知所從來，也才知所從去。人對自己的認定能更了然，對未來就更有底氣。

正如此，歷史其實是一種「認同」，一種生命的認同，一種族群的認同，只是這認同，必須在不違史料下，有個合理的詮釋，它才能牢固。

認同外，歷史也在鑑往知今。能夠記取歷史教訓，文化才能走得遠。許多所謂天經地義的事，經由歷史梳理，也才知道它是時空發展下的產物。識得此，人就較不「意必固我」。以此，它又讓我們更為開闊。

所以，除了像印度這般以超自然為導向的文明，可以不太「計較」人間之歷史，或歷史不曾有明顯變化的小文化體外，一般文化，尤其是大文明，沒有不重視歷史梳理的，「創造歷史」，甚且還常成為一個時代有否成就的關鍵參照。

然而，雖說歷史在各處都顯現它的重要性，但談中國文化須更談歷史，則因中國是「歷史的民族」。

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歷史在中國有它獨特的地位，寫史在中國更有它特殊的意義。

中國人自來重視歷史，根源於它的人間性，人間發生的一切是它「盡乎唯一」的焦點，所以重視歷史。

這裡有個印證：司馬遷的《史記》。

中國人雖自稱五千年歷史，但早先在外人看來，周之前都屬「傳說時期」。儘管《史記》言之鑿鑿，卻缺乏有力實證，畢竟《史記》之成，距商代之亡已有九百多年的時間。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中國歷史的質疑聲量極大，西方將中國視為後發的「派生」文明，日本更以「堯舜禹湯抹煞說」貶抑中國，作為入侵中國的依據。

但民國17年到26年的十五次安陽殷墟考古，出土了大量文物，根據對出土甲骨文的考證，發現商王朝的傳承譜系與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寫高度一致。千年後還能近乎無誤地寫出千年前的歷史，中國對歷史的重視可見一斑。

重視歷史，司馬遷提到自己寫《史記》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在此，「究天人之際」居其首。

重視歷史是人間性文明的必然，人世就是天道的直接反映，而史，則是人們過往軌跡的總結，從這大的時空座標，人就容易看到天道之所在。所以寫史、讀史，正接於天人。

接於天人，在道家，是由此觀透浮沉而溶於大化，「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在儒家，則「天聽自我民聽」，所謂體得天道，更著重在通透順天應人的古今之變，知興替而正得失。

三、史筆春秋

正如此，儒家重史，更在「史筆春秋」。

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寫史，在立「春秋之筆」，以匡正價值，合於天道。而到此，歷史就不止於事件之記述，更在於人物之月旦。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史家的價值、操守正在於此。中國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的作者劉知幾提及「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其中，史識尤為重要，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如此乃「能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清代章學誠在此又加入了「史德」之說。

總之，寫史須「秉筆直書」，不能「曲筆作史」。中國史書自《左傳》以降，在文章之後都有「論贊」，它是史家抒發臧否的天地，以此讓統治階層能不逾底線，正史筆之大用。

四、官史的落點

統治者以史為鑑，代表作是《資治通鑑》，所寫歷1362年、十六個朝代，卷帙宏大，書名就直接說明了它的功用。

因涉及統治的正當性，官方特別重視修史。唐太宗時，設立史館修前史，此後，修史從私人轉成國家主導。而中國改朝換代多，既有正統、道統之爭，如《明史》般，抹煞前朝、罔顧事實者遂所在多有。看官史，乃須佐以其他證據與觀點，方能不為之所誤。

官史中，儒家史觀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以正偏論斷為價值，一統的天下希望有一統的歷史，中國人視之當然，但其實是一種中國的文化特色。

讀史，要有判讀能力，就須具備更大視野。

更大視野，是有超越於一時一地、一朝一代的格局與胸襟，對史料偏斜、史觀扭曲才能明察。有更大視野，就不能只重政治史，對社會史、文化史更須觀照。

不局限於官史，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到此，與生命的開闊固能合一，歷史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也才好彰顯。

五、野史與演義

正如此，官史外，還須談野史。

《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因紀傳體《史記》、《漢書》，以帝王〈本紀〉為綱，故稱正史。隋時詔令國史只准皇家派人修撰，清乾隆又欽定「二十四史」，詔令私家不得增益，此後，「正史」一稱基本就由「二十四史」所專有。但雖如此，「二十四史」公認最好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卻都為私人所撰。

正史的官方色彩濃，所以還須以野史參照。中國人喜歡談史，官方一套說法，民間也一套說法，筆記小說又一套說法，要求真，就得比對，這裡既牽涉史料，也牽涉史觀。但老實說，即便擺脫了官方觀點，儒家史觀也始終占著主導地位。

野史包含筆記小說、野老舊談，但影響最大者，則是章回體的演義，在歷史形塑上往往發揮了較正史為大的功能。中國人對東周的主要印象就來自《東周列國志》，而以野史襲奪正史，最典型，影響最大的，則是《三國演義》。

所謂「歷史就是一種認同」，演義就全然發揮了這種作用。

六、史的觀照、詩的感嘆

歷史是一種認同，士人讀史與史官切入就有不同，他以此讓自己更有廣垠的時空觀照、深刻的生命感悟。

中國哲學多帶有歷史哲學的味道，而在此，它並不以思辨為核心，卻是透過對歷史的觀照，作生命價值的寄寓，將歷史的種種匯於一心，作整體而詩性的領略，是「以詩心躍入歷史」，是「史的觀照，詩的感嘆」。所以楊慎寫《廿一史彈詞》，說秦漢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龍爭虎鬥漫劬勞，落得一場談笑」。

以此，中國的懷古詩乃特多，常就藉古詠今，甚乃以古人為己，所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心有所寄，古人之事才不只是古人之事，它永遠可以有現前的意義。

七、以史為核心的「文史哲一家」

誠然，在人間性的文明中，生命原較缺乏終極而清晰的「彼岸」參照，若再無歷史的向度，人就會膠著於一時一地，難有延展。

而說延展，牢騷之情原容易讓人溺於與自己情性相接處。真延展，還得關聯於生命境界的超越，所以過去講「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器識是生命的開闊格局，是生命的厚實洞見，能如此，關鍵在歷史的觀照，有此，文藝才不致只在唯美幽微中無病呻吟，不致在狂妄自我中浪擲人生；哲思也才不會只是辨證的遊戲、生命的遁逃。

中國讀書人向稱「文史哲一家」，但關鍵還在史，有史，就有底氣，無史，就墮於虛無。

八、不同切入的不同論斷

然而，雖說史的觀照如此重要，但從不同向度涉入，所得也就不同。

例如：從美學而入，宋會被極度舉揚，元在書畫上的成就可觀，明則深刻對應特定情性之生命，但從政治講，這三個朝代皆有一定的局限乃至於異化。而談思想，唐宋固都可觀，但大唐開闊出入，宋則保守排外，是否立於儒家基點，論斷就有不同。

此外，不同面相間的關係原有機而複雜，明代政治黑暗，嘉靖後商業發達，世俗化、個性化、商業化，就成為生命出口，自覺意識導致袁宏道「性靈說」、湯顯祖「至情說」的興起，美學卻也就此走入內心幽微。正如此，談者乃須盡可能地作整體觀。

九、整體氣象之掌握

談整體觀，就特定議題，是指不能只囿於單一向度，例如：談政治，不能只是權力的競逐與起落，還得及於社會史的探究。

但談整體，更在時代特質的總體掌握。有此，才不會但見秋毫，不見輿薪。而串連不同時代，在時空軸上縱觀全局，事物的長短就更清晰，由此，歷史乃成為因果歷然的一條線，作為認同、鑑往知今的作用也才能彰顯。

就此，不能不談歷史氣象。

氣象是中國在論人時，較丘壑、格局更具生氣、更直下的切入。說人有氣象，是指他胸襟開闊，出入不拘，揮灑自在，慨然吞吐。以此，才好應對人生諸相。

人如此，文明亦然。中國的盛世唐代，其風華與開放的文化態度固互為表裡，宋的純化與中國之後的氣象之衰亦有著同樣的關係。而百年來中國第一次走出自己獨大且相對封閉的地理區，面對開放的大環境，也面對一個強勢的大文明，這吞吐氣象的重要性更就不言可喻。

有此，也才能自有主體又得出入，否則，要麼妄自尊大，要麼妄自菲薄，所謂國故派、西化派，原都與氣象無涉。

十、春秋、六朝、大唐

以氣象談中國歷史，與官史、儒家之月旦，結論常就有別。

西周是儒家理想的治世，儒家以之為百代之本。也因此，真論歷史氣象，往往還看一個時代在此百代之本上能有何吞吐而定。

就此，以生命情性之抒發揮灑，具氣象者，一在春秋，一在六朝，一在大唐。

孔子口中「禮崩樂壞」的春秋，其實是中國第一個百家爭鳴、氣象萬千的「盛世」。

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術流派，各有所舉，體用兼擅，尤以儒道法三家影響深遠，儒道更成為後世中國文化的基幹。至戰國中期，更百家爭鳴，但其思想基本也就是春秋的發皇。

春秋的轉變是文化在「挑戰與回應」下的一種激發進展，極致地說，孔子，也是因這發展才反襯出他的價值。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直接輕蔑乃至於反名教的時代。正因強調不泥於名教的個體意識，文學自覺與藝術自覺也成為這時代的一個特徵。

魏晉清談具現的，不只是玄學哲思的鋪衍，更是對個人生命自由的彰顯。在此，既有自外於名教的放曠，亦有無視於凡情的傲然，更有臨事不拘的瀟灑、死生契闊的截然。即此，《世說新語》所記正乃世間凡俗生命之所嚮。它也是繼春秋戰國後一個學術繁榮的時代。

唐代是包容開放的時代，與異文化最為交融。但它與諸朝的根柢不同，更在於是儒釋道三家都有一定發展的時代。

在唐，封建科考已成為國家拔材的重要基礎，所考幾皆為儒家之物。六朝綺麗文風至唐韓愈、柳宗元一變，唐詩多述史詠志、感懷遭時之作，儒家在當時猶有一定風貌。

唐皇室奉李聃為祖，道家勢力尤大，詩中詠山林田園者亦多。實修上，此時則是內丹發展的關鍵時期，對後世道家的清靜修行起了關鍵作用。

印象中，談唐就談大乘佛學，但儒道相較於他朝並不稍遜，正如同古琴被高度舉揚是在宋代，但琴的重要發展，如「減字譜」的發明、「雷氏琴」的製作都在唐，知名琴曲《流水》，據信也就是唐的名曲《三峽遊》。

唐因橫跨三家，胡漢交融，其文化輝煌，乃有：長安城、燕樂、唐詩、古文運動、水墨與青綠山水、大乘佛學、禪等廣被諸相的成就，這總總，正是一個黃金時代的外現。

十一、歷史氣象與文化復興

的確，談歷史，不能只談人物之正偏、朝代之興替，乃至於一事一物之探究，更得及於時代之氣象。

春秋，百家爭鳴，不同情性可以各適其位；六朝，既舉生命之獨立自主，的確也將特殊環境下的生命吞吐發揮得淋漓盡致；大唐，諸文化在此交融，對不同生命情性、文化特質皆能包容。相對之下，西漢政治雖有氣象，但稍不及於其他，宋明清皆屬在特定閉鎖下「特化」的時代，更談不上所謂的吞吐揮灑。

談文化復興，時代氣象的觀照是個關鍵，以此既能接於歷史，又好應於當代；既能自有主體，又得開闊出入；於大，固能恢弘文化，於小，亦自彰顯情性。而放諸當代，這種不同於過去的史觀位移則更有其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