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慶樺／奧地利書籍獎

奧地利作為一個鄰近德國與瑞士的德語國家，一直在思考自身的文化定位。尤其是與德國的關係，我們看來總有幾分似曾相識。面對一個使用同樣語言、種族文化特點高度重疊、市場更為巨大的鄰國，奧地利應該如何向對德意志語言及文學感興趣的人們說明，奧地利也是除了德國以外的另一種選擇？或者如何說明，在文化上選擇奧地利與選擇德國，會有任何區別？

國家級文學獎

奧地利書籍獎（Österreichischer Buchpreis）的設立，就是在這樣的文化焦慮下誕生。或者說，這個書籍獎的目的從來就不是純粹文學的，還具有文化政治與認同身分的作用。二○一五年十月，奧地利文化部長歐斯特邁爾（Josef Ostermayer）在法蘭克福書展的奧地利館宣布了這個消息：奧地利將循著德意志書籍獎模式設立自己的國家級文學獎。他說：「在法蘭克福書展上，奧地利書籍市場的多樣性、奧地利本地作家的成功被集中呈現。身為文化部長，我的任務就是創造最能產生奧地利這些作品的環境。」

從二○一六年開始，奧地利書籍獎即是這個支持作家創作的「環境」。其主辦者為聯邦總理辦公室、奧地利書業協會與維也納勞動者協會（考量歐斯特邁爾的左派政治傾向，納入勞動者協會主辦自有其用意），設立當時的聲明即如此表示：「（奧地利書籍獎）是為了表彰奧地利文學的品質與獨立性，以及為奧地利文學在大德語地區創造應得的關注。」可見其精神不只在奧地利文學，還在奧地利文學相對於其他國家的獨立性。

相對於德國與瑞士早有國家級的文學獎，奧地利這個獎項來得相當晚，但是其規模與評選方式都比照其他的國家級文學獎。來自文學界、學術界、媒體與書業界的代表們組成專業評審團（為防止評審的閱讀偏好左右獎項的方向，每年均更換評審人選），選出涵蓋十本書的長候選名單，最後選出五本書的短決選名單，最終即為當年優勝。首獎獎金兩萬歐元，辦法給具奧地利籍、且居住在奧地利三年以上的作者，文類包括小說、散文或戲劇。未獲首獎的其他入選短決選名單者，每位各獲兩千五百歐元。另外亦設立文學新秀獎，頒發一萬歐元給獲獎的作家首作，以及各兩千五百歐元給未能獲新秀獎的其他兩位傑出新秀。

首屆頒給國寶級作家

芙列德里克．麥洛克

來談談這幾年來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作品。當年首屆的首獎得主是大名鼎鼎的國寶級作家芙列德里克．麥洛克（Friederike MayrÖcker），文學史上知名派別「維也納團體」（Wiener Gruppe）的健筆之一。她於二○一六年出版的「日記」（但文體其實介於散文集與詩集之間）《花》（fleurs），與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家德希達進行了跨時空的對話，透過閱讀哲學家的《喪鐘》（Glas），闡述自我的解構、老邁、死亡，文字簡練、誠懇，廣獲批評界正面肯定，評審團也毫無懸念把首獎給了這位當時九十一歲的麥洛克。在此獎之前，麥洛克已得過畢希納獎（Georg-Büchner-Preis）等德國各大文學獎，其地位無庸置疑，這次獲獎不僅是「錦上添花」，還具有象徵意義，奧地利書籍獎以這樣的開場宣示了其為奧地利重要作家與奧地利文學獨特地位搭建舞台的決心。

艾娃．梅納瑟

聚焦於人的脆弱

二○一七年的首獎得主也是大名鼎鼎的女性作家，出生於奧地利、現長居德國的艾娃．梅納瑟（Eva Menasse），以《給進階者的動物》（Tiere für Fortgeschrittene）這本小說集獲獎。她原擔任記者，後專職寫作，是柏林作家協會（PEN Berlin）的創會人之一，立場偏左，平日參與公共辯論無數，如同格拉斯（Günther Grass）一樣是勇於針對社會議題發聲並表明政治立場的文學人。但這本《給進階者的動物》並非一本初讀下感覺具有政治社會色彩的書，甚至看標題可能讓人誤會為是有關動物的文集。但是梅納瑟關懷的是人，或者說人的脆弱。她以純熟寫作技巧，在每一篇以動物為引的中短篇中，書寫人類社會，描述人們以為那麼理所當然地擁有的一切如何脆弱，如何容易被破壞。這聽來幾乎就是卡夫卡的路數，不過沒有那種超現實的奇幻怪誕。閱讀過程中一個又一個危殆的生命處境、隨時會破碎的穩定性（例如家庭、工作以及中產階級的穩定結構），讓讀者覺得，對生命應保持悲觀，而這種絕望狀態本應如此，作家只是揭露她所觀察到的細節而已。

丹尼爾．維瑟以幽默的

筆調與病痛進行對話

二○一八年的首獎作是我非常喜愛的長篇小說，丹尼爾．維瑟（Daniel Wisser）的《群山女王》（KÖnigin der Berge）。維瑟講述了一個關於死亡與疾病的故事，但卻不是低沉難過的筆調，中年的主角罹患多發性硬化症，為了不造成仍征戰職場的妻子負擔，搬入維也納的療養院。書名《群山女王》典故是來自杜林確診多發性硬化症那天，當年他不到四十歲，在診間遇到一位小女孩，她對杜林說：「我不知道你是誰，但我是群山女王。」這偶遇，象徵的不僅是與一位陌生人，也是遇見疾病的隱喻。此後他長年與「群山女王」共存，身體無法自主，思想卻正常無誤，他像是被困在錯誤軀殼中的靈魂，被迫習慣自己的一寸一寸死去。可是他盼能在完全崩壞前奪回自主權，便決心到瑞士尋求安樂死。可是就連下床他也不可能單憑己力做到，何況是去瑞士？但又有誰願意協助這段死亡旅程呢？作家透過主角杜林先生的掙扎，與病痛進行對話，但又以幽默的方式讓人閱讀過程多次嘴角失守。讀者會感覺，杜林其實不是對死著迷，反而充滿生機。他說話尖酸刻薄，依舊熱愛享受奧地利白酒，還是個好色中年男子。那樣面對疾病的方式，讓他能夠勇於與「群山女王」抗衡——雖然這抗衡一開始就注定失敗，但這過程卻非毫無意義。這本充滿閱讀樂趣的小說不僅獲奧地利書籍獎的肯定，同年也獲得另一個奧地利獎項「約翰貝爾文學獎」（Johann-Beer-Literaturpreis），我認為實至名歸。

列德里克．格斯維娜直面

「實習世代」對未來的迷惘

二○一六年的首屆新秀獎得主芙列德里克．格斯維娜（Friederike GÖsweiner）也值得一提。她的《憂傷的自由》（Traurige Freiheit）書寫奧地利年輕一代的不知所措，除獲奧地利書籍獎外，也被其家鄉茵斯布魯克政府舉辦的閱讀節選為年度選書。我通常不愛讀所謂世代的主題，總覺這個範疇太大，「世代」所說出的東西似乎比所掩蓋的東西更少。可是這本小說可以視為作者的半自傳，她目的不在幫世代代言，只是她所遇到的難題，讓許多同代讀者有共感。她想討論的是這樣的存在困境：我們都渴望自由，可是萬一自由沒有預期的那麼美好？這樣的自由還值得你放棄一切追求嗎？或者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被迫」自由，即使我們並不想要？格斯維娜在全書開始處引用社會學者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成為一個法理上的（de jure）個體，意謂你無法再將你自己的悲慘歸咎他人，你的失敗之因，只能是你自己的怠惰懶散，而解方只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更努力嘗試。」這種不斷失敗下的悲觀自疑，構成全書主軸。

主角漢娜是一個聰明優秀的女生，受高等教育，即將三十歲時，擊敗眾多競爭者獲得媒體實習機會，想離開令她窒息的奧地利鄉下，去大都會柏林從事記者行業，為尋夢她不惜與反對的醫師男友雅各分手。可是人生哪有那麼容易，漢娜在報社實習的階段結束後，未能獲得記者正職，只能在餐館打工，成為大城市中的遊牧族，這也使得她的情感與家庭關係受創。雅各仍牽掛著她，還盼望著她回來，可是她已經回不去了，只能一直在柏林「享受」其令人憂傷的自由。這本小說處理當下德奧年輕人的失業問題，「實習世代」對未來的迷惘，也帶到職場數位化、全球化對傳統勞動需求的改變，呼應了近年來在德語社會學界的熱門概念「不安」（Prekarität）。漢娜如同許多她的同代人，似乎做對了一切，但最終還是不免失敗。小說中有一段這麼描述：漢娜還小時，所有的大人都對她說，妳們這一代最幸福了，你們有無限的自由，無限的可能性，一切都對你們開放。可是漢娜現在知道，根本不是這樣的。這一段正呼應了小說書名，自由可能根本不是幸福之事，而是令人悲傷的命運。

這一代作家不再迫切需要

與更厚重的主題交鋒？

如何評價這個書籍獎是否成功地「表彰奧地利文學的品質與獨立性」？觀察這些年的書單，平心而論，確實有不少令人眼睛一亮的入圍者，以上提到的得獎之作確實也有品質保證，也或多或少地呈現了奧地利相對於德瑞或其他國家的特殊性。可是像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托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艾爾弗雷德．耶利內克（Elfriede Jelinek）這種能在世界文壇上熠熠發光的奧地利作家，已不復見。要以市場小、人口少（僅九百萬）為原因來解釋，恐難說服人（畢竟上面這些作家就是在戰後這個「小」奧地利發跡的）。也許是因為時代的變化，這一輩的作家們不再迫切需要與更厚重的主題交鋒，也因而不再具有上一代慣用的小說技藝。真正原因為何，我也不知道，但要確認奧地利文學的品質與獨立性，甚至要等到下一個漢德克（他於二○一九年獲諾貝爾文學桂冠），如果單單從奧地利書籍獎來觀察，恐怕還需要更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