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山／《今文觀止》猶未止
張作錦先生的《今文觀止》，以報人的敏銳，貼近史家的筆觸，寫中國近現代的人與事，彌補台灣教學的不足，贏得讀者的目光，也讓我想起，與他在書店多次巧遇的情景。
張先生以九十猶健的體力，最近推出《今文觀止》的續篇，展現了龍馬精神。我展讀本書，歡喜讚嘆，所懷萬端，現敢補充孫中山先生的相關史實，就教作者與讀者。
孫中山與鄭觀應
多年前我初訪澳門，參觀鄭家大屋，感受到鄭觀應的財力。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他誕生於廣東香山；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誕生於同地，小他二十四歲，受他影響有多大？
鄭觀應本名官應，有一個別號「杞憂生」。一八九六年六月十八日，孫先生從檀香山抵達舊金山，隨身攜帶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卷端加一小引，署名「杞憂公子」，與鄭觀應的別號相近。另攜帶〈上李傅相書〉，即通稱的〈上李鴻章書〉，也與鄭觀應有關。
一八九○年代初，鄭觀應開始撰寫《盛世危言》，先後推出一八九四年的五卷本、一八九五年的十四卷本、一九○○年的八卷本。五卷本的〈農功〉篇，寫到孫先生：「今吾邑孫翠溪西醫，頗留心植物之理，曾於香山試種鶯粟，與印度所產之味無殊，猶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遊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
其中「孫翠溪」即孫先生，「鶯粟」即罌粟，蒴果未成熟時，可提煉鴉片，有麻醉和鎮痛的作用，但吸食後成癮難戒。張作錦先生指出，孫先生在〈上李鴻章書〉也建議，中國自種鴉片，堪稱驚世駭俗。孫先生表示，這是一時權宜之計，在使英國人不勉而自禁，「勸種罌粟，實禁鴉片之權輿也」。
證諸一八九○年，孫先生致鄭藻如書，就提到「除鴉片之害」；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他以臨時大總統的身分，頒布嚴禁鴉片令；又在陸海軍大元帥任內，設禁煙督辦署，主持禁煙，可知其根本的態度，但權宜之計，難免引來後世的評議。
一八九四年春夏之間，孫先生偕陸皓東到上海，請鄭觀應寫信給盛宣懷，引薦給李鴻章。鄭觀應果如所願，說明他對這位同鄉晚輩的賞識，要點如後：
——淑邑中孫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國醫士，留心醫學，有志農桑生植之要術。
——欲遊歷法國，講求養蠶之法，及遊西北省履勘荒曠之區，招人開墾，免致華工受困於外洋。
——其志不可謂不高，其說亦頗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茲欲北遊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
由此可知，孫先生與鄭觀應曾經深談，並示其〈上李傅相書〉，方能獲得後者的信任。值得一提的是，〈上李傅相書〉和《盛世危言》的部分內容相似，當非巧合。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回顧學習西文，遠涉重洋，與外國人士交往，察其習尚，訪其政教，考其風俗利病得失盛衰的經過。「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砲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歛，保商務，使物暢其流」。
鄭觀應有別於晚清的士大夫，科舉落第後，到上海經商，讀英文夜校，當洋行買辦，後來著書立說，成為另類的作家，可謂商學兩棲。孫先生則從未投身科舉，而是小留學生，後來習醫成名，又重視農功，亦無士大夫虛矯的身段，因此與鄭觀應一拍即合，成為忘年之交。
〈上李鴻章書〉的重點在第二段：「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砲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由此可知，孫先生將鄭觀應的「物暢其流」，擴為「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保留了「人盡其才」和「地盡其利」。以上只是標題，至於內容，他多所發揮，酣暢淋漓，果如自稱的侃侃而談了。
孫先生的〈上李鴻章書〉，可謂《盛事危言》自序的申論，經鄭觀應過目而首肯，說明後者的愛才。不過，一八九五年的十四卷本，已修改一八九四年五卷本的部分內容。上述五卷本的〈農功〉篇，提到「今吾邑孫翠溪西醫」，十四卷本改為「今粵東有肄業西學者」。原因是孫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正式對抗清廷，鄭觀應既非革命派，自然要刪文避禍。雖然如此，兩人的情誼，已在近代史上留下重要的篇章。
孫中山與李鴻章
孫先生與李鴻章的淵源，在香港西醫書院，一位是學生，一位是名譽贊助人，兩人無緣相見，近代史乃成今天的模樣。誠如張作錦先生所說，歷史不能重寫，只可供後人鑑戒。
西醫書院是一所五年制的醫學院，一八八七年十月，正式成立於雅麗氏醫院中，李鴻章稍後為名譽贊助人，孫先生則為第一屆學生。沒有證據顯示，李鴻章到過該校，但依傳統的說法，兩人可謂廣義的師生。一九一二年，西醫書院開始併入香港大學，成為港大醫學院，孫先生也就成為港大引以為榮的校友。我在港大校園，看到這位校友的銅像。
西醫書院獨立存在期間，共招生一百二十八人，只有五十一人畢業，孫先生的成績為有史以來最優者。我讀過的史料中，謂他畢業時，曾由恩師康德黎推薦給李鴻章，但未成功。不過，李鴻章曾經致函該校師生，非三言兩語，而是表達重視醫學教育的長文，當使孫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李鴻章誕生於一八二三年，大孫先生四十三歲。孫先生誕生那年，李鴻章任兩江總督，後任湖廣總督、直隸總督、北洋通商大臣等，是晚清外交和軍事決策的要角。一八七○年代初，他一再指出，中國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因此「外須和戎，內須變法」，成為洋務運動的領袖。孫先生上書李鴻章，乃因後者是漢人中的權臣，又有廣義的師生之誼吧。
大陸出版的《孫中山選集》，由宋慶齡題簽書名，第一篇就是〈上李鴻章書〉，說明該文的歷史地位。第二篇為〈興中會宣言〉，與前文只隔五個月，但立意全然不同，展現孫先生的思想轉折。至於李鴻章，倒是一以貫之，始終拒見孫先生。
一九○○年七月，李鴻章復任直隸總督，北上路經香港時，港督卜力連夜派人通知孫先生，約定十八日上午十一時，與李鴻章會晤，但為後者所拒。宮崎滔天後來在《三十三年落花夢》中追憶，孫先生表示，李鴻章既無主義上的信念，又缺乏洞察大局的見識，且年已老邁，看透功名事業，總督勸止北上，多半不為其接受，但仍要考慮萬一的可能性。
當時的港督以為，從清朝分割兩廣成獨立國，正是好機會，但為李鴻章所拒。其實，孫先生是民族主義者，也不贊成此議，認為港督之說，是擴大英屬領土的利益範圍，到達兩廣的計略。孫先生更是三民主義者，追求國家的統一，且明言「就算漢人做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李鴻章與港督會晤時，透露可用漢族皇帝，取代滿族統治者之意。較之孫先生，他顯然落伍了。
孫先生的思想，有其演展的過程。一八八五年，他因中法戰敗，始決志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但是，鄭觀應和李鴻章的改良主義，讓他一度動念，而有〈上李傅相書〉。張作錦先生告訴讀者，這封信原有八千零三十字；莊政先生的統計，則為七千八百四十字。
一八九四年六月下旬，孫先生偕陸皓東行抵天津，持香港和上海友人的介紹信，拜訪直隸總督的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後者允諾相機協助，旋投遞〈上李傅相書〉。但是，李鴻章以軍務匆忙，拒絕延見，僅由羅豐祿代領得護照一紙，讓孫先生組農桑會出國籌款。
至此，孫先生更知清廷腐敗，無可救藥，乃於五個月後，創立興中會，成為職業革命家。十八年後，中華民國誕生，他擔任臨時大總統時，只有四十六歲。一九○一年，李鴻章即已過世，他若有知，是否後悔拒見這位績優生呢？
張作錦先生說得對，當時的大清帝國已百孔千瘡，無法彌縫，即使李鴻章見了孫先生，革命似乎也不能避免。革命血如花，林覺民烈士的遺文，就在《血花集》裡，將痛徹讀者的心扉千百年。一部中國近現代史，收納了千百位可歌可泣的人物，他們多半演出悲劇，令觀者掩卷太息，今後轉悲為喜，是我們的責任。
《今文觀止》猶未止，請龍馬繼續壯飛，讓人物次第復活，看事件真相大白，使讀者終於知曉，近現代史多麼豐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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