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珮君/文藝青年曾繁城打造護國神山(上)——台積電創辦元老的徬徨少年時及半世紀半導體人生

聯合報 沈珮君
曾繁城喜讀史書,以餐桌為書桌。(圖/沈珮君攝影)

文/沈珮君

「文學有可能過時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23年小說首獎得主謝宛彤

「你怎麼樣能夠靜下來?怎麼樣能夠擁抱孤獨、拒絕外在的喧譁?你安於這樣的寂寞嗎?」──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23年評審陳義芝

為什麼創辦「青年文學獎」?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2004年開始,至今二十年,剛好讓一個嬰兒長成大人。聯副邀請評審與得獎者對話,談的是文學。豈僅是文學?是青春徬徨,是寂寞人生,句句是向天提問,永不甘心的自我超越。

二十年,繁花盛開。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是對這些生命的鼓勵與禮讚。曾繁城是開始這一切的人。

曾繁城,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台積電的創辦元老。

半導體業大老,為什麼會創辦「青年文學獎」?人類文明不可缺少的文學、歷史、哲學,其創作者、研究者,價值、貢獻在台灣長期被嚴重低估,連酬勞都貧薄,以致優秀的人多數不敢、不能選讀文組。科技人曾繁城就是這樣一個當年被沉重家計「耽誤」的「文藝青年」。

曾繁城未能如願讀文組,但所愛始終未變。即使在台積電工作極忙的時候,他個人出資邀請名師葉嘉瑩、王德威、方瑜、歐茵西、彭鏡禧、辛意雲,在新竹誠品開講,兩周一次,連階梯都坐滿了人,他還請每位聽眾喝咖啡。余秋雨首次訪台時,曾繁城請他來清大演講,那次人實在太多了,臨時改到清大活動中心,一千五百人。

白先勇提倡崑曲的第一聲《青春版牡丹亭》,需要經費一千萬,曾繁城個人贊助六百萬元。

半導體,讓他生活富足;文史哲,讓他生命富足。他有一個大書房,但他最常用的書桌就是餐桌,那是他家最明亮的一角,陽光從落地窗斜灑,桌上是《宋徽宗》、《今文觀止》、《百年孤寂》、《人間詞話》……曾繁城也喜作詩填詞。

我是長子,

要為家裡負責

曾繁城,在找到半導體人生前,像你我一樣「渾渾噩噩」。

他是貴州遵義出生的湖南娃、喜歡文史的理工男,當年他和「台大機械」只差一分去念了第三志願「成大電機」,但他實在沒興趣,以第二高分考進去,倒數幾名畢業,至今連馬達都不會修。徬徨少年時,他常常泡在台南的「美國新聞處」看電影,沉迷存在主義沙特、卡繆,喜讀王尚義《野鴿子的黃昏》,對前途一片茫然。那時他不知道自己未來將帶著團隊啟動台灣電子業轉型、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半導體生產鏈。

曾繁城出生於1944年,中國對日抗戰已進入第七年,民生凋敝,國家在存亡關頭。一年後慘勝,國共內戰卻又立刻爆發,一打又是四年。

曾爸爸是孤兒,17歲即從軍。部隊不斷移防,曾媽媽扛起扁擔,一頭挑著曾繁城,一頭挑著剛出生的女兒,從貴州、湖南、南京……1948年到了海南島。不滿五歲的曾繁城在那裡開始念小學,他到現在都記得赤腳上學走過的瓊河石板路。

1949年,海南島最後一批國軍撤守,他們也跟著到了台灣,先暫居屏東機場附近,後來搬到高雄鳳山黃埔四村。曾繁城沒有念眷村的誠正小學,在他印象中,「那是高官子弟念的」,他念的是鳳山大東國小,同學都是台灣囝仔,他與同學打打鬧鬧,輕輕鬆鬆學了一口南部腔的台語。

他們三兄弟成績都很好,曾繁城是黃埔四村年紀最大的孩子,他就是眷村老大,他很自豪:「我們那個眷村沒有太保」。這個眷村模範老大,卻是老師的頭痛學生,學校廣播「○年○班同學○ ○ ○到訓導處來」,他經常就是那個○ ○ ○。他有用不完的精力。學校強制學生趴在桌上午休,他睡不著,不是偷溜到河裡游泳,就是爬樹摘蓮霧、芭樂。他太皮了,還曾掉到大水溝,差點溺死。當年小孩流行的灌蟋蟀、玩紙牌、打彈珠,他都是一流高手,彈珠戰利品有一麻袋。

他成績雖好,並無大志。他在鳳山初中畢業時是第一名,理應去考高雄中學,卻因「最怕考試」,選擇直升鳳山高中。在鳳中,他遇上了極好的歷史老師錢寶午,錢老師上課不用課本,把文藝復興、歐洲戰史說得讓他入迷極了。這個混沌小子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他有志向了,「我要念歷史系」。歷史能當飯吃嗎?曾爸爸極力反對,要他念理工,他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沒有抗爭,「我是長子,要為家裡負責」。

「我們家太窮了」,曾繁城知道父親也是不得已。曾爸爸升上中校就到頂了,薪水很少,每個孩子一年勉強可有一套制服、一雙鞋,家裡只有過年才能吃到肉。

曾爸爸五十五歲退休,長官本想安排他去掌管福利社,但這個「肥缺」需要打點各方,曾爸爸選擇裸退,他在眷村後面的河邊種菜、養雞、種木瓜。曾繁城也幫忙餵雞、鏟糞、撿蛋。但一如當年所有的外行養雞人,一場雞瘟,坑殺了他們的夢。

2010年曾爸爸以九十多歲高齡過世,生前一直住在眷村。曾繁城早已給他在澄清湖畔買了一戶好房子,曾爸爸一天都沒住。他捨不得搬離眷村,那是他在台灣落地生根的家,他不需要什麼湖景豪宅,他在破破爛爛的眷村安心立命,吃得香,睡得著,他說要替當年一起從大陸來的弟兄們照顧家園。那些老弟兄早就過世了。

曾繁城手足共五人,因家裡養不起,小妹很小就送給別人,大妹為了成全三兄弟念大學,高中畢業就投入職場。曾繁城身為老大,很早就知道要盡快把這個家扛下來。

五○年代,全台僅有幾家大學,錄取率極低,叫作「擠窄門」。那是他第一次參加聯考,直到高三才「聽說很不容易」,開始用功。他們四兄妹住同一個房間上下鋪,為了不影響弟妹睡覺,他拉一條電線到屋外讀書。他是黃埔四村第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的,眷村受到很大鼓舞。

五○年代念成大電機時,他沒聽過「半導體」,而且對歷史始終未忘情,同學李弘祺也是一個歷史迷,約他一起重考,曾繁城鼓起勇氣問了爸爸,又碰到銅牆鐵壁。李弘祺重考進了台大歷史,是當年文組狀元,後來是耶魯博士。

人生的路就此分向兩途,李弘祺在美任教,是知名的歷史學者,曾繁城則為台灣半導體業開路先鋒。有一次,李弘祺在美國辦學術研討會,請曾繁城負責經費,他跟李弘祺打趣:「假如當年我跟你去念歷史,今天大概沒能力贊助你了。」

1976年台灣第一批去RCA受訓的工程師,後來都是台灣半導體產學界的巨擘。左起曹...

只做電晶體實在不過癮

曾繁城服役後,考入台電,簽約兩年,月薪兩千左右,做夜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但一年多後他決定重回學校,當時交大已有了台灣第一個半導體實驗室,他想投入那個新興領域,但與台電合約未滿須賠償,工作一年多的薪水還不夠賠,他仍毅然「停損出場」。

進了交大電子工程所,他在老師張俊彥指導下,師徒做出台灣第一個電晶體。畢業後,張俊彥帶他一起去了電子公司,那是台灣第一家做半導體的,他很快發現公司「裙帶關係嚴重,不尊重專業」,張俊彥也曾氣得摔椅子,最令曾繁城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採購設備,他和同事找到便宜的美國最新機具,但高層「內定」的是價格高很多的舊款,卡住簽呈,曾繁城氣得飯都吃不下,胃種下病根。

曾繁城在電子公司時,已經覺得「只做電晶體實在不過癮」。1973年7月工研院成立,9月他就進入工研院「電子研究室」,當時工研院還沒有「電子工業研究中心」,但他的人生有了奮鬥目標。

工研院的成立,從一開始就是在爭議中,立法院一直有人持反對意見。七○年代,是中華民國遷台以後最險峻的年代,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中美斷交、兩次石油危機,行政院長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但這還不夠,台灣經濟何去何從?工研院就是在這個時代背景成立的。

1973年蔣經國指派行政院祕書長費驊尋找台灣下一波經濟發展的策略,明示要「越大越好」。費驊找了經長孫運璿、交長高玉樹、電信總局局長方賢齊、電信研究所所長康寶煌、工研院院長王兆振,以及美國無線電公司(RCA)研究室主任潘文淵等七人,在小欣欣豆漿店會商。潘文淵是費驊的交大同學,當時已花了一些時間訪察台灣產業現況,認為台灣電子業只是裝配業,並非科技業,應該由勞力密集轉型到技術密集,否則沒有未來,他建議台灣應該發展積體電路(IC),直接從美國引進技術,孫運璿立刻支持。一頓四百多元的早餐會,就此改變了台灣命運。

為了此案,工研院增設一個獨立的「電子工業研究中心」,胡定華(前工研院副院長)是這個中心創設時的副主任,他才剛滿三十歲,後來的要角楊丁元、史欽泰、曹興誠、曾繁城當時統統不到三十歲,胡定華生前在接受吳淑敏訪問時,指這批年輕人都是「可造之才,非常能幹,願意做事情」,讓他這個年輕主管「鬥志昂揚」、「勇氣十足」。

在佛羅里達

切掉大半個胃

政府決定派員到國外先進工廠學習,但含未來建廠預算總共只有一千萬美元(約四億台幣),投石問路,只有RCA提出的「學費」、條件接近我方需求。當年的領隊之一、前工研院院長史欽泰說,「那個年代興建高速公路一公里成本約一億,我跟同仁說,我們讓高速公路少了四公里」,這是多麼嚴厲的自我提醒,現在回頭看,這是多麼划算的投資。

1976年第一批去RCA的有十九人,兵分四路,學習十個月。曾繁城在史欽泰領隊的那組,去俄亥俄州廠學習半導體製程。這些台灣工程師素質極佳,不僅學得很快,還能提出建議讓RCA改善,頗令美國人刮目相看。

大夥工作、生活都在一起,不僅個性要磨合,還要分工做飯,有人常常給大家青菜泡醬油,時間久了有各種衝突,在佛羅里達的團隊最後幾乎要鬧出人命,史欽泰把曾繁城調去「滅火」,史欽泰說:「曾繁城就是一個老大樣,他一出來,事情就會解決。」衝突雖然解決了,曾繁城胃潰瘍病發,有天早上起床,眼一黑就昏倒了,在佛羅里達切掉大半個胃。

RCA受訓完畢,工研院設立一個半導體示範工廠,第一任廠長是史欽泰,曾繁城是第二任。史欽泰拿到普林斯頓博士,在美短暫就業即回台直接進入工研院,曾繁城比他資深。史欽泰說他當初有「兩個支柱」:「一個是章青駒,一個是曾繁城。」他很快看出曾繁城的特質:「他不是social的人,比較木訥,很負責任,專業很強,又資深,帶得動大家。」史欽泰只要發現團隊有問題,找曾繁城就能搞定。最貴重的機器選購,也是交由曾繁城負責,因為他有實戰經驗,專業又無私。

台灣半導體現在雖是世界領頭羊,但一路走來極為艱辛,「半導體產業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生態體系」,史欽泰回憶當初台灣從零開始,不僅與歐美日相較起跑點落後,國內也毫無前路可循,「我們犯很多錯誤」,但是,當時「孫運璿、胡定華這些長官都告訴我們:『你們可以犯錯』」,孫運璿甚至說:「我就算丟了官位,也要讓你們做下去。」有這些長官替他們扛著,讓大家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決心。

遇到困難時,史欽泰通常是比較樂觀的人,他負責給團隊打氣,「曾繁城會預測最壞的結果,讓人以為沒希望了,但他小心翼翼把問題一個一個找出來、一個一個克服,」史欽泰笑說:「我們倆剛好互補。」

曾繁城是「悲觀的樂觀主義者」。因為悲觀,所以戒慎恐懼。台積電資深副總秦永沛與曾繁城相交三十年,共事很久,他說「FC(曾繁城英文名字)非常注重細節」,正是因為看得深、看得遠、看得到最壞,能見人之所未見,早早預防。而樂觀,則是永遠相信問題可以解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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