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咸浩vs.郝譽翔／語言與思考

●廖咸浩

語言是靈魂之血，

思想由此輸入，

也從中生長

有一種老生常談的說法，最近又開始掛在許多人的嘴邊：語言不過就是一種工具，夠用就好，何必學那麼好？這種街談巷議有人會當真而且在廟堂上一再叨絮，不免讓人覺得台灣是否真的已經成了一個只見肚臍不見世界的認知孤島了？這種論調在任何先進國家（我不得不用這個詞）恐怕都無法存活一天，卻在敝國登上了國家政策的級別。當前的所謂「雙語政策」正是其最極端的體現。

每個人都有一定的語言能力，在學本國語言時，因為環境類似，且學習資源較為接近，只要認真學習，成果差異較小。但就外語而言，就不是多學就能學得好。除了個人資源差異極大之外，學習外語就像學數學一樣，需要天分，不可強求。但由於語言的重要性遠勝過數學對一般人的意義（人是活在語言中），因此如何學好本國語言，才是任何人最重大的課題。

我們並不需要立即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本國語言的關鍵重要性（在第二部分會再細談）。因為語言能力影響到的是整體社會的生機，故我們應該就人的基本能力（也就是一般說的「競爭力」）來思考這個說法。人的基本能力不外乎吸收知識的能力、批判思考的能力、想像創造的能力。而這三種能力都與語言的精熟度息息相關。簡單的講，人的認知能力主要來自語言。語言愈細膩，認知也愈細膩。反之若語言粗陋，則認知也必然粗陋。美國作家荷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名言：「語言是靈魂之血，思想由此輸入，也從中生長。」精要的說明了靈魂的語言（也就國家語言）與思考之間的關係，完全呼應了我的看法。

何以如此？語言就像是捕魚的魚網一樣，孔愈小捕到的魚愈多。語言捕捉知識的方式是透過知識的記憶。我們的身體感受到外界的刺激之後，必須由大腦來組織這些經驗。也就是透過語言儲存在腦中的經驗來翻譯新的經驗。但記憶儲存的方式並不是將每一個記憶都完整的儲存在一個特定的神經元裡面（所謂「沒有祖母神經元」）。關於祖母或任何一個記憶都會分割成無數多的「微特質」（microfeatures）儲存在不同的神經元中。而大腦捕捉知識的能力就端賴於它的認知網絡有多細膩。網絡愈細膩，每個記憶就有愈多的微特質。

批判思考能力、想像力、

創造力根植於精熟的語言

由上觀之，前述的三種能力就可以分別描述如下。

首先，吸收新知的能力就在於以舊的經驗來對照新的經驗，並看出「新」在何處，然後納為己有。如此，則語言愈細膩，對新舊經驗的區隔也愈精細，從而也較能看出新的刺激「新」在何處，以及它的可用之處為何。學習的能力最主要便是在於，發現「新的經驗」，並納為己用。反之，若語言粗糙則知識的記憶也必然粗糙，因此便無法以舊的記憶精密對比新的刺激，更不易看出新在何處，學習能力自然受到影響。

但我們不能對所有的「新」都盲目接受，因此批判思考的能力便是把關的能力，用來判斷「新」是否都值得吸收。要能有這種能力，前提是知識要夠豐富夠扎實。更重要的是，如何透過批判思考的能力，使用新的知識來反思當前被認為理所當然的現狀，並看到現狀的問題或不足。顯然，批判思考的能力同樣根植於精熟的語言。

當問題出現之後，就需要想像與創造的能力來發展解決方案。想像力與創造力取決於對經驗加以分殊的細膩程度，經驗的「微特質」愈多，所分布的神經元也愈多。那麼神經元之間重疊的可能性也愈高。創造力的任務便是將兩個（或以上）看似不相干的經驗，透過極少數神經元上微特質的重疊，而將這兩個經驗結合，創造出新的想法。兩個經驗距離愈遠，創新度便愈高。由此可知，想像力與創造力更是來自於精熟的語言及細膩的記憶。

當然創造不是有新意即可，還要「有用」。這裡的用不一定指「實用」，而是在適用於該創新之領域內「有用」。而能否有用，就看創新者的知識了。知識量足夠多夠精細才能分辨出有用與否。比如AI憑藉其龐大的資料庫，可以快速製造出無數的以諧音為笑點的「笑話」，但許多都未必「好笑」，原因就在於它的知識其實仍然不夠，而無法掌握相干性（relevance）。也就是在該笑話適用的範圍中（比如美國東岸知識分子社群，或巴基斯坦說旁遮普語的穆斯林社群）是否好笑？

因此可知，這三種能力是環環相扣的，缺一不可。而其基礎都是精熟的語言。

大多數人

都只能精通一種語言

然而，常聽人說，某某人精通數國語言，那麼這種人可以作為大家的典範嗎？基本上這是一種神話。大多數人都只能精通一種語言（但這已經不是易事），也就是他們要用來思考的那個語言。要精通不只一種語言，腦力精力要增加許多負擔，可謂相當不容易，更何況精通多種。一般所謂的精通，其實在英文中只是know（會），不像中文那麼誇大。會不只一種語言可不可能？就看「會」指的是什麼程度。總有些人因為環境的關係（包括柬埔寨賣紀念品的小弟弟，能流利的以各種語言叫賣，但可以說他真的「會」這些語言嗎？）能夠真正兩個（或以上的）語言都能如母語一般的精熟（含聽說讀寫），可謂少之又少。最起碼在靠外語吃飯的領域，我也沒有遇到多少人有此境界。

我有個在史丹福念博士時認識的印度朋友叫Vikram Seth，因為論文要寫中印經濟的比較，曾在南京大學交換過一年，但後來放棄繼續攻讀學位，改行成為小說家，並且已在美國出了好幾本小說。他的英文連我的美國同學都自嘆弗如，而且還會點中文，可說是頗有語言天分。我曾問過他，是否考慮過用印度的國家語言Hindi寫作，但他坦承Hindi只能日常使用，無法進行精緻的文學寫作。他可以說是「會」起碼三國語言（也許更多），但英文雖如此精熟，國語卻只剩日常使用的能力而已。

我自己向來喜歡學語言，通曉的外國語言最少有六種，能靠字典閱讀的還要更多，另外還能說八種中國方言。乍看似是很了不得的成果，但其實學語言只要掌握相通的原則，並不困難。歐洲許多語言之間關係親近如方言，常常舉一就能反三（比如會法文，西義葡語就無師自通了），而中國方言更是舉一可以反十。但要說「精通」，除了英文和閩南語之外，其他都只是不同程度的「會」。

在「雙語政策」這種過分強調外語的政策下，因為沒有一個語言精熟，在未來可能出現大批思考粗糙，情感也隨之粗糙甚至欠缺的人。這正是所謂的「外語效應」所凸顯的問題。關於此效應最常見的一個實驗就是，在犧牲一人而可以拯救許多人的假設下，要受測者做出選擇。使用較不精熟的外語思考時，受測者相應產生的情感較不細膩，因而會比較容易傾向於犧牲一人以救多人。若改用相對精熟的國家語言，則會有更深度的考量。那麼，若是在兩個語言都不精熟的情況下，可以想見人的人性必會減弱，甚至淪為AI都不如。

●郝譽翔

語言的學習

哪裡會有盡頭？

我們以之表情達意的語言，當然是母語和本國語言，也就是從小生活其中而習於使用的語言。但就如同你所說的，最近又被許多人掛在嘴邊的老生常談：「語言不過就是一種工具，夠用就好，何必學那麼好？」而我也常被別人問及：「我們不是已經會說中文了嗎？為什麼還要再學？」

每每聽到這種質疑時，我卻總忍不住想要反問：語言到底怎麼樣才算是「夠用」？又要學到什麼程度才能算是「好」呢？就以我自己為例，已經是中文系的博士和教授了，語言能力應該毋庸置疑，但我卻依然經常感到腸枯思竭，找不到一個恰當的字眼和方式，足以準確地去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或是感覺，有時偷懶，甚至就以「無以名之」幾個字草草帶過敷衍了事。更不要說當前的許多大學生，已經是文科專業了，卻連中文的表達都還是大有問題。

至於你文中所一再強調的語言核心目的，也就是培養批判和思考的能力，以及想像與創新的能力，更是我迄今都還一直在潛心摸索的課題。所以語言的學習哪裡會有盡頭呢？就好比知識的探索也是如此，哪裡會有「夠用」和「夠好」的時刻？這就像是一趟窮極一生的大旅行，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一山之外，又將會是一山新的風景。

我猜想一般人所謂的「夠用」，應該指的是日常生活之中的實用，那麼小學的語文程度或許就已足矣，但這果真是我們理想之中所要建構的社會和人生嗎？每個人的語言能力就像是小孩子一般淺白和幼稚，卻又沒有小孩子的天真，那將會變成什麼模樣呢？恐怕在台灣，這也已經不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了，而是早就在我們的四周逐步地發生——每天只要一打開電視機，錯誤百出又粗俗鄙陋的語言，早就如洪水一般氾濫開來，不僅淹沒了我們的耳朵，也窒息了我們的靈魂，而在不知不覺中陷入到一種集體的理盲和弱智。

因此我非常同意你所說的：「語言就像是捕魚的魚網一樣，孔愈小捕到的魚愈多。」我也相信人類雖然可以學習多種語言，但是卻只能用一種自己最嫻熟的語言來進行思考，那就是我們從嬰兒呱呱墜地之始，便從哺育自己的母親身上，乃至於從身邊之人所日積月累而習得的母語，以及本國語言。而假定我們無法精熟地運用這一套語言系統的話，又要如何在腦海中孳生出一座蘊含了豐富的可能性，因此生機滿滿而創意勃發的歧路花園？

對於一個從事創意工作的

人而言，

母語的土壤實在太重要了

我也經常遇到別人問我：「妳的英文好嗎？」我卻支吾了許久，難以回答。因為要怎麼樣才能算是「好」呢？我的語言天分當然遠遠不如你，但客觀來說，英文也算是尚可。我在國一開始學英文時，非常幸運遇到了一位極好的老師，為我打下扎實的音標和文法基礎，然而這樣的良師有如鳳毛麟角，在人的一生當中真是可遇而不可求，又有幾個人能有我的運氣呢？

我在求學的過程中又一路讀的多是明星學校，學習資源自然較一般人來得充足，而且課後我還特別去南陽街的賴世雄、劉毅等名師補習班加強英文，就在名師、名校加上補習班，乃至於自己每天努力不懈地背單字、片語，投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之後，我總以為自己的英文雖然不敢說是出類拔萃，也絕對不差，果然不論是高中或大學聯考的英文成績都達高標以上。

即使如此，我曾經在讀碩士班三年級時，於指導教授的安排之下赴美一年，到華盛頓州邊境的惠特曼學院（Whitman College）擔任教學助理。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採取精緻的小班上課，全校僅有一千個學生，沒有任何一個台灣人，因此我每天一開口就得說英文，日常生活還算應付得來，也就是達到所謂「夠用」的程度，但是上課的口頭報告和沒完沒了的小論文作業，卻是徹底擊垮了我，我彷彿一再被外國老師和同學逼問：妳到底想說什麼？

你也一定無法猜到，我在惠特曼學院最大的困境居然是發生在繪畫課上。繪畫老師規定我們每周都要交出兩張畫作，上課時不僅要說明自己的創作理念，回應其他同學的提問，更必須對別人的畫作提出品評。我這才發現當沒有理論和教科書可以依循之時，自己居然完全無法用英文來思考，尤其是要針對一幅我從未見過的同學作品，提出我個人創見的時刻。

我也才恍然大悟原來對於一個從事創意工作的人而言，母語的土壤實在太重要了。於是我本來計畫要留在美國繼續攻讀博士，卻在頓時之間改弦易轍，下定決心，非得要回到台灣不可。我從小到大已為英文下足了苦工，但如果連我這樣，都還只能達到日常生活中「夠用」的程度，而無法以此進行創造性的思考，那麼又有多少人果真可以達到雙語並用的境界？

我談的雖然是個人的經驗，但放到整個社會集體之中又何嘗不是如此？若沒有一套邏輯嚴謹而深刻的本國語言，我們又何以思考創新，而不再受到教條或是意識形態的綑綁？又何以能夠召喚內心深處最細緻的感性，進而對周遭的人產生愛與同理心呢？

作者簡介

廖咸浩

詩人、散文家、民歌手。史丹福大學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現任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文系特聘教授，中華民國筆會會長。曾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等。著有《愛與解構》、《美麗新世紀》、《紅樓夢的補天之恨》、《迷蝶》等書。

郝譽翔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熱愛旅行、潛水和帆船，曾獲金鼎獎、開卷好書獎、時報文學獎等，著有小說《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逆旅》，散文《城北舊事》、《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等。